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淑松

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指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运行面临较大压力。同时，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也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局面。他强调，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解决现实问题，往往要借助于历史的智慧。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化危为机的实践经验。北魏时期的孝文帝改革，就是通过自身主动变革，创造契机，摆脱危机，开创繁荣的典型事件。

北魏早期历史

建立北魏政权的是鲜卑族拓跋氏，他们原先居住在今天黑龙江省嫩江流域大兴安岭北部嘎仙洞附近，是鲜卑族中比较落后的一支。直到拓跋珪建国之前，还在过着游牧的生活，以部落为单位，共同生活共同作战。曹魏时期，拓跋部迁居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并举行了部落大会。西晋末年，中原陷入混乱，拓跋部乘机扩大势力。公元338年，成立代国，设置百官，有了国家的雏形，经济开始发展。然而好景不长，公元376年，前秦苻坚出兵击垮代国，国王逃亡，部落离散，代国灭亡。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鲜卑族等来了复国的契机。386年，鲜卑族拓跋珪联络旧部，召开部落大会，重建代国，不久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398年，拓跋珪称帝，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拓跋珪就是北魏道武帝。

北魏建立后，经过历代统治者的不懈努力，于439年统一了北方黄河流域，势力强盛，与南方刘裕建立的宋政权形成南北对峙，这就是南北朝时期。

积弊重重的北魏

在强盛的表象背后，北魏政权积弊重重。从内部看，主要有宗主控制基层政权、地方官贪污腐败导致民不聊生、民族矛盾尖锐等问题。从外部看，周边政权林立，威胁着北魏的稳定。

1.宗主控制基层政权

自从西晋末年以来，北方地区长期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破坏。战乱中最先遭殃的就是普通百姓，要么死于战争屠杀，要么死于流亡道路，要么逃往南方地区，史载：“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动乱之中，北方出现了很多世家大族建立的坞壁（堡）。坞壁是建有围墙的堡垒，居住在其中的居民往往是同一宗族的人，有时也会包含一些依附的百姓，首领一般由宗族的组长担任。坞壁自己种田纺织，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半独立状态。

北魏建立前，坞堡已经存在。北魏建立后，为了取得宗主的支持，对宗主采取联合拉拢的策略，授予他们“宗主督护”的职务，承认他们在当地的特权和势力，由他们管理坞堡内的百姓，并负责为北魏征收赋税。他们名为“督护”，实际上控制了地方人口。宗主督护制虽然使北魏政权得到了地方势力的支持，但从长远看，不利于北魏统治。依靠遍布各地的坞壁，隐瞒人口，偷税漏税，史载“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人口非常有限，统计户籍和征收赋税都遇到很大障碍，不但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地方势力过于强大，对政府统治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

2.地方官贪污腐败，盘剥百姓，导致民愤极大

建国之前，北魏是游牧民族，經常处于流动作战中。官员的收入主要靠战争掠夺。这是拓跋族自古相传的财富分配方式，有利于凝聚全族的战斗力。北魏建国后，战争逐渐停息，却没有建立完善的官员俸禄制度。由于通过战争掠夺的机会骤减，又没有稳定的收入，官员们都会通过贪污腐败、盘剥百姓来维持奢靡的生活。孝文帝改革前，北魏官场中腐败现象非常普遍，官员们“纵奸纳贿，背公缘私”。官吏贪污腐败，剥削百姓，汉族和各族人民不断爆发反抗争斗，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严重威胁到统治稳定。

北魏建立初期，统治者也曾经试图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但由于官员们并没有固定俸禄，最后只好法不责众，不了了之。献文帝统治时期，曾经下令：如果官员接受一头羊和一斛酒的贿赂，就要被判处死刑。大臣张白泽劝他说：官员没有固定收入，如果接受一头羊和一斛酒就要被处死，谁还会帮你治理天下呢？献文帝听闻，只能作罢。如何有效整顿吏治，缓和社会矛盾，已经成为摆在北魏统治者面前一项急迫的任务。

3.民族矛盾尖锐

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了长短不一的政权。各民族之间关系错综复杂，民族矛盾尖锐。作为外来民族，鲜卑族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矛盾重重。鲜卑族在建立北魏政权过程中，保留了很多原始的民族习惯和风俗，民风朴实粗野，容易与相对先进发达的汉族爆发矛盾和冲突。入主中原后，北魏依然对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采取民族歧视政策，推行了很多民族压迫措施。比如作战时驱赶各族人民在前面冲锋，充当炮灰。魏太武帝进攻刘宋时，亲自给守卫盱眙的宋将写信说：

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氐羌。设使丁零死，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减并州贼；氐羌死，减关中贼。卿若杀之，无所不利。

这种民族歧视政策，必然引发各族人民的激烈反抗。据史料记载，在孝文帝即位后的十多年里，各地爆发的民族起义，达到了18次之多。北魏采取的民族政策，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统治的稳定。

从外部看，北魏周边林立着大大小小的政权，强邻环伺，尤其是北部的柔然和南方的刘宋政权。柔然是4世纪中期崛起于漠北的游牧民族，首领称“可汗”。柔然勇敢彪悍，军力强大，经常袭扰北魏北部边境。太武帝即位后，为了彻底解决北部边疆问题，多次发动了对柔然的进攻，其中429年对柔然的进攻战果最大，降伏了柔然统治下的高车等部30余万人，缴获各类牲畜几百万匹，极大削弱了柔然的势力。此后柔然虽不能大举南侵，但依然威胁着北魏的都城平城。在北魏进攻柔然时，南方的刘宋也时常北进。450年，宋军北伐，攻占了河南部分地区。太武帝派兵反击，击溃宋军。此后，双方又多次发生战争，北魏逐渐处于有利地位。在内忧外患之下，孝文帝即位，年仅5岁。

