徐群

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最初几个年头，这座江南小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域。一条街从老城东门的太平桥至下水门，沿城墙根，一半有店一半没有，叫做半爿街。城墙内称里半爿街，城墙外叫外半爿街。里半爿街旧有碗店、照相馆、酱园店、南货店、剃头店等十几家店铺。外半爿街，由于临江之便利，有一家豆腐店，一家肉店，还有一个终日市声嘈杂的菜市场。许多年后，那段明代就有的城墙拆除了，只留下叫“中水门”的城楼孤寂地站在那里，淡看春去秋来。那些旧时的店铺也不见了踪迹，但街名却延用下来，在我迄今并不太长的人生旅程里，有关这条街的记忆恍恍惚惚，我记得它缓慢前行的样子，就像是一截截断残的画片，胡乱地粘贴在我的脑海里。

一

靠近下水门原来有爿碗店，专卖碗盘、缸甏、坛坛罐罐。碗店门口有个补碗的摊子，补碗摊子其实就是一个梯形的柜子，柜子的抽屉里放着各种补碗工具。我不晓得补碗师傅的名字叫啥，因为大家不叫他名字，都喊他“小老俵”或“补碗师傅”，只知道他江西人，三十来岁，瘦高个，皮肤有点白净，他穿的虽然是粗布衣裤，但总是洗得干干净净，完全不像手艺人的样子，倒像个教书匠。

补碗的行头很简单：小牵钻、小锤子、小錾子、形态各异的铜钉......在我的少年时光，温饱是件重要的事，瓷碗作为食物盛器，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谁家不小心摔破了饭碗，是舍不得扔掉的，因为修修补补总比买新的要便宜些。补碗师傅的技术也了得，小到酒盏，大到斗缸，只要不是摔得“八末粉碎”，补碗师傅都有本事使其“复原”如初的。

我家有只年份蛮长的碎隙碗（冰裂纹碗）摔成了几瓣，去补碗师傅那里修补，我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看补碗的每一个动作，直到看完修补的全过程。补碗师傅细心地将碎片对上茬口拼成整碗，接着用破布条固定，然后在接缝处“嗞咕嗞咕”地钻小孔眼，钉上铜钉，最后裂缝处抹上釉泥，一只破碗便重圆了。盛水，滴水不漏。这个过程在我看来有着太多不解的奥秘，于是对这种手艺有了浓厚的兴趣。

补碗师傅的另一样手艺便是在碗盘上凿字。那时人们买了新碗后，都忘不了请师傅在碗底凿上主人家的姓氏或名字，凿字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留个记号，以便日后辨认区分。过去普通人家的碗盘数量有限，过年过节或操办红白喜事，隔壁邻居借碗借盘是常有的事，有了记号就不会弄错了。

补碗师傅左手拿一支磨得尖尖的，极锋利的钢錾子，右手握把小锤子，在碗底一下一下地轻敲轻移，“叮叮当当”的工夫，麻麻点点的虚线字就凿好了，字虽然不咋地，但一目了然。每当到了农历年底，添碗加盘便成了家家户户必做的功课，碗店里外也开始热闹了，买新碗的，补破碗的，买好碗后等着凿字的，生意好得忙都忙不过来。

干活时，补碗师傅总是沉默的，他低着头不停地敲打，很少和人聊天，一旦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对待工作细致入微的认真劲很讨人们的喜欢，大家都放心把活交给他做。不干活的时候，补碗师傅也不像别人那样抽烟喝酒消磨时间，而是静静地坐着看会书，或者找张废报纸练练字。一个补碗的，咋这么喜欢看书写字呢？我对他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

那时候，我放学之后，总爱到街上玩，一来二去跟街上的手艺人都熟悉了。有次，我见到补碗师傅正在看一本旧书时，就央求他给我讲讲书里的故事，补碗师傅爽气地答应了。随后他微闭眼睛，绘声绘色地给我讲了一段《说岳全传》，一颗少年的心已被一个精忠报国的岳飞感染得如痴如醉，一天不听故事，就会觉得这天过得有点乏味。

