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强

不同的小说有不同的风景，同时，不同的小说有不同的读者。倚重故事情节的小说，可以快读，甚至跳读，我称这类小说“有事”。相对“无事”的小说，既不以戏剧化的情节取悦读者，而是在细节中缓缓展开，那么，跳或漏一个细节，可能导致误读。细节像密针线缝织成日常又异常的人性风景。王晨蕾的小说属于“无事”这种小说，雷蒙德·卡佛的“无事”小说那样，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因此，进入王晨蕾的小说，我很自然地保持着一种阅读状态：静静地慢读。就如同《阳台上的布莱克》，主人公抱着大纸箱子回到小区里的住宅，就如同《雾影》，主人公在“集体出游”时进入古老庄园“探险”。前者是一个人和一只鸟的故事，地点为中国的城市;后者是一个女生和一个男生的故事，地点为英格兰。我视其为城市文学。

作者的名字中有个“蕾”，是女性;我仅知王晨蕾生于1996年，是英国卡迪夫大学国际新闻硕士，现居北京。我总爱揣摩作者的阅读背景，那是英国文学的背景，琐碎而又繁杂的叙述，且有文学性的敏感细节，表现出“难以名状的复杂情绪”（《雾影》中的主人公江月的状态）。什么也没发生，似乎又发生了什么。所谓没发生，是指没有戏剧化的曲折情节，表象平静“无事”，却内在紧张。这种小说，是有难度的创作。

当代小说有一种新动向、新趋势，那就是“无事”小说，其实，它来自契诃夫小说的传统（中后期）。注重人物与细节的情态。我归纳为贴着人物运动中的细节写，关键的小说元素是人物与细节，而且相互配套。王晨蕾紧贴、配套得相当稳妥，到位。由此，那细节就有了意味，上升为形而上的意味，这决定了小说的品质，胜出一筹。相比而言，当今许多小说还在“形而下”层面滑行，但要生成“形而上”的意象，实为短篇小说创作的难度。这种生成，不能刻意，不能露骨，有分寸，让读者会意。就像王晨蕾小说中的男女之间的交流，不也是读者与作品之间关系的隐喻吗？

王晨蕾是位有精神能量的作者，写出暗的同时，又能写出亮——人性之光，其小说会发光。《雾影》还能看出其在英国求学的经验，而《阳台上的布莱克》则超越了年龄和性别，这是成熟作家的标志，是精神上的早熟。

《阳台上的布莱克》使我联想到德国作家聚斯金德的小说《鸽子》。均为一个人和一只鸟的故事，而且，都是一只鸟改变了一个人的存在方式，前者是同学所送，他被动接纳，后者是飞来的鸽子，主动接纳。只不过《阳台上的布莱克》——叫布莱克的鹩哥是主人公不喜欢的鸟，他不喜欢所有的宠物，其价值的取向，把“勤奋努力”投入有用的工作放在前位，而躲避一切消耗精力的无用之事，且处世内向，孤僻，刻板，这样一个人怎么对待他不喜欢的鸟呢？饿死它，不道德。价值、道德属于社会层面，小说要做的事，是穿过社会层面，触及人性的隐秘。不得已给布莱克喂食，购笼，渐渐的，这个单身男人由被动转为主动，与鸟建立起平等的关系，尊重、怜悯，其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还替鸟着想。小说中写到灯光、阳光、屏光，背后隐着他心里的光。这是部有光的小说。其中有一段，人的胃与鸟的笼的关系，不相关的两个东西，却莫名其妙地构成某种感应逻辑。他下班，隐约感到肠胃不舒服，调头来到花鸟市场，在送鸟的同学店里，挑了一个接近人身高的大号鸟笼，于是，胃也不再难受。胃与笼构成立有意味的小说逻辑。那是小说追求的“灰色地带”。

