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隽敏　王嘉淳

摘 要：北方游牧之族大者有四：曰匈奴，曰鲜卑，曰丁令，曰肃慎。作为后起于匈奴的鲜卑民族，兴盛于魏晋南北朝之际，随着后周政权的灭亡而灭亡，其部众遂同化于中国，融入于汉，成为汉民族的一支来源。

关键字：鲜卑；北魏；孝文帝；拓跋部

1 鲜卑族源及族称问题

鲜卑族，属于东胡一支，后汉书日：“乌桓、鲜卑，本东胡也，冒顿灭其国，余类保此二山，因名焉。”《三国志·乌丸鲜卑传》亦载到：“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而所谓东胡，是以匈奴为参照点，将居其东者称为东胡，《山海经.海内西经》里解释：“东胡，在大泽东。”

关于鲜卑族称来源，《史记·匈奴列传》中有记载“燕北有东胡，山戎是也”因此，鲜卑又被称为山戎。而《史记》引《續汉书》曾记载：“鲜卑实其本名”，因此“鲜卑”是其自称，在满洲语中“鲜卑”即为“祥瑞”之意，是作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对自身生存发展的一种期许，以吉祥字词命名本名族，期望得以神佑。 其“鲜卑山”亦是鲜卑民族作为征服高山的一种自豪，非因其部落活动于此山附近而将部落与山同名，吕思勉也已指出“汉时之乌桓、鲜卑，盖将皆山以部族名，而非部族以山名。”目前鲜卑活动的范围之内考古已发现许多“鲜卑山”，我们也由此可以断定山名与此名族有关，而非此名族以山命名。

2 鲜卑民族概况

鲜卑民族在东汉之前不以“鲜卑”见于史书之中，大致是以“东胡”的而载，“秦始时，东胡亦强，后为匈奴冒顿所袭破。”遂鲜卑从东胡中分化而出，到东汉时形成两大分支：一支是居于蒙古草原东南地区的鲜卑人，这支鲜卑人与乌桓、匈奴、汉王朝都曾发生过紧密的关系，被称为“东部鲜卑”，通常认为是由慕容部、宇文部、段部共同构成；另一支是居于蒙古草原东北部大兴安岭地区的拓跋鲜卑，由于其远离汉王朝，因此东汉之前与中原联系不密切，史书记载亦较少，东汉时两次向南、向西迁移、发展，后建立北魏政权，这一支鲜卑人被称为“北部鲜卑”。

1.东部鲜卑概况

鲜卑，作为秦汉时期兴起的一支北方游牧部落必然与当时强大的匈奴部族发生联系。据《后汉书》卷九十《鲜卑传》载：“汉初，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未常通中国焉。”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东部鲜卑与汉通使“鲜卑始通驿使”斐注引王沈《魏书》亦称：“鲜卑自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自与乌桓相接”从而形成从南到北分布汉王朝、乌桓、鲜卑的南北分布格局。

随着乌桓、匈奴的迁徙，鲜卑部族亦出现两次南迁，一次是在汉武帝时期乌桓内迁，东部鲜卑顺势南下饶乐水，占有了乌桓故地。北鲜卑也渐次南下，于东汉初年到达“大泽”，即今天的呼伦湖地区。另一次是在和帝永元年间，北匈奴溃败西迁，东部鲜卑亦向西、向南迁徙，北部鲜卑离开“大泽”，迁于蒙古草原匈奴故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万有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鲜卑在这两次大规模的南迁中占有了相对优势的地理位置，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东汉光武帝时期，鲜卑依附于匈奴之下。建元二十二年（公6元），匈奴境内连年发生干旱、蝗灾，人畜损失严重，统治阶层内部矛盾不断，而此时“南北单于更相攻伐，匈奴损耗，而鲜卑遂盛”。尽管在匈奴内部纷争中鲜卑失去了匈奴的保护，但此时却得到了更为强大的汉王朝的扶植，汉王朝给予了鲜卑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支持。和帝永元年间，北匈奴溃败，其部众融入到鲜卑部族，“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动健，意智益生。”然而当汉王朝不再能够满足日益强盛的鲜卑民族需求时，鲜卑的军事对象遂转向了汉王朝——时常侵扰汉王朝北边，大肆略夺财物、人口，造成双方边境战事不断。直到安帝时期才重开互市，鲜卑与汉王朝出现友好局面。

东汉桓帝时期，鲜卑首领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并建立起囊括东部鲜卑和北部鲜卑的强大军事联盟，《三国志·魏书·乌桓鲜卑东夷传》引王沈《魏书》中曾形容此时的鲜卑“南钞边缘，北据丁令，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然而檀石槐死后鲜卑陷入内部争夺之中，部落联盟迅速瓦解，直到曹魏初年，轲比能重新统一漠南地区，再次建立了鲜卑部落联盟，公元235年随着轲比能被曹魏幽州刺史王雄所杀，短暂统一东部鲜卑各部的部落联盟亦瓦解，从此，鲜卑“种落离散，相互侵扰，强者远遁，弱者请服。”由此可见作为游牧民族所建立的松散的军事联盟其脆弱性可见一斑。

