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运峰

到长沙参加鲁迅研究的会，最想见的就是朱正先生。

细算起来，上一次见到朱正先生，还是2005年11月底至12月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先是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举行《鲁迅全集》新书发布会，随后又去西山八大处中宣部培训中心召开出版座谈会。这几天，我天天见到朱正先生，一起开会，一起去餐厅。我请他在《鲁迅全集》第六卷上签名，他是这一卷的修订者，为我写了一段较长的话。其间，他还送给了我两本非常稀见的书，这两本书，我依然珍藏着。

一晃14年过去了。14年中，我和先生通过几次信。2006年5月，我回到母校南开大学任教。先生得知后，很是赞同，并由他的儿子朱晓寄给我两本书：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和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先生在附信中说，你由机关到大学教书，收入上可能会减少一些，不过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收入多少是不重要的。这两本书，大概对你新从事的传播学专业有些用处。14年中，先生在《随笔》《新文学史料》《炎黄春秋》等刊物发表了不少文章，也出版了不少书。这些文章，我全读了；先生的书，只要见到的，我也全买了。其中《一个人的呐喊》（《鲁迅传》），我是逐字逐句读完的。这本书给了我不少启发，我曾根据书中的一些材料写了一篇周氏兄弟失和的文章，在《今晚报》以整版篇幅刊出，算是给了一位以“二周”失和大做演绎文章作者的一个回应。

与我同去拜访朱正先生的，还有澳大利亚新威尔士大学中文系主任寇志明教授。他是美国人，汉语讲得不错。他在上午的大会发言中提道：听说这个会在长沙举办，我很高兴，因为朱正在长沙，我很佩服他。散会后，我找到寇志明，问他想不想去见朱正先生，他一听顿时两眼放光，立即回答：“当然想去！什么时候？”我说我先联系一下，你听我回话。

回到房间，我给朱晓发微信说明寇志明的情况和想法，过了一会，朱晓回复说：“一并欢迎！”午饭时，我告诉了寇志明下午去拜访朱正先生的安排，他很高兴，说，我特意带了一本朱正先生的书请他签名。

出租车开了约半个小时，我们就到了先生的楼下，按了门铃，出了电梯，朱正先生和朱晓已迎候在门前。14年不见，先生变化并不明显，只是有些耳背，说话需要大声一点儿。进入客厅，我们要求换鞋，先生立即阻止，说：“来自己家，不用换鞋！”茶几上，放着两本塑封的《鲁迅传》，先生说：“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寄到的，给了5本，你们俩一人一本。”寇志明说：“这本书我有，是带来请您签名的。”说完便从包里拿出了同样封面的一本《鲁迅传》。先生翻开版权页，说：“你这本是去年出的，我这本是今年8月份刚出的，把前面的错改过来了。另外，我还根据新出版的《冯雪峰全集》中的一些材料，做了一点儿补充。”我们请先生签名，先生不紧不慢地撕掉塑封，很认真地为我写上：“运峰老友览正 朱正谨奉”，然后又加盖了一方朱文的名章。趁着寇志明和朱晓聊天，先生领我到他的书房，指着一个书架说：“这两排放的都是我自己的书，你看看还缺哪一本，我如果还有复本，都可以送你。”我仔细看了一下，还有少数几种没有收藏。先生说：“好，我找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复本。”他快步走到一个书柜前，蹲下身子，打开柜门，很快为我找出了几种。我双手托着，既感到温暖，又感到沉重，因为这都是先生心血的结晶，其中饱含着先生的智慧、先生的思想、先生的爱憎。先生很耐心地为我一一题字、盖章。我站在旁边，很是感动，谁能想到，先生已89岁，仍在工作，仍在思考。

我拿出从天津带来的《人和书》《字纸篓》和《一个人的呐喊》请先生签名，先生指着《人和书》说：“这是我第一本杂文集。”指着《字纸篓》说：“这是上世纪我出的最后一本书。”又指着《一个人的呐喊》说：“有了刚才的那本《鲁迅传》，这本就不用看了。”

14年前，先生走路快、举止敏捷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4年过去，先生走路依然很快，一会儿去书房找书，一会儿到客厅签名。我说：“您走路还是那样快！”朱晓说：“他走路快是有了名的，连小区的保安都说这老爷子是‘草上飞！”我问：“朱先生平时锻炼吗？”先生说：“不锻炼！”朱晓说：“他也就是去收发室取取邮件，平时就是在家里看书、写东西。”先生引我来到一个朝北的小房间，说：“这就是我的工作间！”房间不大，约有12平方米。一张漆皮斑驳的写字台上，是一台半新的电脑，旁边堆满了书籍、刊物，椅子背后的书架上，是先生经常用的资料，其中的《鲁迅全集》《毛泽东选集》《等都翻得很旧，有的已经开胶、脱页。

先生又指着走廊里的一个书柜说：“你看，这都是《鲁迅全集》的版本，这是1973年版，这是1958年版，这是1981年版，2005年版在书房里，我经常用。”我指着1958年版问：“这就是您最早读的那一套吗？”先生答：“是的，里面有不少批注，大部分是我写的，也有少量是別人借走后写的。”我随手翻开第一卷，只见上面有很多蓝色钢笔的字迹。这套《鲁迅全集》有的封面已经脱落，有的书脊已经开线，大多数都磨去了底色，这就是先生在落难时的精神支撑。可以想象，当年先生以“戴罪”之身被打入另册，在白眼和冷眼中一面做着粗活儿，一面研读《鲁迅全集》的情形。这需要怎样的勇气、怎样的毅力啊！看着这套有些破旧的《鲁迅全集》，让人感慨不已。

先生又指着一个书柜说；“这里面有你的书！”我一看，是我编的《鲁迅佚文全集》和《鲁迅全集补遗》。我说：“这本《补遗》又出了一个增补版，我回去寄给您吧。”先生连忙摆手，说：“不必了，我看不过来。这些年，我不断收到作者的赠书，无处安放，没有办法。去年到上海鲁迅纪念馆开会，我就给他们带去了一批，转赠给他们的资料中心了。我不希望别人再给我寄书。”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先生的通达、务实，不像有些人那样虚言客套。

时针将指向下午五点，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怕先生太劳累，只好告辞。先生把我们送到电梯口，说：“我就不下楼了。”我们与先生紧紧握手，走进电梯，与先生默默对视，互相挥手，直到电梯门自动关闭。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