我读到此，突然断电。我以为是小说介入了现实，室内的空调与小说中夏天的气温一致。整幢楼传出惊慌的声音，不是一家，而是附近的“高层”都断电了。总算找出祭祖点过的半支红蜡烛。就像小说中的人物，过去遗忘的记忆又浮现出来。供电局已派出人员冒着寒冷检修——超负荷了。不得不中断阅读，牵挂着小说中的布莱克，主人公会怎么善待它？

翌日晨，窗结冻，拉不开，阳光好。接着读，小说转入“突然有天晚上落了场大雪”。主人公发现鹩哥还不会说人话。他不打算滥用权威强迫教它。但是，出现一件无关布莱克的插曲，一个应聘的女生，竟然喜欢诗歌，她唤醒了他的诗性，他原来喜欢写诗，却不愿意暴露。隐“无用”的感性，显“有用”的理性，相悖而又融洽，构成了人的双面性。就小说打开的方向，读者期待什么，作家要克制什么，以诗结缘，向姑娘表达什么，作者跳出了这种俗套。他的处世态度，决定了他给鸟儿读诗——倾诉而不暴露。随后与鸟兒对话——先启蒙，问并教“你好”。还鼓励鸟飞出笼（写了鸟抗争的伤痕，也写了鸟回归笼的习惯），应了卡夫卡的一句话：鸟儿寻找笼子。他的梦里，角色与鸟对换。那笼子，与其说是关鸟的笼，不如说是囚心之笼。一个人发现一只鸟的过程，同时，也是发现自己的过程。结尾，他认定鸟不会飞走，鸟却不可思议地飞走了。人不也“自由”了吗？心摆脱了束缚。

当代小说，有个特点，要讲究叙述的节奏。王晨蕾的小说，不是在情节，而是在细节上从容、舒缓地推进，与人物的微妙情绪的变化相吻合。一是时间的节奏。人工时间与自然时间：钟表和季节。作者赋予钟表以“秒针的声音”，更多反衬出居室里的宁静，但以“秒”计时，表现了主人公的机械性的条件反射。结尾，他走进夜色，开始寻找，是进入了自然。季节的变化与心灵的变化，鸟是其中的媒介。从夏到夏，一个四季循环。每一个季节里人和鸟的外部和内在的风景都有变化。不同的季节不同的风景，叙述呈现不同的节奏，疏密有致。二是叙述的节奏。有四段文论式叙述，其表述特点是：首先（或第一）……其次（或第二）……有意思的是，习惯都说“三点”， 王晨蕾只讲“两点”。采取文论式和总结式的罗列，我在汪曾祺小说里已领教过了，觉得那是以毒攻毒——叙述的颠覆。而王晨蕾小说里，却感觉到叙述的变奏，化繁为简，一目了然，好似同一种风景里漫步，突然出现一块牌子，带有提示性的牌子，效果颇佳。最关键的是：条理明晰的叙述与理智内向的人物很搭配。

说到突然，王晨蕾的小说里有许多“突然”，有的直接点明“突然”，有的不点，却是突然。比如，伸手接过新员工填满密密麻麻符号的表格，之后的下午，脑子里“突然”闪出那本诗集。就价值取向上，表格有用，诗集无用。比如，他被一个“不去上班”的念头攫住，突然反感以前在乎的关系和连接，随即又突然字正腔圆地对鸟说：你好。还有鸟突然起飞，撞上玻璃玄关。他和鸟的关系进了一步，关心地问：撞傻了吧。还有他突然发现鸟“越狱”不成留下的伤痕。《雾影》里，也多次出现“突然”。“突然”是一种偶然，但也是心灵的必然，因为，作者不是采取情节的巧合制造出那种偶然，而多为心灵动念的偶发。支持着的是人物的潜意识（例如胃与笼），表现出的是小说里的“灰色地带”。不确定的突然，我想起爱丽丝·门罗的《逃离》，小说写到三分之二处，突然闯入了一只小白山羊，门罗预先没“构思”到，于是，门罗反过来补贴前边小白山羊的“痕迹”。《逃离》若没有小白山羊莫名其妙地闯入，那篇小说就缺失了“灵气”。《阳台上的布莱克》那个上班族，不确信小动物有灵性，认为它是“丑陋”的小东西，但最后，一只鸟改变了一个人。