补碗师傅在我们这里，除了几个老乡没有什么亲戚，他忙着干活赚钱，一年到头也不回家。有一年正月，他从江西老家回来，带来了他的老婆，那是个黝黑强壮的女人，看起来很能干，听人说，老家田地的农活及家务活，全由她一个人操持。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女孩，女孩长得眉清目秀的，和補碗师傅像极了，简直像一个模子印版印出的。补碗师傅的老婆带来好些冻米糕、麦芽糖之类的土货，那几天，补碗师傅不干活也不看书，有些兴奋地陪着老婆女儿，把老家带来的那些好吃的一家一家地送人，说：“这个是江西带来的，尝尝吧。”过了没几天，他老婆就带着女儿回去了，说是放心不下田里的稻子及家里的鸡鸭。

正月还没过完，补碗师傅突然收到了一封加急电报，便急匆匆赶往老家去了。几天后他又回来了，只见他头发蓬乱，一脸憔悴，好像是换了个人似的。有人从他老乡那里打听到的消息，原来他女人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在一旁玩耍的女儿，不小心掉水渠里淹死了。经历了失女之痛的补碗师傅愈加沉默了，有时一整天也不说一句话，干活也不像以前那样干净利索了，更多的时候，他会停下工作，目光呆滞地望着天空。这样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有天午后，我上学路过碗店，发觉补碗师傅正在一件件收拾工具，有人问起原因，听他说，不干了，回家种地去。听说补碗师傅要走，我满脸沮丧地问他什么时候再来，因为那部《杨家将演义》他才刚刚讲了一小半。临走的时候，补碗师傅送我三册翻得有点皱角的《杨家将演义》，然后对我说，一定要好好念书，识字多了，小说什么的自己都可以看的。补碗师傅去哪了？他从我的生活中走出之后，就再没有了音信。

二

中水门城门口的南货店，店号“孙三房”。前面二层楼房，黑瓦、马头墙，木板壁暗不溜秋，一看就经了好多年风雨。楼下店铺，楼上仓库，后面是几间小平屋，放些杂物什么的。我父亲曾告诉我说，他小时候曾去店里买过咸鳓鲞、明府干（墨鱼干）。每当夜色降临，店里就开始上排门板，将窄窄的门板嵌入门框上下的木轨槽，一块必须紧挨着一块，哪一块位置错了，门就关不上了。一块块门板依次上好后，架上一根长长的门闩，一天的生意便告结束。第二天早起开门，第一件事就是一块一块地卸木板，卸下所有门板，整个店堂就一览无余了。

店铺里有白鲞、虾皮、海带、鲨鱼干等干货的海腥味，也有荔枝、桂圆、红枣、黑枣、柿饼等果品干果的甜香味，还有京枣、豆酥糖、橘红糕等茶食的诱人气味。

果品糕点都是散装的，没有精美礼盒包装。买去自吃的人家也极少，多数是办喜事或过年过节送礼用。送礼的果品是草纸包成的礼包，这个手工包装果品的过程，人们称“作包”。孙三房的店员练就了一手作包的绝活，会作不同的礼包。“斧头包”“红斗包”，是南货店里最常见的两种礼包。“斧头包”一头薄一头厚，其外形与劈柴的斧头有些相似，“红斗包”上大下小，两侧对称的倒梯形状，很像农家盛米的量斗。包头上覆的一张色彩鲜艳的装饰纸叫作“招头纸”，招头纸上印有“南北果品、四时糕食”字样，还印有商家字号、地址等内容，有点广而告之的意思。

这里的旧俗，订婚当日，除了聘金之外，男方还要送给女方以红枣、莲子、冰糖、荔枝、桂圆、核桃等十个果品礼包，取十全十美的彩头;结婚前夕，邀请长辈吃喜酒时，也要随送几个礼包以示敬意，正月里走亲访友也少不了带上几个果包。

此刻，我站在一旁，安静地看着孙三房的一个中年男店员作包。他称好果品，倾倒在摊开的粗草纸上，对角拎起折下，然后坐实，用手掌一切，封口，三弄两弄就弄好了一个有棱有角的包头，放张招头纸，最后利索地扯根纸绳捆扎。店里捆扎货品用的是纸捻成的细纸绳，绕成一个圆球悬于柜台上方，可以自由转动，用时只要轻轻一拉一扯，简捷方便。

据街上老人说，孙三房原来的男主人，土改时作为工商地主被镇压了。女主人后来虽然嫁给了店里的一个老伙计，但她仍不免要成为各种运动的对象。我对这个孙老太太并不陌生，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是我父亲最要好的同学，后来他做了我的化学老师。孙老师自学成才，他是县城里化学教得最好的一个老师，不过因为有个“黑五类”的家庭出身转不了正，一直是个民办教师。

