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爽

我又梦见了父亲。不过这一次，在梦里我是他。在梦里过另一种人生并不是难事。我变成过忍者，在连绵起伏的屋脊上俯身跳跃。也梦见变成女人，与其他男人或女人在梦里暧昧甚至亲热。甚至变成动物，有狗、牛、鹦鹉和壁虎，在梦里爬行、摇尾、用被修剪过的舌头发音。这些我都能自圆其说。比如，我整天玩电子游戏，又看古龙小说，才会变成决战紫禁城之巅的忍者。我喜欢班里的女同学又迟迟不敢表白，才在梦里变成了她的朋友，两人躺在一张床上时我终究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本能。至于動物，也可以解释为漫画里兽人、半兽人和会说话的动物的延伸。这些梦的内容本身就是意义，是醒着时的我印象和意识的堆积，所以也不需要解释。就算梦完整得像一个故事，像平行世界里我的一段经历，我也不会把它看作预兆和象征，顶多醒来后反刍般回顾一下，然后大脑就会自动把这些意识的碎片扫空、归档。

跟父亲有关的梦却不是这样。起初，我在梦里守规矩，只配合梦里的那个父亲完成他的动作。他提出要去一个什么地方，或者要我去做什么时，我都按他的意思办。最多我要求他跟我一起去。这样的话，在梦里我就能延长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他就不会像梦里其他模糊的人一样一闪而过。所谓模糊是，我清楚地知道对方是谁，但并不能像醒着时那么立体地感知对方的存在。似乎对方只是一个投影，或者我的五感被遮蔽了大半，没法全息摄取对方的一切。

每个晚上入睡前，会不会做梦、会梦见什么都是无法预知的，父亲何时进入我的梦里自然也没有预告。但随着我对梦里的他日渐熟悉，每当梦境降临，未完全失去控制的我的意识总提醒自己——抓住它。

这个阶段里，梦运行一会儿后，梦里的我和我本身，会同时意识到这是梦。而我已不想绝对地顺从。不是顺从于梦里的父亲，而是这里面或这之上，自始至终存在的某种能量。

我的意识挣扎越顽强，越能确认它的边界。是的，在梦与梦之间，在印象、想象和意识看似孤岛般漂浮着的板块之间，有无数条精密的链条擦出金属的合音，也有这之外隐形的边界。我的意识与它交锋，尝试反抗和搏斗，但当意识的能量或成就超出一定范围时，我的身体会被唤醒。

醒来即意味着梦的结束，也就是我被踢出了那个世界。它觉察了我的企图，像拖动一个文件夹一样把我放进别的磁盘分区。

于是我试着不要用力过猛，比方说，在即将醒来的边缘，我慢慢松开试图抓住它的冲动，试着再次顺服或至少伪装驯服，任由自己在意识海里下坠。这种态度或者说行为会被它接收，很多时候，我可接续梦境，绵延那不知终点的旅程。

那段时间，我研究有纪录留下的自体实验者。或许由于现代以来自然科学作为一种思想模式的影响甚嚣尘上，我能轻易找到的资料里，这些疯子、先知、狂人或祭司多半是科学家。他们割开自己的皮肤，主动感染未知的病菌;或者把恶病患者的“坏血”注射进自己的静脉。也有把自己暴露于辐射物之中，或者吞下吸血虫。

与其说他们在用自己的身体冒险，不如说这是一场狂妄的搏斗。他们往往天资过人，早早摸索出一套规律与法则。但如同天才的棋手在放下一颗棋子之前，心中已演练了无数次棋路仍跳不出棋盘格恒定的格局，他们的挑衅也预设了法则的完整和暗藏的缺失环节。缺失就可以补全，隐匿就能够显影，科学家跟同一个对手博弈。

了解这些，对我有用，也没用。梦是领地，更是酵母，也可视作炼金的要素。虽然古希腊人在神庙里孵梦时，手术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但进入神庙接受梦的安慰和启示仍不可被手术代替。

随着我对梦的训练和控制越来越深，我开始愈加清晰地看见意识和身体连接的边界。而我手中的砝码，除了年轻的躯体、与父亲共有的记忆之外，还有可靠的大脑。

我不再喝咖啡和茶，每天去山林里徒步四十分钟，我申请去药房工作。换工作意味着每天不再是坐在办公室里看诊，而是读取处方、来回走动、配比药剂。跟上手术台时的眼、手、脑的配合不同，在药房我感觉不到损伤，感觉不到手和器具进入病人身体时，病人器官和血液传递的触感和温度。我的身体和精神不用再承担对病人身体负责的直接压力。

慢慢地，早晨醒来时，我能感受到绝对的清醒——头脑和身体的摆针叠合归零，等待我的指示。而我要做的是若无其事地等待，等待梦境再度降临。

那天下午快下班时，电脑传来一张加急处方。我刚取出苯妥英钠注射液，窗口的紧急铃已被按响，取药的护士已就位。药拿走后，我盯着电脑屏幕看了一会儿。这是张一模一样的处方。父亲颅脑损伤后曾引发癫痫，处方上也是苯妥英钠。癫痫发作往往毫无预兆，他的半边身子猛地抽搐起来，像失控的玩偶。父亲睁着眼，看得出在努力克制，但无济于事，他只能任由肌肉过度收缩、体温升高，与此同步发生的是大脑缺氧和电流紊乱，而癫痫就会越剧烈。药剂注射进父亲静脉后、直至抽搐平息之前，父亲的眼神像哀伤待宰的兽。偶尔会有一两滴泪从他眼角滑落，他的意识和情感仍留有尊严的余地。最好的时候，我和母亲一人拉住他一只手，而他的手指已僵直蜷缩。更多的时候，也就是父亲漫长的康复期里，我只能透过手机屏幕跟那头的母亲连线，母亲总是把镜头杵得太近，父亲的脸卡通式地变形。

我望向药房窗外高大的桉树群。医院建在平缓的山丘之上，与公路隔绝开，此时国内是冬天。而在这里，南半球的夏日阳光正炽。从医院所在的山丘开车下去不远就能望见海。消波块堆积出几何形状的海岸线，人以此防卫自然的喜怒无常。我闭上眼，设想苯妥英钠从静脉进入身体，体内的躁动被阻断，我像父亲一般安睡过去，脑电波复归平滑的曲线。

