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金明

清朝入关之初，由于八旗自身人数的不足，对于吴三桂等十分重用。顺治元年（1644），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六年（1649），封孔有德为定南王、耿忠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并赐予金册金印。后孔有德战死，“四王”只剩下三个，史称“三藩”。

清廷对三藩十分重视，顺治十六年（1659），应洪承畴疏请，命平西王驻镇云南，平南王驻镇广东，靖南王驻镇四川。当时清朝虽然有云贵总督、云南巡抚掌管云南行政、军事事务，但实际上的大权仍归吴三桂掌握。吴三桂在云南招募军队，铸造钱币，任用官员，以至民间只知有“西选官”，不知道有朝廷的官吏。当时“西选之官半天下”。

1662年，康熙即位。清廷不仅加封吴三桂为亲王，还将给云贵总督、巡抚的敕书加上“听王节制”四字。1669年，康熙亲政，摆在少年康熙面前的，是对占据清朝半壁江山，拥有数十万能征惯战的军队，耗费国家大半税赋的三藩，“撤”还是“不撤”的问题。

决意撤藩，逐渐削弱

康熙初政时，就有大臣密陈三藩的种种不法行为，但当时清廷对这些奏状并没有采纳，甚至将上奏的大臣严厉处分。不过，清廷已经通过剥夺“大将军印”，收回云南的吏、兵人事权，重新委任云南、贵州、福建的总督、巡抚等做法，收归原属吴三桂的军政大权。同时，将三藩的儿子送入京師，明为入侍，实为人质。

对于清廷的“撤藩”意图，吴三桂等人应当是有所觉察。康熙十二年（1673）二月，康熙遣侍卫赏赐吴三桂、尚可喜等。尚可喜随即上疏，称年老请归故乡。七月，吴三桂也上疏，请求赐予更大的新地以安置属下部众及家眷等。这种做法无疑是给清廷施加难度，让清廷感到棘手，从而罢了撤藩的念头。康熙接到吴三桂的上疏后，令议政王大臣会议商讨对策。很多人也看出了吴三桂并非出于自愿，为避免骤然迁藩，引起麻烦，纷纷表示不同意吴三桂的上疏。只有尚书米思翰、明珠等认为，现在各地反清力量已被剿灭，云贵的土司叛乱也被平定，吴三桂等已经不宜长期镇守云南。因此，议政王大臣等形成了两种处置方式：一是将吴三桂等移迁移至山海关外，另以满洲八旗镇守云南；二是使吴三桂继续镇守云南。大臣们其实还是期待康熙作出最终决定。康熙认为：“三桂蓄异志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因此下旨移藩，云南改由满洲兵镇守，命侍郎折尔肯、学士傅达礼诏谕吴三桂。

诏告天下，争取民心

九月，清廷的诏使至云南，史载“三桂大失望”，遂决意集合所部反叛。吴三桂一再拖延迁藩的日期。吴三桂先杀与其有嫌隙的朱国治，又致书平南、靖南及贵州、四川、湖广、陕西旧部，相约响应起兵。又杀清廷使者及云贵总督甘文焜。十二月，清廷使者自云南逃回京师，报告吴三桂反叛。

一时间，吴三桂的军队兵锋自云贵直抵湖南，很快占领湖南全境。康熙十三年（1674）正月，吴三桂自称周王。此后，吴三桂的行动很快得到四川、福建、广东、陕西、浙江、察哈尔等地的响应。

危急时刻，康熙毅然下诏，向天下宣布吴三桂的罪行，其诏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表明清朝对吴三桂有恩。明朝末年，李自成占领北京，吴三桂本来为山海关守将，在窘迫时刻，归顺清朝。世祖命吴三桂率军征讨南明，并封为平西王，镇守云南。康熙即位后，封为亲王。如今请求迁藩，念其年老，所以准许其请求，并规划地方，给予资粮，助其迁藩。又遣大臣去云南宣谕诏旨。但是吴三桂仍起兵反叛，背弃了朝廷的宠信，造成生灵涂炭，于天理人情难容。二是表明清廷的态度。削除吴三桂的爵位，调兵遣将进行征讨，必将平定。三是清廷征讨只针对吴三桂军，不涉及普通百姓。大军征讨时，军民人等都要安分守己，即使有人误入叛军，只要能悔悟，朝廷本着既往不咎的原则，不再追究。如能有擒斩吴三桂及其党羽的，或能以兵馬城池效力朝廷的，均按功进行封赏。康熙还非常郑重的承诺：“朕不食言。”以上诏旨，除了向天下宣布吴三桂的罪行，表明清廷平叛的决心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争取民心。

分兵数路，重点突破

吴三桂起兵时，得到了西北、西南、东南数地的响应，但吴三军并未与这些人建立联系，而且这些人各怀私心。故康熙平三藩，面临的对手虽然很多，看似危机四伏，但对手之间没有形成真正的合力，便于清军各个击破。