跟着大人去孙三房买东西，有时我会遇见孙老师，以及那个小心翼翼做事的孙老太太，这个老女人梳老式的发髻，习惯低着头，颠着一对小脚。彼时，孙老师好像仍单身未婚，与他母亲一起住在店后面原来堆放杂物的两间矮平屋里。

年关将近，孙三房会提前准备一些礼包卖，作好的包头满满的堆在竹匾上，招头纸红红绿绿，一派喜庆繁荣的景象。

那时候我们家对客人送来的礼包，是舍不得自吃的，有的要转送，有的要存着备日后急用。记得阴历的年边，不知哪个亲戚送来一只荔枝包，母亲把它藏到了顶箱橱里面，我们姐弟几个发现秘密后，便趁大人们不在，轮番抠开包头偷吃几颗，又若无其事放回原处，没几日那只鼓囊囊的荔枝包就成了个瘪纸包。那日，母亲取出荔枝包准备送人时，发觉草纸包瘪塌塌的，里面的荔枝已所剩无几，不免大吃一惊！姐弟几个开始暗暗担心一场“暴风骤雨”的降临，或是顾及食物贫乏的家境，或是另有其他的原因，结果父母亲竟也没有追究下去。

三

照相馆临街的玻璃橱窗里，摆满大大小小装有照片的镜框，有人物肖像、双人照，也有全家福、集体合影。

进门一个柜台，柜台里有店员负责售卖胶卷、开票、取相片。旁边还有个暗房，不时看见有照片从里面洗印出来。

在柜台排队、交钱、拿票，才能上楼去照相。顺着屋角“照相由此上楼”几个字的指引，前往楼上拍照的地方。去二楼的木楼梯常年墨黑铁塔的，没窗户也没电灯，要扶着栏杆摸索向前。那楼梯年头也有点长了，脚踩在木楼板上“吱嘎吱嘎”乱响。过了扶梯转角，楼上的一切豁然开朗：一架立式木箱相机，上面覆块外黑里红的盖布，外拖个鱼泡泡一样的橡胶球;几盏高杆的聚光灯、侧光灯，像抗战片里鬼子炮楼上的探照灯似的亮着耀眼的光;几块绘有“三潭印月”“北京天坛”风景的画板，以及一些专供儿童拍照的木马、座车之类的小道具。

那时，照相并不像现在一样繁琐考究，换身干净衣服，或站或坐在背景画板前，在照相师傅的指点下，端端正正摆个架势就拍完了。稍微讲究一点，最多手里拿本杂志或捧束塑料花什么的装装样子罢了。

拍出的都是些黑白照。当然也有人要求师傅给“彩照”的，说白了不过是相片冲洗出来后，在脸颊、嘴唇加了一些红色点缀。

照完相的人便会有一种惦记，希望早点看到自己的照片，因为并不是“立等可取”的，照相师傅会交给你一个小纸袋，纸袋上写着取件日期，到时拿纸袋去取相片。由于集中冲洗，所以照片最快也得一个礼拜才能拿到手。

那个年代，照相算得上是件奢侈且隆重的事，但凡值得庆贺的时候，如生日、毕业、工作、结婚、入伍、团聚等等，人们都爱拍照留个念想。而那时的我，却讨厌去照相馆。除了不上镜的原因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不喜欢被四面八方又热又刺眼的聚光灯照着。尤其不喜欢被面前一大堆站着的人围观，这些人一动不动地看着你照相，切切察察地指指点点。照相师傅还不时地纠正一下你的姿势：靠拢一点，自然一点。我对照相馆的感觉：灯光灼热，人声嘈杂。所以每次照相，仿佛是在拍一集电影，几分钟下来就满头细密的汗水。

邻居中有位照相馆上班的拍照师傅，姓骆，大家都叫他“骆先生”。因为骆先生的关系，所以我们拍的照片一般两三天就能取到。预先约好的话，骆先生也会提前上班或推迟下班时间，帮左邻右舍赶拍几张，那样就省去许多排队等候的麻烦，也少了众人围看的不适感。