抓住它。它——知道这些吗？

当晚，我再次梦见了父亲。不过这一次，在梦里我是他。最开始，我以为跟往常一样，我只是梦的参与者，从梦的拼图里分取属于我的份额。但从峡谷升起来的雾阻断前路，我无意识地踩刹车，而车戛然停在断崖边时，我明白了我的位置。

我接管了父亲的身体，接通了他的意识。我不再是David Tao，不再是神经外科医生，不再是全然的我。我成为陶勇，一个在峡谷边生活的年轻人，一个司机，一个新与旧的意识体。

而跟在梦里延续使用我自己身体的感觉不同，进入父亲的身体，我似乎同时在两条车道上驾驶。车道A让我用父亲的眼睛往外看，车道B让我与其脱离，悬于空中。与这种多重的共时存在相比，这个时空本身并不让我恐惧，因为在此之前，父亲已经跟我讲过太多次了。

峡谷边多雾。车在七拐八弯的盘山公路上蛇形，越靠近峡谷，雾越浓。天还未亮，路上不见其他往来车辆，陶勇弓起背，看黑色路面一点点缩短。黑色即将消失时，当机立断就得左转。下山都是左转。跟陶勇一个车班的老陈，曾因漏掉最后一個左转弯，车头直冲撞上石墩，断了左手。隔着车窗，峡谷水流声仍盛大。及至谷底，水声震耳欲聋，陶勇有些恍惚，不知行进在哪个结界。陶勇将车拐下车道，想停在杂草丛生的黄泥地上歇口气。驶下水泥路面时，车胎被湿软的泥土吸住，像滑入巨型动物的腹部。

石墩下面即是悬崖。峡谷两壁对峙，山势陡峭。大坝建成前，两岸鸟啼猿啸，险滩湍流搅起如雷水声。如今大坝既已建成，昔日被唤作“雷公河”的河段似被驯服，除非雨季涨水泄洪，平常日子里，已不见波涛连天的凶险。人胆子慢慢大了，这才把路修到谷底，架桥，过桥后沿盘山公路爬至坡顶，从水电站进城也就用不了一个小时。像陶勇这样年轻力壮的司机，开四十来分钟，就能把来勘察的领导或技术人员平安送回城。

水雾如蛛网，陶勇比平常更用力地抽烟，吐出的烟雾在浓重的水雾中几乎凝滞。一口气抽掉三根烟后，陶勇拍打身上细微凝结的水珠，转身看见了道路尽头一辆黑色的小轿车。

引擎发动，轰一声之后，陶勇再次上路。车开得慢，跟黑色小轿车擦身而过时，隔着雾蒙蒙的窗玻璃，陶勇仍看见了车里的人。一个男人在驾驶座上，身子后仰。陶勇有时也会把车停在路边打个盹，这边路况差，山高得遮天蔽日，翻一座山少说也要一两小时。也有跑长途的卡车司机，管不住嘴喝了酒，在路边一盹就当过夜，还省了住客店的几十块钱。车轮压上桥面唰唰作响，带起桥面的积水。桥的尽头，一只白狗闪出，横穿而过。陶勇猛踩刹车，桥面震颤。想了几秒钟，陶勇驶下桥，掉头往那辆黑色小轿车而去。

陶勇拍打车窗，车内的男人没反应。拳头印在车窗留下的印子破开水雾，得以看清男人的脸。车门没锁，拉车门时太用力，陶勇身子歪了一下，险些跌进黄泥地里。陶勇伸出左手，靠近男人鼻子，触电般缩回手，转身走开。在医院守夜照顾病重的父亲时，陶勇有时也会把手靠近父亲的鼻子，父亲会猛地惊醒继而咒骂他。眼前这个男人显然不会了。

警察来得太慢。陶勇不知不觉抽完半包烟。太阳出来了，雾气慢慢散去，峡谷如平日般苍翠，险峻之美摄人心魂。警察问话，陶勇可讲的不多，直至警察翻着驾照问他，死者姓巫叫巫延光、是否认识时，陶勇想起了这个名字。陶勇看着已围蔽、尸体已搬走的黑色小轿车说，不认识。

陶勇赶回小车班时，王主任已经在等他了。陶勇把车钥匙放在桌面上。王主任说，明天你不用跑电站了，北京的专家由小刘去接。陶勇愣了一下说，我闲着也没事啊。王主任说，你赶回来有事？陶勇说，有场喜酒。王主任抬手看看表说，接亲怕是赶不上了。陶勇嬉笑着说，领导，没跟你打过招呼，我也不敢随便拿车出去用啊。王主任鼻腔里似有似无嗯了一声，过了一会儿又说，喝喜酒好，去去煞气，又拱卒子一般把车钥匙往陶勇方向移了一步，说，还是开去？陶勇连忙起身、摆手说，不用不用，背朝门口退去。王主任站起来，送他到门口，又递了根烟给陶勇。烟抽过一半，主任说，那个人是不是你同学？陶勇说，哪个人？主任说，峡谷边那个。陶勇说，主任，人家开桑塔纳的。主任说，你开的不是桑塔纳啊？陶勇说，主任，我是给公家开车，就是个出力气的，人家是自家车子，比不成。主任笑了，拍拍陶勇肩膀。

陶勇去吃喜酒。新郎已听说了上午的事，还跟陶勇开玩笑说，撞上这种事，去买彩票说不定要中大奖噢。陶勇揽着新郎，也就是他的朋友王小蛮说，彭坨坨呢，彭坨坨怎么还没来？小蛮叹气道，等会儿他来了你自己问他吧，这个彭坨坨，是不是脑壳真的少道拐？陶勇说，巫延光，峡谷边那个人是巫延光。小蛮说，听说是自杀？陶勇歪了歪嘴说，法医都没出结果，你消息怎么这么快？小蛮扬了扬下巴指指不远处坐着的一个男人说，今天过了那就是我姐夫了，公安局的。陶勇说，还有什么消息？小蛮压低声音说，他不是一个人，巫延光不是一个人。陶勇说，放屁，车里车外我都看了，有第二个人我跟你姓王。小蛮笑了，说，大坝边上有农民报警，说河边发现一个女的，死了。女的，多大年纪？身份有了么？陶勇问。小蛮又笑，说陶勇你搞刑侦啊？巫延光长什么样我都不记得了，就晓得他比我们高三届，但这个女的嘛，你肯定认识。陶勇顿了一下，说，不会吧。小蛮这下不笑了，只嗯了一声。