《阳台上的布莱克》和《雾影》，均由第三人称的有限视角展开。前者是“他”，后者是“她”，由此构成他——一个男人和一只鸟的故事;她——一个女生和一个男生的故事。两篇小说里的两个男人，一个是自我经历呈现，一个由“她”的视角呈现，不约而同，都是冷男，孤僻、独行。只不过“冷”（冷漠）的方式不同。

《阳台上的布莱克》的他，一只鸟使他由冷转暖，暖中包含着尊重、平等、怜悯。《雾影》的她，江月与那个英国的男生，因为文化差异，中间总是隔膜着，在交流，却难沟通。关于合群与独处，就像寒冬里一群刺猬一起取暖，近了扎刺，远了寒冷。中国的那个女性，其实，有着“集体主义”的传统：趋从。在来自数个国家的女性中，她本能地趋向融入“集体”，但是，她采取了“卑鄙地利用他博取团队的认同”（只不过迎合大家对他的印象：怪异、孤僻），听不到同伴们应有的认可，于是，她陷入羞愧，继而期待英国男生伊森出现在晚餐厅里——坐到她的对面，她准备了巧妙的话题，以此“赎罪”（这就是人性之光），伊森未出现，她似乎良心上的过失将永远无法弥补。巴别尔《骑兵军》里的《我的第一只鹅》，戴眼镜的文质彬彬的“我”要融入野蛮的哥萨克士兵们——文明如何融入野蛮，他采取了粗暴的行动，将房东的一只鹅杀死，于是，哥萨克接纳了他：这小子跟咱们还合得来。可他心却叫杀生染红了。这就是丛林法则。这种现象我多有耳闻目睹，当事人有的得意、有的炫耀、有的愧疚、有的纠结，更多的是“健忘”。为了融入“集体”，不惜出卖或诋毁“个人”，手段各异。《雾影》里用了一个带引号的词：赎罪。言之罪，一般人没意识到，王晨蕾同时也是江月揭示出来了。巴别尔以“第一只鹅”为代价，被“野蛮”接纳，实为第一种罪。

契诃夫有个关于戏剧技术方面的观点：如果第一幕里您在墙上挂了一管枪，那么在最后一幕就得开枪，要不然就不必把枪挂在那儿。但是，契诃夫后期的小说结尾往往不了了之——挂了枪，并不响，由此颠覆了读者的期待，所以當今的小说延续了契诃夫小说的传统，枪不响，没有事。《雾影》属于挂了枪，枪没响的一路：江月要“赎罪”，主动找伊森交流，却放空了赎罪。仅仅问了一声晚安，还是借“月亮”的名义。

仅仅留下一个与“赎罪”无关的疑问：那天下午他是否出门了？而伊森将孤僻进行到底了，好像落了件东西，说找到了，却不交代什么东西。为时三天的集体旅行结束了，最后的相邻座位，即近且远。人与人之间像裹在“雾影”里。

作家有一个使命，建立小说世界，可以像创世那样命名。我儿时也这么做了，但在小说里，与其说人物给鸟或人命名，倒不如说是作家所为。《阳台上的布莱克》，男主人公给鹩哥起了个洋名：布莱克。那可能是暗地里写诗的主人公，摘了外国诗人的帽子戴在中国的鸟头上了，寄托了对诗的热爱，还对那只鸟朗诵自己的诗。《雾影》的主人公江月，有英文名字：梅，她解释中文名字为江上的月亮。那英国男生告别时的问候，就有意味了。

《雾影》写了古老庄园的风景：黑森林，地下酒窖。那神秘而又古老的气氛，烘托出一群学生的探险和好奇。将那个“赎罪”放入其中，我总觉得幽暗森林、酒窖，仿佛是集体潜意识的隐喻——另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