去照相馆拍照的事，尽管过去了三四十年，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似乎每张照片都有它背后的故事。姐弟仨的合影，是我读四年级那年的“六一”前照的。照片中小弟的那双塑料凉鞋，是母亲走了十多里路，从一个亲戚家借来的;我穿军装的那张，照片中的我神情严肃，高昂着头，一眼就可以看出我那身军装又长又大。那次，回家探亲的同学邀我去照相馆拍照，我羡慕他的绿军装，所以他借了一件让我也穿上，我同学高大魁梧，瘦骨如柴的我，穿上他的军服活像个娃娃兵，两个人坐在老式的照相机前，外人看起来一定很好笑。骆先生将我们挪排好后，便将脑袋钻到布罩里面，前后左右推动机器对焦，然后他举起了右手，手里攥着一个红色的橡胶球儿，大声对我们说，往这里看，笑一笑，别眨眼！一二三，好！骆先生用力握了一下橡胶球，咕唧一声，照相总算完成了。

骆先生习惯戴一副眼镜腿上绑了根绳子的老式眼镜，不工作时他总爱把眼镜推到额头之上，当时觉得这样子很怪很滑稽的。骆先生的老婆人们叫她骆师母，那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女人。她的肚皮同她的嘴皮子一样，吞吐的频率相当高，几乎每隔一两年，就会从隔壁传来骆师母生产时杀猪般的叫喊声。我读小学那年，骆先生已有大大小小五个女儿了，可我发现，骆师母的肚皮又隆起来了。每当分娩时，骆师母总是歇斯底里地大骂其男人，什么脏话丑话都骂出来。可是，駱师母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一劈腿一个，一劈腿又一个，一连生了七个女儿。骆先生凭借他的拍照手艺，养活了一家九口人。后来骆先生退休了，几个女儿也都有了事业，最小的女儿七妹开了家摄影工作室，她拍的好多照片，都上了知名的摄影杂志。我原以为照相与摄影是一回事，七妹告诉我，照相属于大众的，而摄影更多的是艺术。

四

酱园店里老是飘荡着酱香味。当时除了供应酱油、黄酒、米醋之外，更有特色的是酱菜。盛满各种酱菜的大陶盆，堆得尖尖的如同小山似的在面街的柜台上一字排开，酱瓜、醋大蒜、榨菜、大头菜、什锦菜......所有这些那时都是我们饭桌上的常备小菜。“双夏”前夕，农村人也要买点回去，忙时可对付着下饭。

酱菜中的什锦菜由各色萝卜丝、生姜片、辣椒，还有小钉螺状的螺蛳菜组合而成。螺蛳菜，又叫宝塔菜，它的形状像一层层叠加起来，向上生长的小小宝塔，咬一口脆爽味美，我们几个孩子经常抢着吃。现在才知道它学名叫甘露子，生长在湿润低洼处，竟然还是一味中草药，真是不可貌相。

腐乳盛在矮矮的大口甏中，二分钱一块。腐乳外面那层青青黏黏的皮子，细腻滑韧，吃一口泡饭蘸一点腐乳，啧啧，过瘾。

黄酒贮在老酒坛中，坛口用黄泥封头。过去我们都是提着空酒瓶去酱园店买酒的，店里打酒的用具叫作“酒吊”，铝制的圆筒上有个细长的柄，通常一吊半斤，一斤两吊。去买酒时，最幸运的是刚好碰到“开坛”的辰光。一个中年店员小心敲松酒坛泥封，拿掉，揭去里面的荷叶，霎时一股淡淡的酒香扑鼻而来。用酒吊“扑通”一声沉入坛中，稳稳提起，对准套在瓶口的漏斗微微倾倒，色泽橙黄、清澈透明的液体便沿漏斗徐徐流进瓶子，滴酒不漏。一提一倾间，空气中充满了浓郁醇厚，略带甘甜的酒味。

除了这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另外还有两个店员，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后生，亮亮的前额上，掩盖了几根稀稀疏疏的长头发，戴一副比瓶底还厚的老式近视眼镜，人们都管他叫“一把抓”，除了头发稀少的意思，他手抓酱菜也特别准，你要买多少，他只需轻轻一抓，分量八九不离十，基本不用拿秤再称了。还有一个女的，脸白白的，鼻子两翼长满细密的雀斑，街上人叫她“小铁梅”，据说她早年扮演过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看过的人都说演得特别像。她平时爱唱戏，常常一边干活一边伊呀呀地唱上几句，她唱起戏来字正腔圆。我捧一只搪瓷盆去酱园店买腐乳，看着“小铁梅”用长筷子小心夹起一块腐乳，放进我的盆子里，然后用只大调羹，翘着兰花指舀出一点汤汁，淋在腐乳之上。去的次数多了，便认识了，每次舀腐乳汁时她会多给一点点，觉得蛮开心。