客来客往，小蛮被叫着往别处去了。陶勇站在迎宾处，从堆得满出来的花生果盘里拣一颗糖剥开吃了。等了一会儿，陶勇看见彭宥年跟在服务员背后进来了。新郎新娘双方父母都在迎宾，彭宥年却没上前去，三步两步走去侧边挂礼的台子面前，俯身掏钱。待他回身，陶勇堵住了去路。彭宥年讪讪笑着说，我有事，先走一步。陶勇不言语，夹着彭宥年胳膊就往新人面前去。陶勇把恭喜贺喜的好话又说了一遍后，死死揽住彭宥年的肩膀往婚宴大厅里去。彭宥年想在最靠近门口的一桌趁势坐下，只动了半边身子就被陶勇箍住，拽着他往靠近舞台的前方去。亲属主桌之外最近的一桌还空着。

两人坐下后，彭宥年自言自语道：“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幸福美满，白头偕老。”

“彭坨坨，我记得你是教生物的啊，怎么教起语文来了？”陶勇说。

“这是吉利话。我自己说还说不得啊？”

陶勇作势要扇自己耳光，“我啊，不就是嘴巴跑得快。抢了你的话啊？来，来，长点记性。”右手扇下去时，左手稳稳接住右手，啪一声作响，二人都笑了。

新郎王小蛮的姨妈来了，穿了件紫色的旗袍，正在把脖子上红色的丝巾往下拽。她不像要坐下，只是站着跟陶勇说话：“人一老啊，出点汗就喘不过气来，我这像什么样子？”陶勇半唱半念道：“啊啊啊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姨妈笑了，“你们小年轻，懂什么？”背挺得更直，丝巾在手上绕了几圈，转头对彭宥年说：“今天的菜好得很，小彭老师你多吃点。小彭老师，都说你上课上得很好。”彭宥年像是吓了一跳，连着摇头。姨妈走到陶勇和彭宥年之间，两只手一左一右搭在他俩肩上，略微压低声音道：“我十六岁那年就考上歌舞团，都是我爸，说我要敢去就打断我的腿。现在他老人家也不在了，留我在这里，别说专业了，连个舞伴都难找。小彭老师，趁年轻……”话还没说完，新郎的妈妈过来把她拉起来，姨妈不情不愿，但也被自己姐姐拖回主桌去了。

“她是不是知道了？”彭宥年问陶勇。

“你上课上得好，大家都知道啊。”陶勇说。

“我还是走吧。”

“你要是敢走，老子打断你的腿。”

“我头有点痛。”

“头痛，老子才头痛。马小芸死了，你晓不晓得？”

彭宥年嘴角抽动。

“跟巫延光两个一起，哪个先哪个后现在还不知道。你还别扭啥呢？这些人都搞出人命了，谁还管你那点破事？”

彭宥年掏出手机打电话。电话通了，接电话的是个男的，他说，我找马小芸。对方说，我是马小芸的哥哥，马小芸今天上午已经去世了。

挂了电话，彭宥年复述电话内容给陶勇听。陶勇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是我发现巫延光的。

像是被猛地拔掉梦的电源，我醒了。眼睛适应了房间里的黑暗后，我确认了仍在房间之中，门在左手边、窗户在右手边，墙上的地图在黑暗中仍看得出色彩。双手手指僵直，似乎紧张了很久。我试着让连头皮都绷紧了的身体放松下来，四肢下沉，陷入床垫之中。不久，我闻到了从窗户缝里灌进来的潮湿的海味。我还在珀斯。此时此刻，我还在珀斯。

我躺着不动，试图控制呼吸的节奏，让身体的频率不至于完全脱离梦的频率。然后我闭上眼，脑子里重复演练梦最后的片段。彭伯伯打电话，跟父亲说话，父亲伸手拍了拍彭伯伯的肩膀。但无论我怎么努力，以怎样的倍速重播这段梦的残片，我已无法再度进入梦里，直至完全清醒。

我坐起来，打开电脑，开始记录刚才的梦。其中多半是父亲说过的，也有父亲没说过的。比如，父亲回到小车班交钥匙，跟王主任的那段过手，就是某次我跟父亲一起时亲见的。只是父亲远没有我梦中这般灵活狡黠，递给王主任的烟也因对方迟迟不接而夹回自己耳后了。还有那场喜酒，记忆里，母亲抱着我也在席上。同桌的人边吃边说闲话，打趣彭伯伯的丑事，父亲嘴快多回了几句，差点与对方动起手来。小蛮叔叔和新娘子薛阿姨一起来敬酒时，彭伯伯已经有点喝多了，舌头囫囵着，说自己不是脑壳少道拐，他就是舍不得女儿，要能争取到女儿的抚养权，他什么都愿意。席间吵吵嚷嚷，没人听彭伯伯在说什么，母亲放下我，拽了拽彭伯伯的衣角，让他坐下了。

我把记忆里父亲说的部分标成蓝色，我自己添加的部分标成明黄色。文档变成蓝色和黄色色块的堆积，分属父亲和我的意识体。光标在最后一个字节后烁动，提示着选项：我可以写下去，补足这个梦;也可以打出一个句号，让这个梦暂停。

我起身，光脚在房间里走了一圈。房东贴在墙上的世界地图已有些泛黄，但并不妨碍我在上面迅速找到了自己的坐标。在珀斯，语言、季节甚至色彩，都提醒我这是国外，但有些时候，比如现在，我又会因珀斯跟北京处于同一时区而恍惚。在刚才的梦中出现的所有人，包括被隐去的我和母亲，此刻都应在睡梦中。自然，除了父亲。我不确定他现在是否需要睡眠，或者他所在的世界还有没有睡眠这回事。