康熙在调兵遣将时，也显示了突出的军事才能，能够看出战局上的要害。从吴三桂军的行进路线来看，在攻占贵州后，下一步就是两湖地区。荆州是扼守两湖的咽喉要地，关系着整个战局的成败。因此，康熙派前锋统领硕岱率禁旅镇守荆州，扼住吴三桂军北上的要道。同时，康熙还命都统尼雅、韩赫业、朱满，副都统席布、根特、穆占等，分别率军驻守武昌、西安、汉中、安庆、兖州诸要地，随时供调遣。为防止吴三桂从四川北上到达陕西，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军讨伐吴三桂，分遣将军赫业入四川。命副都统扩尔坤驻军太原，监视陕西的动静。命副都统马哈达兖州，以保护运河粮道。同时，命两地随时听候调遣，以接应陕西、四川、江南、湖广、江西的清军。十三年，命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驻军江西，以阻止吴三桂军向东继续前进。以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镇守江南，以保护东南钱粮和赋税重地。通过这些布置，康熙力图将战事控制在云南、贵州、湖广几省境内，并建立起以荆州为中心，以湖广为重点的防御战线。康熙十二年在广西，以孙延龄为抚蛮将军，线国安为都统，要求他们率军固守。在陕西，命陕西总督哈占、提督王辅臣等务必严防吴三桂军北上。像如这种细微而具体的军事部署，在康熙平三藩的过程中，并不少见。

善用诏抚，分化对手

三藩之变中，在吴三桂的号召下，有很多原先明朝旧将或者三藩旧部响应起兵。对于这些人，康熙尽量采取招抚。或者虽然派兵征讨，但在击败叛军后，并不对这些人尽行诛杀，以防止激变，从而减少平叛的阻力。如王辅臣，原为洪承畴的部下，任总兵。后跟从吴三桂入缅甸，击败南明桂王政权，因此迁提督。吴三桂初反时，曾派人召他，王辅臣将此事上报清廷，并因此获封。大学士莫洛自陕西入四川时，以王辅臣随从。至宁羌时，王辅臣杀莫洛，响应吴三桂反叛。对于王辅臣反叛，康熙首先遣其子王继贞进行招抚。在敕谕中，康熙还是一贯的打人情牌，叙述顺治皇帝对王辅臣的提拔之恩，以及康熙时升为陕西提督，委以重任，同时夸奖王辅臣此前忠于清廷，率军征讨云南、贵州，功绩卓著。当时吴三桂起兵时，王辅臣还向清廷报告。如今王辅臣的反叛，或出于同莫洛有嫌隙，责任在康熙自己。所以，康熙认为，自己信任王辅臣，王辅臣也就不会反叛。希望他约束自己的部下，不要对清廷有疑虑。此前发生的事情，概不追究。王辅臣接受了敕谕，并未停止反叛，而是接受吴三桂贿赂的二十万两白银和“平远大将军陕西东路总兵”的官号，号召陕西多处府县叛乱。康熙只好命清军加紧进攻，命清军沿途宣布王辅臣接到清廷赦命而仍反叛的事实，并抓紧进攻平凉。在图海、张勇等人的合力进攻下，王辅臣不得不再次乞降。康熙仍宽恕其罪，下诏恢复其官爵，加太子太保，授靖寇将军，随图海驻军汉中。

平定察哈尔，解除后患

康熙十四年（1675），吴三桂起兵的消息传至察哈尔，清军主力南下平叛，京师空虚。察哈尔部首领布尔尼认为，这是灭亡清朝的好机会，于是联合乃蛮部反叛。康熙命信郡王鄂扎为抚远大将军，同图海一起率领八旗家奴壮丁数万人征讨。为激励这支临时拼凑的清军，图海下令，布尔尼作为元朝后裔，会有很多财宝，如清军攻破察哈尔，则所获十分丰富。清军受到激励，奋勇作战，无不以一当百，大败察哈尔军。布尔尼率仅剩的三十骑败逃，被科尔沁额驸沙律斩杀。

清军平定察哈尔，是在彻底击败林丹汗，让漠南蒙古成为清朝附庯之后，对漠南蒙古的又一次沉重打击。这一举动，进一步巩固了清朝在漠南蒙古的统治，清廷于是借机将察哈尔部众改编为八旗，每旗设总管、副总管各一人，迁于宣化、大同边外，成为内属蒙古部落。

重用宗室，加强绿营

清廷能够平定三藩之乱，除了康熙策略正确，指挥得当之外，当时的满州宗室也成为作战的主力。由于当时清廷入关不久，满洲八旗尚有较强的战斗力，而且满洲宗室将领中也有很多能征惯战的勇将。如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安亲王岳乐、简亲王喇布、信亲王鄂札、順承郡王勒尔锦、贝勒董额、贝勒察尼、贝勒尚善、贝勒鄂鼐等。这些人分别授予不同的将军衔。同时，为了避免各将军分守各地，互不统属，又增派大将军，以宗室诸王、贝勒充任。这种做法，利用诸王、贝勒与清廷在血缘和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保证了政令的通达，加强了当时南下清军之间的联系，大大增强了清军的战斗力。

