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波 赵旭东 马希权

躯体化(somatization)被临床定义为缺乏确定病理证据的生理不适以及由确定病理导致的症状扩大化[1]56-57。躯体化患者有迫切的诊治需要，但因为无法检测出确凿、与临床症状相符的客观证据，经常被内科医生拒绝给予生物性疾病相关处理，或直接推荐到精神科室就诊[2-3]。因患者本人对症状的生物性解读，及对心理社会归因的不接纳性，导致患者对精神医学相关诊疗心存疑虑，而依旧进行反复检查和各种医学治疗，这给患者带来了对自身所患“何病”的困扰[4-5]。另外，躯体化患者对病症通常有自己的解释，无论这个解释模型是被证实或证伪[6]，多数躯体化患者在就医过程中体验到的医生解释都是拒绝和否定性的，间接否认了症状的真实性，或暗示病症的想象性，患者常因此与医生产生冲突，或不接受医生观点。这种冲突、医生不信任等带给患者被歧视及不公正对待的感觉，也加重了其心理负担[7]。

在我国，医生和躯体化患者对于疾病解释的一致性非常低，患者更倾向于将疾病归因于“操劳过度”和“免疫力下降”，以及“过去不良的医疗”。而医生对患者自身疾病归因模式的关注往往不够，患者对于医生“对于病因的看法一致”认同度普遍较低[8-9]；Kleinman[10]在1982年的研究显示，躯体化患者认为工作、政治、婚姻和家庭、考试及学业问题是主要致病原因，而营养、遗传因素仅占少数。中国台湾地区[11]和新加坡[12]学者的研究同样显示对躯体及精神痛苦的病因性解释方面，民众与医疗专业人员存在明显分歧，在干预方面，除了医疗机构，民众往往还会通过宗教活动、寺庙祈福、寻求亲友等方式缓解和治疗病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