我走回电脑前，坐下，统计了蓝色和黄色色块的字数，各是1387和1401。我添补进去的部分超过了父亲传递给我的记忆。所以——是这样吗？它发现了。发现我在用自己的色块覆盖父亲的色块，而如果我继续下去，一路推进至章节的终点，我将改变后来的事。

后来的事，父亲也说起过。大部分时候，父亲跟我讲他的经历，多是为了让我体会其中的道义，简单说就是，遇上事的时候，怎么做个人，做个什么样的人。但这件事，从父亲讲述的起始，就不完全是让他得以自证价值的说辞，他被其中圆环般的关系困扰，即使一遍遍重复事情的经过也不能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他第一次跟我说起这件事，是我大学放暑假回家的时候。我跟父亲第一次一起喝酒。那时父亲的酒量已大不如前，只喝了二两，夹花生米就变成慢动作了。他试着问我有没有女朋友，得到否定答案后，就说起他的女朋友们来。有些我从母亲嘴里听过，更多的让我有些意外。比如母亲一直念叨马小芸是父亲的前女友，但父亲说，马小芸喜欢的是彭伯伯，从中学开始就喜欢，但马小芸那疯样，彭坨坨怎么会喜欢？彭坨坨啊，不是喜欢脖子像鹅的，就喜欢眼睛像鹿的。父亲这神叨叨的比方只能让我想到长颈鹿，于是我说，彭伯伯又不是动物饲养员。父亲摆摆手说，他一天到晚搞那些花花草草，早就是草食动物了。我说，大象也是草食动物，狮子老虎还不敢惹呢。父亲不听我的话，兀自说，彭坨坨不要马小芸，马小芸不要巫延光，彭坨坨老婆跟人跑了，彭坨坨还是不要马小芸，马小芸跟了巫延光，巫延光跟老婆离婚了，马小芸等不得跟别人了，巫延光把马小芸杀了，巫延光又把自己杀了。

我听完想了一会儿，问父亲道，这是彭伯伯的事啊，跟你有啥关系？父亲想了一会儿说，是啊，跟我有啥关系？顿了顿又说，你还不懂，我的事就是他的事，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后来这故事我听过好些遍，每次父亲的重点都略有不同，不变的是主角永远是他和彭伯伯。虽然在我看来，巫延光杀死马小芸再自杀，这件事离父亲和彭伯伯都有点远。像父亲说的，这事发生前，他和彭伯伯连巫延光长什么样都忘记了。如果说彭伯伯还有马小芸这层关联，马小芸和巫延光的死对他是个刺激，那父亲切身的，不过是在峡谷边发现了巫延光的尸体。父亲只有高中文化，讲起故事来平铺直叙，毫无吸引力。最开始我以为这是本地罕见的情杀加自杀案，父亲才会讲。慢慢又觉得父亲可能有些同情马小芸，毕竟她罪不至死。但随着细节越堆越多，甚至离题千里，跟故事里的人有关没关的亲戚同学都被讲个了遍，我开始觉得，父亲对我隐瞒了什么。我不经意间跟母亲提起过，想让她说一个她知道的版本，可是她毫无兴趣，还说，你爸啊，不就因为那之后，彭宥年就走了么？走去哪儿，我问。调动走了，去农学院了，以前不是在附中教生物么，后來才慢慢成教授的呀，母亲说。

我是不太理解。彭伯伯虽然工作变动了，但跟父亲还是好朋友，家里没事两人就在一起消磨时间。项目单调，不是斗地主就是喝酒，持续到父亲生病前。即使后来酒吧多了，他们也不爱出去，还是把对方的客厅当自己半个家。两人见面从不预约，想起了随时拔腿就往对方家去，扑空的话才想着打电话。遇上对方家里有客人，也不回避，坐在那里自己看电视喝茶。

我一度对父亲失去耐性，烦他不懂人和人，准确地说是成年人之间该有的距离。大概因为我长大了，有一套自以为合理的行为逻辑。比如我总反驳他说，什么事那么重要非得见面？时间多么宝贵，你为什么一定要跑到人面前才能说话？跟我越来越多对他的反驳、否定激起的反应相同，他总是怒不可遏，不断提醒我，三岁看老，我从小玩过的玩具转头就扔，没心没肺。我自然不甘示弱，甚至有意刺激父亲，说我的手是拿手术刀的，不是抓方向盘的，我是靠脑子吃饭的，不是靠卖力气。父亲竟然沉默了，然后让我有多远就滚多远。

我也确实滚了。凭实力滚到澳大利亚，够了。直到现在，我只能用黄色和蓝色色块来区分和联结我和父亲。或许不止于此，如果我和父亲之间真如黄色与蓝色色块一般泾渭分明，我不会介意我竟然不了解他，更不会觉得因为对他欠缺了解，所以我自身的许多地方也渐渐不可解释。

我打下句号，另起一段，犹豫着要不要把梦的结尾、我复归自己身体时的感受打出来。

与父亲的身体脱离前的片刻，我的手拍在三十出头的彭伯伯的肩膀上时，他的肌肉反作用于我的手掌，轻微地震颤。即使是在梦中，我的手掌仍被导入了一股电流，传至我的中枢神经激起一阵波动。我知道大脑在迅速比对，这一经验有无类比，该如何归档及储存，也很快告知答案——这体验是我没有过的。不只是亲密，还有别的，是两个颜色极接近但又不同的色块的相互覆盖，彼此一部分的消融。能量在其间涌动，循环，边界消逝，归于平静。

或许父亲说得对，我太无知了，根本不懂一生的朋友意味着什么。

一种思维的积习是：当身体出现疾病，人要到身体以外去寻找救助方法。我的问题不是由身体原发的，但很难界定病灶的位置。苏格拉底的看法是，大部分人终生都在梦游，从来没问过自己在干什么，以及为什么要那么做。他们吸收了父母的价值观和信念，或者父母的文化，毫不质疑地接受下来。但如果他们刚好吸收了错误的信念，他们就会生病。