对三藩作战中，清廷不得不起用由汉军八旗等组成的绿营兵。绿营兵有马兵、守兵、战兵，作战时以步兵为主，辅以骑兵。至康熙时，天下绿营兵约六十六万人，分布在安徽、福建、广东、陕西、甘肃、四川、湖南、贵州等地。三藩之乱时，动用的八旗、绿营兵共四十余万，其中绿营兵居多。作战时，以绿营兵在前，八旗兵在后，尤其是在云南、贵州的崎岖山地，绿营步兵更是发挥了极大作用，从而保证了清军能够所向披靡。

拒绝“裂土罢兵”

三藩之乱开始后，吴三桂除了在军事上起兵反叛，还与达赖喇嘛秘密来往。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派人给达赖喇嘛送信及礼物，企图让达赖向清廷提议，与清廷“列土罢兵”，割地分治。康熙断然拒绝，并多次下旨切责达赖，严查其与吴三桂的来往。康熙十三年（1674）年七月，清廷遣理藩院员外郎拉笃祜等前往达赖喇嘛传旨并赏赐，五世达赖喇嘛向清朝使臣承诺擒拿吴三桂。八月，康熙下旨命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官员、土司等进剿吴三桂，并命达赖喇嘛发蒙古兵相助。同时，命达赖喇嘛约束军队，不得骚扰地方。康熙十七年（1678）二月下旨，晓谕达赖、班禅、达赖汗，一方面说明达赖等人与吴三桂联系的事情，清廷一直了解，并命张勇等严加防范；另一方面，肯定了达赖等人在处理与吴三桂关系上的做法。十一月，五世达赖喇嘛上书申辩，未与吴三桂一同反叛，声明双方只是互赠礼物，并未有联合军事行动。三藩平定后，清廷还是命四川等地总督、巡抚搜获吴三桂与达赖喇嘛交通的书信，并派兵驻守云南的中甸（今云南香格里拉市）等地方。

清廷的善后處置

清廷能够较为快速的平定三藩，很大程度上在于康熙能够运筹帷幄，正确决策，通过当时通达高效的驿传体系，传达给前线的清军将士，从而使清军拥有了战略上的优势。但是，康熙并没有将功绩全部归于自己。康熙二十年十二月，湖廣道御史何嘉祜上疏，请求给康熙上尊号，“以彰功德”。康熙对此回复说：“若遂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赏，实可耻也。”康熙认为，能够平三藩，是上天眷顾，祖宗保佑，将士用力，与其上尊号，不如使天下“家给人足，百姓乐业”。据史载，三藩平定之后，曾有人请康熙进行封禅，被礼部侍郎张玉书上疏制止。

清廷平定三藩尚在进行时，康熙认识到汉人将士在平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借机消弥满汉之间的隔阂，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康熙十七年，召开“博学鸿词”科，共有一百四十三人入选，取一等、二等共五十人，其中不乏朱彝尊、汤斌、毛奇龄等日后知名文臣。十八年，重开《明史》馆，以学士徐元文、叶方蔼、庶子张玉书为总裁，同时参与的有布衣李因笃、冯勖、朱彝尊、潘耒、严绳孙等数人。

平定三藩之后，清廷着力于清除三藩弊政，安抚天下。康熙下诏，“凡三藩往事为民害者悉除之”，与民休息。如三藩在广东的盐埠、渡税、总店、市舶、鱼课，在福建的盐税、报船、冒扰驿夫、牙行渡税，在云南的勋庄、圈田、矿厂、冗兵。同时，将三藩及其他参与反叛的察哈尔、王辅臣等人的军队，或编入各地八旗、绿营，或全部裁去，最大限度的消除三藩的残余影响，避免历史再次重演。除此之外，进一步笼络汉人百姓。提拔汉人官吏，整顿吏治。康熙平定三藩之后，擢升了一批在后世知名的廉吏，如于成龙、彭鹏、陈璸、郭琇、赵申乔、陈鹏年等，皆由县令至封疆大吏，进一步加强了康熙时期的国家治理。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开始了第一次南巡。十月，登泰山顶并视察黄河堤防工程。十一月二月，遣内阁学士席尔达祭明太祖陵。康熙亲自写了御制祝文。十月十八日，返回途中，康熙到曲阜孔庙，行三叩礼，并题写“万世师表”匾额。通过这两次祭拜，康熙向天下宣示，清廷对于汉文化的尊崇和继承，消除汉人对清朝的敌意。

由此可知，康熙通过平定三藩和后来的一系列善后措施，在政治上加强了对全国特别是蒙古、西藏的治理，在文化上进一步促进了汉人对清廷的认同，在经济上革除了一些明末弊政，在军事上整合了八旗、绿营的力量。这些都为后来收复台湾，完成统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作者系人民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