表面看起来，“小铁梅”唱唱戏，翘翘兰花指，很风光，其实不然。听人背后议论，她的男人是个与她年龄相差很大的老头子。那老头虽说是个干部，但动不动就打老婆，打人的理由是认为老婆背着他“偷人”，不过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她“偷”的人是谁。老头常常在夜里打，打得很凶，用皮带抽，隔壁家都能听见。这个“小铁梅”也很倔强，不哭，不喊，一声不吭。后来听说“小铁梅”终于受不了她男人的折磨，便与老头子分了手。最后“小铁梅”怎么与“一把抓”走到一起的，我不太清楚。当时我还未到懂男女之事的年龄。好象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一把抓”就不在酱园店了，他在车站的广场边，摆了个租书摊，也不吆喝，就这么静静地坐在摊边守着。

“小铁梅”白天一般不来书摊，只有给“一把抓”送晚饭时才露个面。我看见俩人边说边笑地吃着饭，吃罢，“一把抓”拿出一把二胡呀呀地拉起来，这时有人建议“小铁梅”唱一出，于是，“小铁梅”大大方方站起身来，在“一把抓”的伴奏下，唱了一段又一段。戏唱到动情时，围着的众人都跟着拍手叫好。

五

剃头店是这条街上最热闹的地方，这里人把理发叫剃头。从早到晚，店堂里总是熙熙攘攘。一百多年过去了，剃头店尽管有些苍老，但仍倔强地生存着。剃头店并不大，也就三十来个平方米，门前竖个旋转的黑白条纹柱。西南角有个专门烧开水的小屋子，十几把竹壳热水瓶排列着，几只煤球炉子一刻不停地烧着开水，旁边一堆黑乎乎的煤球，还有一口盛满清水，小半埋进地里的七石缸。烧水的小屋子时常弥漫着白雾似的水蒸汽，散发出一股浓烈的煤气味。

剃头椅是那种老式铁制座椅，椅子下面有个圆形铁盘，可在原地作360度的旋转。不知哪个机关触动一下，刮胡子时椅背便可以放倒，人就能躺下来由剃头师傅操作。

椅前的墙上挂扇红木框的镜子，边缘生满锈迹，镜下有只木柜子，抽屉里放些剃头工具：手推剪、剪刀、梳子等。镜旁挂着一条尺把长，二寸宽油光可鉴的鐾刀布。没有洗发液、护发素之类的东西，洗头用的不外乎“西湖”或“凤凰”牌的碱肥皂。

洗头槽紧邻着烧水的小屋，充作水箱的是一只高搁的小水缸，缸下部安只黄铜水咀。洗头前，剃头师傅会将开水和冷水互掺着倒入缸里，然后调试好水温。

店里的剃头师傅有好几个，现在大多印象模糊了，只有一位姓葛的师傅还记忆深刻。葛师傅身穿白大褂，爱戴一副天蓝色的袖套，头发向后飞翘，梳得一丝不苟，看上去清清爽爽。他待客和气热情，连我们这些孩子也一点不怠慢，不像店里其他师傅，对孩子总是板着脸孔，剃头辰光要么让你一动不能动，一块围布把你脖子箍得很紧;要么生硬地把你的头搬来搬去，弄得很难受。葛师傅会边剃头边同剃头的人闲聊，讲些市井趣闻或小故事。我曾从他那里听过一个有关剃头的笑话：有一个小徒弟拜师学剃头，师父让他先在冬瓜上练习运刀手法。小徒弟平时除了苦练手艺，还得听从师父、师娘的使唤干杂活，经常是一听到叫唤，小徒弟就将剃刀往冬瓜上一插，便忙活去了。时间一长，竟成了习惯手势。一年后，小徒弟正式给人剃头，一日正忙时，师娘又叫他做什么了，小徒弟边答应边顺手将剃刀插到了客人头上……这当然只是个笑话，但那时的我听起来却信以为真。因此每次去剃头必认牢葛师傅不可，生怕万一碰上了故事中的那个小徒弟。