我是这样么？不是这样么？

记下那次我變成父亲的梦之后，我再没做过梦。梦神在惩罚我，我竟然用人类的语言和文字来与之对抗。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渐渐地，我失去了边界感，昼与夜、醒着与做梦、说话与呓语，它们之间甚至不需要衣橱里的一扇纳尼亚之门，而是豪华酒店的旋转门，流光溢彩间，你被推送出来，再推送回去。而我既然无法再做梦，对意识的控制力就平移到醒着的时间里。很长一段，我不确定什么是真的发生过的，而什么不是。

乘务员推着酒水车过来了。成年人大多要了啤酒。天气正热，从珀斯到新加坡的飞行时间是五个多小时，啤酒是最佳选择。车推到我面前，乘务员问道，先生，也是啤酒吗？我说，不，谢谢。那你想来点什么？他是个亚裔，但听不出口音。噢不用了，我说。邻座的女人先给儿子来了杯牛奶，再给自己来了杯冰茶。“多一点冰块。”她说。乘务员把冰茶从我脸前递过去时，我听到了冰块的滋滋声，“给我一杯啤酒吧，谢谢。”

淡黄色的泡沫涌进嘴里，我才意识到，这新鲜的感觉几乎像第一次尝到酒的滋味。我的梦境控制计划持续了七个月，也就是说，从至少七个月以前开始，我就再没喝过茶、咖啡和任何含有咖啡因的饮料。酒断得更早。如果没记错的，第一次起念要戒酒，是在看了父亲的脑部CT之后。从考进医学院开始，八年求学、四年工作，似乎我所受的训练就是为了让我能看懂这张该死的CT图。外人都以为父亲是因为肺癌死的，毕竟，谈癌色变。但我清楚，跟癌症相比，真正让父亲放弃希望的是大脑的萎缩。如果他没有意外摔破脑袋去检查，答案不会那么早就被给出。在医生群体里，有些可以并愿意给自己的亲人做手术，另一些则不能并拒绝。我属于后者。但父亲的脑部CT图仍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我有该死的好得不得了的记忆力。

“是去旅行吗？”邻座的年轻母亲问我。

“看亲戚。”我说。

“我也是。你是新加坡人？”

“中国人。”

“我也有亲戚在中国，上海。”

“你是新加坡人？”

“马来西亚。”

孩子打翻牛奶。她左手抱起孩子，右手用纸巾擦拭小桌板。突然靠近我的孩子有一双蓝眼睛，是个混血儿。眼睛之外的五官很像他的母亲，这张脸对于男孩来说太好看了些。

等她收拾停当，我主动说，“我可以帮你抱他一会儿。如果你想喝完这杯茶的话。”

她把孩子递给了我。孩子的脑袋刚好在我下巴下面几寸，我忍不住低头闻了闻他的头顶。

“我猜你还在读书吧？”她笑着说。

“我是个医生。”

“这孩子看起来很健康吧？”

“闻起来健康极了。”

我们一起笑了。我让乘务员再给她加了点茶。她叫朱莉安娜，在一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工作。我开玩笑问是不是该买更多的能源股票，她很认真地给我推荐了几个公司，建议我关注，还说其中没有她所在的公司。

乘务员把杯子收走后，她给孩子讲起了绘本故事。孩子叫罗伊，三岁了。机舱远处响起鼾声，慢慢地，孩子睡着了。朱莉安娜抱着孩子也闭上了眼睛。我捡起那本故事书，书名叫《大卫，不可以》。书里，一个头发像毛刺，龇牙咧嘴的小男孩正在搞破坏。用锅碗瓢盆奏乐，用棒球打碎家里的花瓶，把盆子里的鸡腿和土豆组装成小人……作者就叫大卫，在短短的作者自述里，大卫说，这本书来自母亲的礼物。

“几年前，我的母亲寄来一本书。那是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期的作品，书名叫作《大卫，不可以》。书里的画全是我小时候不被允许做的事，里头的文字则几乎都是‘大卫和‘不可以（这是那时我唯一会写的字）。重新创作这本书的主要原因是，我猜想这会很有趣，同时也是纪念‘不可以这个国际通行、在每个人成长过程中必会听到的字眼。‘可以、‘很好当然是很棒的词，不过，它显然没有办法阻止蜡笔远离客厅的墙壁。”

客厅的墙壁，嗯，父亲受民营电站行贿受贿案牵连后，曾被调到电站三年。说是调动，其实是下放，从小车班的副班长，变成电站工地上的拖斗车司机。他自己住在电站的宿舍，母亲带着我还住城里。每次去电站看父亲我都很高兴，没人管我在不在墙壁上乱涂乱画。那段时间母亲的心思不在我身上，她到处托人求人，想要把父亲弄回城去。很快，我跟电站的孩子们熟悉起来，在打了几次架，而我胜多败寡后。我们沿着峡谷一路往前，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里，大坝都像张着嘴的怪兽吞吐着河流。很快我们也发现，在水电站下游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火电站，遍地的煤渣、煤燃烧后喷出的黑烟让那一带肮脏不堪。火电厂的孩子连挂着的鼻涕都是黑色的。我问过母亲，发那么多电干吗，母亲说，卖给用电的地方。我问，哪里？母亲说，珠江的下游。母亲保留着我小时候的玩具和涂鸦，其中一张画印证或加强了我的记忆。一条黑色的龙在喷火，喷出的火焰是一个个三角形，绿色的。虽都是三角形，但涂上不同的绿色，深深浅浅，长大后我看着这幅画，想起了绿色是什么，绿色是峡谷的雨雾、水滴，所以绿色三角形才覆盖了整个画面，似乎龙不是主角，而三角才是。我把这幅涂鸦带回珀斯，在装框时才发现了背面有一行小字，“爸爸37岁生日快乐”。这行字提示着，遗忘比记忆残酷许多，如果没有保留下这幅画，我将忘记当自己还是个小男孩时，如何笨拙地想要让父亲高兴过。

那时，也许母亲意识到了嫁给一个司机的风险与后果，她不再为父亲忧心忡忡，开始把重心放在督促我学习上。我的手指很长，母亲曾让我跟着彭伯伯学小提琴，但不知哪天开始，母亲说我不用学了，说手指长可以干别的更有用的活儿，比如像外公一样，当医生。如今看来，我的人生有多符合母亲的设想，就多偏离了父亲的阶层和轨道。