北魏化危为机

如何维护统治？如何化危为机？这成为摆在孝文帝为代表的北魏统治者面前的急迫任务。孝文帝在位时，北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统称为孝文帝改革。事实上，孝文帝年幼继位，前期的改革主要是在太皇太后冯氏主持下进行的；490年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亲自主导了后期的改革。孝文帝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推行“班禄酬廉”，整顿吏治

针对官员贪污腐败的现象，北魏统治者实行“班禄酬廉”，给官吏发放俸禄。俸禄有米、田、布帛及力役等多种形式，保障官员获得固定收入。俸禄制实行后，进而规定严禁贪污受贿，官员贪污绢一匹以上就要被处死，一旦涉嫌枉法，不论贪污多少，都要被处死。新法颁布当年，北魏政府就处死了四十多位贪赃枉法的官员，其中包括冯太后的兄弟。北魏在发放官员俸禄的同时，大力整顿吏治，使官场腐败现象有了很大改观，缓和了社会矛盾。

2.推行三长制和均田制，与宗主争夺人口

在宗主督护制下，宗主直接控制人口，削弱了北魏对基层政权的控制力。孝文帝开始用“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根据三长制规定，五家为一邻，设邻长；五邻为一里，设里长；五里为一党，设党长。邻长、里长、党长，就是三长，直接听命于中央政府任命的郡县长官。他们负责核查户口，征收赋税，征发徭役。通过三长制，把原来由宗主控制的人口，变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加强了政府对基层政权的控制。

控制了人口，还要给百姓安身立命的土地。魏晋以来，黄河流域长期动乱，出现了很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无主的荒地。为了恢复农业，太和九年（485年），北魏实行均田制。规定15岁以上的男子，政府授予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女子获得露田二十亩。为了实现土地休耕以保护地力，露天会加倍授予，即男子八十亩，女子四十亩，一个家庭可以得到一百二十亩土地。授田百姓死后，露田要归还给国家，以备继续授田。桑田不用回收，可以继承或买卖。得到土地的一夫一婦，要向国家缴纳两石粟，称为租，一匹帛，称为调，这就是与均田制配套的租调制。均田制将无地农民和无主荒地结合起来，重建黄河流域的小农经济，推动了北魏经济发展，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很多被宗主隐瞒的人口，纷纷要求政府授予土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三长制和均田制相互配合，使政府在跟宗主争夺劳动力方面，取得了完胜。

3.迁都洛阳，移风易俗

北魏长期定都平城，在控制黄河流域后，这种政治格局的弊端就日益凸显出来。首先，平城作为北魏都城，守旧势力异常强大，阻挠抵制北魏政府的政治改革和汉化进程，也难以有效控制黄河中下游地区；其次，平城偏处北部，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农业生产条件不足，难以满足都城粮食物资的供应；再次，北方的柔然依然存在，而且时常南下，兵锋所指，威胁平城的稳定。

孝文帝决心将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他担心鲜卑贵族们反对迁都，就在493年借口南征，率三十万大军到达洛阳。此时，洛阳阴雨连绵，道路不通，队伍行进缓慢，随行的文武百官苦不堪言，不愿继续南征。孝文帝下令，要么继续南征，要么迁都洛阳，无奈之下，百官只要同意迁都洛阳。494年，孝文帝亲自回到平城，晓之以理地向贵族们解释迁都的例由。对敢于公开反对迁都的贵族，他坚决镇压。这样才将迁都洛阳巩固下来。

定都洛阳后，孝文帝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汉化政策。首先是改说汉语，孝文帝具有良好的汉文化修养，认为要想更好地学习汉族文化，改革鲜卑旧俗，就要改说汉语。他下令30岁以下的鲜卑人，一律说汉语，如果改不了，就要被降爵黜官；30岁以上的人，仓促之下不易更改，可以在说汉语时夹杂鲜卑语。其次是改穿汉服。鲜卑族服饰文化不同于汉人，是编发左衽。孝文帝命人仿照汉服设计新的冠制，并下令鲜卑人不论男女，一律改穿汉服。一旦发现有人穿鲜卑服，官员就要负责纠正。再次是改汉姓。孝文帝将皇族鲜卑族改姓元氏，其他鲜卑大族也都改成汉姓。最后是通汉婚，鼓励鲜卑族与汉族通婚。他自己率先示范，娶了汉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之女为妃，还为自己的弟弟分别迎娶了汉族大姓之女。通过婚姻，鲜卑族和汉族在血缘关系上也逐渐融为一体，进而取得了汉族大家族对北魏政权的支持。这一系列的汉化措施，缓解了民族对立，加强了民族融合，巩固了北魏政权的统治基础。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化危为机是时代对北魏孝文帝统治能力的一次考验。他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整顿了吏治，加强了中央集权；实行三长制，重建了黄河流域的小农经济，使北方经济从破坏走向恢复；推行汉化政策，推动了民族融合。孝文帝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能在危机中寻找契机，主动变革，自我革命，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宏阔视野。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历史的不断进步，就是在排除万难中取得的。化危为机不可能自动实现，靠的是主动应变、奋力攻坚，靠的是善于找到化危为机的对策、路径和办法。孝文帝通过主动克服危机，提高了统治能力，提升了官员素质和治国理政的能力。危机变成了契机，在动荡中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作者系北京市第一〇一中学高级教师、北京市骨干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