葛师傅招呼客人入座时，会取下搭在肩胛上的白毛巾，轻轻掸干净椅座上残存的碎头发。客人坐定后，他会很响地甩动一下围布，顺势不紧不松地围上你的脖子，随后拿起推剪，往里滴几滴机油，在耳边试听一下声音是否正常，剃头的序曲才告完成。葛师傅剃一个头至少要半个来钟头，一根碎发都不会留下，他对他从事的“头顶大事”，绝对专注與投入。

葛师傅给大人们修面、刮胡子也一样细致入心。有点烫的毛巾捂在鼻子以下，几分钟后取掉，蘸满肥皂沫的一个小圆刷，在两腮、嘴唇上、下巴四周仔细地涂刷一遍，然后从上衣口袋掏出一把牛角柄的刮刀，在鐾刀布上“嗖嗖嗖”反复打磨数个来回，用手轻轻试摸下刀刃，直到手感“吹毛断发”般锋利，他才开始运刀。

葛师傅把刮刀夹在右手，用左手拇指和食指微微撑开待刮的皮肤，从额头、眼皮、鼻梁、唇上、下巴、耳廓一寸寸缓缓地游移，胡子、汗毛连同脸上的陈年油垢，很快便一扫而光了。拧一条热烘烘的毛巾净面，再抹一些雪花膏润肤，最后脸部、肩膀做下按摩，修面、刮胡子才算结束。当葛师傅在客人的肩膀一拍，躺在椅子上的人便知道刮好了，于是慢慢睁开眼晴。剃过头的人像脱胎换骨了一样，有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葛师傅剃头手艺不错，可身体那部位却有点不灵光，听人家私下里谈论，葛师傅不能生育，所以娶了个农村户口的“二婚头”，那女人脸黄黄的，穿着和街上这个年龄的女人也不一样，带过来一男孩，瘦小又胆怯，鼻孔下经常拖着一条黄色的鼻涕。葛师傅对这个“拖油瓶”儿子真是溺爱，从来不让他干一点活，一心想让他读书，争取吃商品粮。但儿子显然不是读书的料，初中没毕业就辍了學，葛师傅就让儿子跟他学剃头。儿子对这门手艺显然很不愿意，干活慢吞吞的，无精打采，葛师傅也不发火，由着他。儿子学了不到一个半月就不想学了，与街上的几个小混混搞在一起，不久因流氓罪被派出所抓了进去，葛师傅的女人一时受不了刺激，整天哭泣，好几天水米不进。街上有人就说，老葛那女人命浅，最怕是想不开走绝路。没想到这一天很快应验了。那天早上，剃头店门前围满了人，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跟着围了过去，从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我终于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原来葛师傅的女人上吊自杀了。这一事件在我懵懂的记忆里一直留存到现在。

大前年，我在街心公园看到了葛师傅，几十年不见，他的头发全白了，走路也一瘸一拐的。后来，我才知道，葛师傅因脑血管堵塞差点没了命，留下了中风后遗症。尽管药费单位也能报销个百分之六七十的，但他舍不得花钱去医院看病，就在小药店随便买些便宜的药物维持维持。他告诉别人说，要攒些钱，等儿子出狱了给他娶媳妇成家。去年春天，葛师傅又摔了一跤，从此便卧床不起。据说，最后的日子，全靠邻居们送吃送喝、端屎端尿照应，临终前他还想着那“拖油瓶”儿子刑满出来为他养老呢！

偶尔，我经过老城区，走过这条有名无实的半爿街，残存的中水门城楼仿佛是一位历经磨难的老人，在一切狂澜和暗流的面前，显得无比沉静、无比淡定。昔日的景物在我脑子里一一重现，我想象着一条街的兴起、荣耀与最后消失，分明听到了谁在这里发出的一声略带痛楚的叹息。当历史的潮音带着现代的气息扑向我们时，我的心情渐渐趋于平静，任何诞生和消亡都是历史的必然，我们不必为失去的一切而痛苦，也不必为逝去的生命而嗟叹，就像身边那条缓缓流过的浣纱江一样，收敛了曾经的汹涌，索性耐下了性子，似乎要看一看两岸的芸芸众生哪个是最后的过客。

我像背着行囊返乡的游子一般，从褪尽颜色的老街疲惫地走过，然后开始又一次远行。时光好不经用，幸好一路能被想起来的皆是美好。蓦然回首，我远远地瞥见了时光的背影，我把这背影牢牢地牵系于我的内心，让自己的心灵拥有一份永恒的温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