跟大卫一样，我的规矩都是母亲立的。

到樟宜机场排队过海关时，朱莉安娜和我交换了Facebook账号。有机会再见，她说，去小印度转转。

我入住乌节路的酒店。豪华酒店的空气、植物甚至光线，都透出钱的底色。母亲来珀斯时，我给她买了头等舱机票，事先没告诉她。她在飞机上拍了不少照片，还发朋友圈。可能女人还是比男人乐观一些，或者母亲对父亲了解得足够多，彼此身上堆叠的时间足够长，才不会像我一样，只能在记忆的碎片中费劲拼组，得到的仍是一个不确定的父亲。并且，我是父亲遗留给母亲的某种纪念，而从母亲身上，我并不能索求父亲。同时我发现，当我把话题稍微触及到自我的痛苦或父亲留给我的痛苦时，母亲就迅速滔滔不绝说起她的麻烦事来，她对自我的痛苦过于沉溺，对她自己之外的痛苦缺乏耐心。每个人都想讲述自我，不是么，可是没有那么多耳朵。

从地图上看，离植物园已经很近了。我不确定是不是应该马上动身往植物园去，还是需要做点准备。落地玻璃窗外是乌节路的车水马龙。除了街道上偶尔闪现的简体中文，这里跟珀斯没有区别，跟北京上海也没有区别。我真的来了吗？

就在我犹豫不决时，手机响了。我接起来，彭伯伯问，毛毛，你到哪里了？

我来过新加坡两次，但每次都没想到要去植物园。这里本身已是植物蓊郁的熱带，跟树木花草的相遇无须刻意。但进入植物园后，我才意识到，如果没有在这个马来半岛最南端的城市拓殖，这里会一直是植物与鸟兽的天堂。

彭伯伯在电话里说，我到了植物园门口就给他打电话，他来接我。但进了植物园没多久我就放弃了地图，只任意走着。去彭伯伯家学琴时，我总是抄小道。弯弯曲曲的巷子走多了，变成连接彭伯伯和我相处的那些时间的通道。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那么喜欢待在彭家客厅里，是因为那里有我们家没有的氛围。虽是一样的沙发、茶几、边柜和电视机的布局，但这屋子里没有女人的气息，不会有人让我把香蕉皮马上扔进垃圾桶里去，任它摆在桌面也没什么问题。但类似摆在桌面的香蕉皮这样的细节多了，我发现了彭伯伯和父亲的不同。父亲那时已从电站停薪留职，去广东做生意。最开始进了一批牛仔裤，卖得不错。后来又不知从哪儿拉回一车椰子，大赔。运气最好的时候，父亲靠电饭锅、电磁炉这样的小家电赚了不少。彭伯伯却一直在教书。我练琴的间隙，他点支烟，坐在窗户边翻书，像是不知道世界的变化。母亲不让我学琴后，我还是时不时溜达到彭家去。那时我对彭伯伯的女儿平平嗤之以鼻，女孩子，整天就给洋娃娃穿衣服脱衣服，穿了脱脱了穿。男孩可不是这样的。一次，我偷了父亲五十块钱，父亲在游戏室把我抓出来当街打了俩耳光。我跑到彭家去，彭伯伯照旧问，吃饭没有。我说没有。彭伯伯就给我下面条。又从冰箱里端出半盘回锅肉，全擀进我碗里。我说不想上学了，想出去挣钱。彭伯伯说，进工厂怕是都不要你呢，年龄不够是犯法的。又问，零花钱不够吗？是不是有女朋友了？我说，我不想用陶勇那个狗日的钱了，花他的他就瞧不起我，老是骂我。有本事你养活自己啊，没有你爹你得睡大街去。彭伯伯起身进平平房间去了，抓着几颗巧克力回来塞给我吃。我吃了一颗，继续说，我要给陶勇看看，我跟他是不一样的人。彭伯伯笑了。我说，你是不是也不相信我？彭伯伯说，要被别人看得起，不是力气大、挣钱多就可以的。力气大、挣钱多，别人只是怕你，或者趋利避害，有求于你，当然，你现在也可以用零花钱、漫画笼络些人在身边，但这样的人不会是你的朋友。我说，陶勇不会是我的朋友的。彭伯伯起身，在书柜上找了半天，抽出一本书递给我，你是个聪明的孩子，我相信你会有出息的。

到了植物园我没急着给彭伯伯打电话，先自己转了转。细密的水雾从四面八方喷出，蕨类和苔藓遍布。指示牌上说，这是模仿高原云雾缭绕的低温环境，以适宜于兰花的生长和培育。沁凉湿润的空气是模拟出来的，雾的漂流状态也是，但我仍有瞬间恍惚，这里就像我梦里峡谷的切片。雨雾大的天气，峡谷里也有人背着背篼寻找野生的兰花。野生的兰花颜色并不艳丽，往往平平无奇，但如果你闻过它的香味，就很难忘掉。跟梦里不同的是，在这里，峡谷只是一种氛围和想象，而在梦里，峡谷是峡谷本身。

彭伯伯从木板铺成的道路尽头走来，穿着工作服。几年没见，他头发几乎全白了，脸却没太老。彭伯伯伸手用力拍我的肩膀，说我壮实了。

你在干活啊？我问。

他们照顾我，让我也能用实验室。

要我等你下班吗？

不用，没有任务。我带你看看？

好。

彭伯伯很高兴，边走边跟我介绍雾室的布局和植物，还说他来之前，平平担心他不会英语不方便，给他买了个新手机，里面装了好几个翻译软件。他举起手机，说了句，欢迎毛毛。手机回答他说，Welcome Maomao·彭伯伯指着玻璃大棚说，那是岚烟楼，低温温室，里面是兰花，兰花的种类很齐全，按旧世界、新世界分成两部分，我们进去先会看到旧世界的兰花，就是亚洲、非洲的兰花，然后慢慢就是新世界，美洲的兰花。原种兰花有一千多种，杂交的就更多，有两千多种。彭伯伯时不时扯低叶片，让我看颜色、脉络和花纹。他跟我一样，有一双灵活的手，这样的手可以用来弹琴、画画，也可以像我一样用来做手术。

彭伯伯蹲下身，手指戳进土里，捻碎一些青苔说，这里的土用的是调配土，松软，跟我们那儿的土不一样。起身时他喊了声头疼，我问是不是颈椎病犯了，他说老毛病了，时好时坏，又问我，听你妈妈说你一直在休息，现在怎么样，好点没有？我说，你不是还夸我壮实了吗，在澳洲就是运动得多。我一个劲儿往下说，沙滩啊冲浪啊，徒步啊游泳啊，就欺负彭伯伯没去过澳洲。等我终于不说了，彭伯伯说，工作要是不喜欢，就换一换。我愣了一下说，也不是不喜欢，就是想调整一下。

“他们都说是我害死了我爸，你觉得呢？”我对着棵不知道是什么的植物说。

“谁说？”

“我接我妈去过澳洲，他不肯去。怎么说都不去。”

“年轻时跑东跑西，折腾坏了。光是在广东那些年，他就没少受罪啊。”

“我自己过不了的是，我好歹是个医生，可自己爸的病一点办法没有。”

“那你外公不也是医生，自己的病也没办法。”

我对着一丛淡黄的兰花站着不动。我不确定自己到底要不要告诉彭伯伯，我像个神经病一样在搞梦境控制练习，而我梦见和没有梦见的东西，会不会一旦对着另一个人说出口，就像肥皂泡泡一样噗一声破了。我要赌一把么，还是再等等。

“彭伯伯，陶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追悼会上，好些来跟我握手的人，都要说几句对他的评价。说他软弱，说他窝囊。但我疑心那根本不是他。我盯着那些人的眼睛、嘴，心想你们怎么还不他妈闭嘴？”

“老陶啊……”彭伯伯的视线升高，一群鸟低空飞过。

鸟群扑打空气，空气中遗留下动物的气息，一片绒毛缓缓下坠。我们俩都发现了那片绒毛，谁也没作声，直至绒毛在水雾中比平常更加慢地坠落。

是不是对着认识父亲的人说出他的名字，或者在心里默念“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父亲就能从语言中显现。还是说，我和父亲共同拥有彭宥年这个朋友是我们最好的运气，如果没有彭伯伯的存在，我再不能找到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却是时空的容器。想到这里，我几乎不想说话了，只要彭伯伯还是彭伯伯，而我能在这里再待一会儿。

我们绕着岚烟楼又走了几圈。顺时针。顺时针绕圈的次数如果足够多，就能形成隐秘的能量场，我的瑜伽教练告诉我的。我记得这一点是因为我相信。但现在我不确定我和彭伯伯要用这些能量做什么。我们能对兰花做些什么。

沉默许久后，彭伯伯开口说话。我虽想到了，他沉默是因为在想跟我要说什么，但当他真的开口，还是让我意外。比如他说，父亲之所以能在峡谷边发现巫延光的尸体，是因为父亲那阵老失眠，半夜三四点醒了就再也睡不着，那天早上才天不亮就开车回城。父亲觉得是巫延光和马小芸替他挡了煞，虽然他说不准到底这煞是个什么煞，但彭伯伯确定，父亲已经被那个东西逼得快走不下去。还有，他们俩每年都会在那个日子聚会，是约定，也是秘密，似乎他们认定，在多年前的那一天，发生的事比实际的更多，而他们只是侥幸从峡谷边生还了。那么比实际更多的是什么事呢？

“那时候我呢……也跟团烂泥一样。平平判给我了，我高兴，可怎么带她？出了那种事，人看你的时候只一眼你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了：你没资格做个男人了，连老婆都管不住。也不是没有想过死。胆子还是小。死了可能更让人笑话。但你管不住别人的嘴。我们明明是平常人，但什么东西却在失控。就是你所有的事情都在该在的位置，结果你就一动不能动。可能那个年代，人都那样，钉死在格子里。你见过昆虫标本的，就那样。

“王小蛮婚礼上，你爸打了人。何止那次呢，后面几次三番，都是差不多的事，都是你爸上。开始我觉得他是替我生气，慢慢我明白了，不劝了，让他打。

“马小芸被杀死，对我刺激太大。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可是要怎么下去，我也不知道。老陶也一样，一样找不到出路，找不到办法。

“后来平平被她妈藏起来，我差点疯了。老陶跟我到处去找人，找到的时候平平妈撒泼，她男人也作势要打人，老陶这才把他打坏了。我听见那男人骨头断开，咯嘣一声。老陶也听见了，停手了。我知道，他这次会停手了，警察要来了。

“那是个特殊时期，人想的事、做的事，离疯狂近一点，但反过来说，是生存的本能。不这样，就会真的疯狂。后来你也知道了，我下决心走了，反复几次终于走掉了。老陶没走成。他想过走，但各种巧与不巧……最后他说这是他的命。我不信。”

我蹲下，把手指像彭伯伯那樣戳进土里。湿润的，松软的。“什么特殊时期？”我问。

彭伯伯没回话，继而笑了，“1992年春节前，我记得很清楚。老陶弄了一车椰子回来，分了两筐让我帮着卖。我没胆子摆摊。好笑吧？摆摊都不敢。找了小蛮，把椰子拖去他的烟酒批发部门口寄卖。反正是按个数卖。卖到大年二十八，餐馆要放假了，椰子还剩一筐半。那时候，过年哪有什么花样，全部店铺关门，大家躲在家里。大年二十八没卖出去，到正月十五也卖不出去。老陶拿个砍刀，椰子给砍出个洞，把水倒在玻璃杯里，瓤子掏出来让我们尝。问我，这是不是好果子，我说是。他说那咋没人买？小蛮说，不是外来货都灵的。你卖牛仔裤火了，有人也去广东进货回来，现在人人都买了牛仔裤，也不好卖了。老陶说，骗人的事我不想干。小蛮说，把钱从人兜里掏出来，这事哪有那么简单。他俩越说越多，后来小蛮请客，吃饭喝酒，椰子么，老陶也不要了。”

“我爸死，王小蛮没来。”

“小蛮嘛，后来挣着钱了。”

“骗得了自己？”

“他也可怜。”

“我爸后来不疯了？”

“要是我说，老陶自始至终都一个样。你能明白吗？”

我摇头。

“你看我，疯不疯？”

我摇摇头，但又迟疑了。

“也有人说我有病，是不是？”

“谁没病？”

“他不变，他不走，他代我把一半补上。很多人没这运气，才会失魂落魄。”

“我妈倒是说过，你走了，他是失落了。他想像你那么活。”

“老陶问过我，要不要留在广东，那边生活容易些。我当时觉得，他一个人留在广东，日子长了，你和你妈就麻烦了，就劝他回来。但现在回头看，那时候谁也想不到中国会变成这样，留在广东算什么呢？如果老陶不回来……”

“我倒希望他不回来。”

彭伯伯低下头，踢走草的断茎，“在哪儿，老陶都是强人。”

我抬头，想看看彭伯伯的脸，他是不是在骗我。过于善良的安慰，跟欺骗没有区别。他引我看高大的蕨类。

“植物有智慧吧？”我问。

“有，但不是动物，尤其不是人类的智慧结构。”

“光合作用算吗？”

“植物是向光而生的，光合作用可以获得养分，但向阳植物为了追求阳光都拼命纵向生长，放弃横向发展，有时候会病态。”

“可能因为根扎在土里跑不了吧。”

“也有树冠羞避。起作用的是风。风吹过来，树冠和树冠之间自然留出缝隙来。这是智慧吗？我觉得是。”

“陶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似乎陷入循环之中，不自觉地重复之前的问题。

“我有时候也会想这个问题。后来我发现，每次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是在想：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么，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你妈送你来跟我学琴的第一天，你就问我，弓重要还是弦重要？我说，弓和弦各自摆着，是不会有曲子出来的。得上手，把位，握弓，运弓，才会有声音。要奏出曲子，那就更复杂了。如果你真喜欢小提琴，得勤学苦练，才能奏出曲子，让人感动。然后你问了个让我吃惊的问题，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一个孩子，以至于回答了你之后，我开始高兴又担心，老陶有你这么个儿子。你问我，陶伯伯，学琴这么辛苦，就是为了感动人吗？我说，是，就是为了感动人。”

我没有提那些跟父亲有关的梦。临别时，我伸出手揽住彭伯伯，像梦里的父亲那样，想拍拍他的肩膀。彭伯伯给了我一个男人的拥抱。短暂，有力。像我们的谈话一样，绕行于雨雾中，但止步于峡谷边。来之前我就明白，不能指望任何人。但此刻，有些东西微妙地溢出。不属于梦，也不属于世界。

有那么一秒，我想起很久以前，我在一个域名为iaskgod.com的网站上玩问答游戏。页面只有一个对话框，你输入问题，God就会回答。最开始我像测试算命先生一样问他我的性别、年龄、性格，后来慢慢地，就跟他讨论更深入的问题。他回答了些什么，现在我已经不记得了。只一次，当我像厌倦父亲一样厌倦他，而想关掉窗口结束对话时，他突然说，祝福你孩子，记住常常来跟God谈话。我不信神，可一股电流穿过身体直击心脏。跟我对话的真的是一个计算机程序么？

此刻，我看见空气中的省略号浮现、消失，又浮现。对方正在输入。

彭伯伯的身体跟父亲不同，他的拥抱传导出的肌肉还是肌肉，骨骼还是骨骼。最后的日子里，我把双手插进父亲腋下就能轻松抱起他。我的左手揽住他的背，手掌握住他的脖子，这样就能扶住他的头。他轻得像个小孩，耷拉在我身上。小孩才需要别人做决定。而我的决定是，等待。

在峡谷边，总有雾。天气不好时，雾就变浓。我和陶勇之间，雾越来越厚，越来越浓。语言、动作、情绪再无法穿透。我知道母亲要我回去的原因。她走出病房，轻轻带上了门。医生向我确认，我确认。半小时后，陶勇的身体停止了呼吸。我把手松开，从被单底下缩回来，揣进兜里。陶勇的手指保持着被我握住时的形状，在被单底下鼓起一块。手指是陶勇的手指，手指属于陶勇。手指和陶勇的关系如此确定，几乎让我嫉妒。它们之间至死不渝。

在岚烟楼门口，我转身走开。彭伯伯问我，你想好了嗎？

他的话激起回声，像从我内部发出，被许多个我反射，再回到我耳朵里。

回到宾馆，我打开电脑，把那个关于父亲的梦的文档打开，另起一行加了一段：陶勇没有告诉彭宥年，看见巫延光的脸时，他看到了自己的后半生。即使没有马小芸这样的变数，他也跟巫延光一样，迟早会结果在这峡谷边。峡谷边没有什么不好，也没有什么好，只是他本不该在这里度过一生。陶勇还没想好去哪里，但无论去哪里，他都决定，不要再回头。

我跟朱莉安娜约在小印度见面。约会前，我看到她Facebook上的状态写的是单身。有点意外，更多是高兴。她推着车来了，罗伊坐在上面。我们沿着小印度有些混乱的街道随意走着，沿途路过供奉天后娘娘的天福宫，后座供有孔子像，也经过印度教神庙，主神是破坏女神伽梨。朱莉安娜说她不信教，问我信么。我开玩笑说，听说墨西哥有玉米神，我喜欢吃玉米，如果玉米神来考验我，我愿意相信他。朱莉安娜指指不远处花柱一样的印度神庙说，我应该相信象鼻神，我长得像他。我笑了，问她知不知道象鼻神为什么长了象头人身？朱莉安娜说不知道。我说，象鼻神的爸怀疑他是私生子，一怒之下把他的头砍掉了，还跟他妈说孩子死了我们可以再生一个，但他妈不愿意，非得让他爸把孩子救活。他爸到人间走了一圈，把大象的头接到了儿子身上，儿子复活了，成了人见人爱的象鼻神。朱莉安娜说，还是印度人有意思。

罗伊说要撒尿。找到公共厕所后，我说可以带罗伊去。朱莉安娜看着我笑了一下，把罗伊从车里抱起来递给我。罗伊像小猴子一样双腿夹住我的腰。进了男卫生间，把罗伊从我腰上掰下来，我才意识到他还没有小便池高。我愣了一下，抱起罗伊，让他的小鸡鸡对着小便池，“对准了，发射！”父亲就是这么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