2.北部拓跋鲜卑概况

《北史》对拓跋鲜卑早期历史做了详细记载：“积六七代，至成帝毛，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震北方。五传至宣帝推寅，南迁大泽。方千余里。阙土昏冥沮洳。谋更迁徙，未行而崩。又七传至献帝邻，有神人，言：此土荒遐，宜徙建都邑。献帝年老，以位授其子圣武帝拮汾，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似马，其声类牛，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时人并号为推寅，盖钻研之义也。”此段历史可将拓跋鲜卑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大鲜卑山时期”“大泽时期”“匈奴故地时期”，而这三个时期是北部鲜卑不断发展、壮大、融合的时期，在征服、友好；统治、被统治；汉化、鲜卑化的过程中，鲜卑内部的成分亦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北方草原上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族称，如“胡（匈奴）父鲜卑母的铁弗匈奴，鲜卑父胡母的拓跋鲜卑、秃发鲜卑，鲜卑与高车融合而成的乞伏鲜卑以及鲜卑首领统帅部分高车部众的柔然等等”，新形成的这些诸部和内部成分发生变化的东部鲜卑、北部鲜卑在公元三世纪的中国相继建立了一系列的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国历史上涂下了浓重的一笔。

3 慕容、拓跋部政权及孝文帝改革

慕容鲜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其汉化的程度之深，得以在北方诸多的强大民族中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燕、南燕政权，但也由于其作为游牧民族自身所具有的特性，而使其政权都无法长久立足于中原，皆为短暂性的政权存在于历史中，然而作为较早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其历史地位却不容我们忽视。从东汉时期慕容鲜卑崛起于辽东，魏晋南北朝时期南下入主中原，到公元410年南燕灭亡，历时百年之久，在这百年之中，慕容鲜卑完成了其由部落联盟向奴隶制国家，进而向封建制国家的转变，实现了由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过渡，尤其作为北方汉化程度较深的民族，诸燕政权皆不同程度的吸收了以儒家为核心的汉文化，仿效汉制，建立汉学，重用汉儒，《晋书·慕容庞载记》曾记载：“魔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作为统治者的慕容俊更是“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讲论不倦，览政之暇，唯与侍臣错综义理，凡所著述四十余篇”；慕容鱿“尚经学，善天文”，并且撰有《太上章》、《典诫》“以教胃子”；慕容宝“砥砺自修，敦崇儒学”，而统治阶层对汉文化的推崇必然带动整个鲜卑民族的汉化，并且在汉化的过程中进一步推动了胡汉民族的大融合，然而慕容鲜卑的汉化程度在诸燕政权时期毕竟有限，它仍然较多保有了鲜卑民族的社会生活习惯、语言、文化、民族意思等固有的民族特色，随着诸燕政权的相继灭亡，已然汉化了的慕容鲜卑进入到北魏政权更为深刻的去鲜卑化浪潮中。

北魏政权是鲜卑首领拓跋珪于公元398年建立于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国历史发展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上起东晋末年庶族阶级、边疆民族的边缘化向中心化的过渡，下起隋唐新政治制度的确立，而在这样的转型时期北魏的第六位皇帝拓跋宏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此后的中原王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其所构建的北魏政治制度。

尽管从公元398年拓跋珪称帝，建立北魏开始，各君主都不同程度的推行汉化，但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以鲜卑文化为主体的局面，直至孝文帝拓跋宏时期才推行主动的彻底的汉化的改革。孝文帝改革主要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均田制、三长制， 第二个时期是迁都洛阳后对鲜卑旧俗进行全面改革。改革的历史功绩超过了之前建立的鲜卑各政权。首先，它完成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使北魏政治呈现全国化，社会经济繁荣发展；其次，出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高潮，对隋唐政权产生深远影响。尽管在北魏政权建立之前就已经出现胡汉民族融合的趋势，但更多的是各少数民族在本名族文化为主体文化的基础之上吸收部分汉文化，各民族仍鲜明的、完整的保留了本民族的特色，同时，在北魏之前的各少数民族政权仅可以看做区域性的政治势力，并不呈现全国性的王朝的趋势。

然而孝文帝死后，人们开始对孝文帝的改革进行深思，孝文帝改革的弊端也不断凸显，首先，汉化速度过快，违背了民族融合的客观规律。直接的、快速的抛弃鲜卑文化造成鲜卑民众与传统北方文化彻底隔断，同时，这超出了当时鲜卑民众内心的接受程度，为北魏后期大规模的反汉化留下隐患；其次，迁都洛阳是在遭到鲜卑贵族的反对下而强制实施的，虽然它解决了北魏的边防危机和物资匮乏的问题，但留下了更为深远的北边六镇危机。作为守卫北魏都城的六镇贵族从建立之初就享有很高的声望，然而迁都洛阳之后其地位迅速下降，享有的社会、政治、经济优势丧失，造成了北魏后期六镇贵族的反叛，加速了北魏王朝的灭亡。第三，孝文帝大定姓族，提高了鲜卑贵族的社会地位，陈寅恪曾指出“从北魏前期崔浩与鲜卑贵族的冲突来看，似乎汉化与鲜卑不能相容。因此。孝文帝推行汉化，目光落到了如何使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合而为一，不仅使鲜卑贵族有政治地位。而且使鮮卑贵族有社会地位。”然而，姓族制的制定加速了鲜卑贵族的腐化，加大了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的冲突。而这一系列的孝文帝改革的弊端最终演变成北魏后期对汉化改革的全面否定，大量鲜卑贵族要求恢复鲜卑语、鲜卑姓氏，鲜卑服饰、及鲜卑人的社会地位；东魏、西魏政权更一度出现鲜卑化的复兴。从北魏末期开始的鲜卑贵族对汉化反扑，是作为拥有自身发达文化的民族在内外因素作用之下的一种对外来文化本能的抗争和调适，也是对速度过快、全面汉化的孝文帝改革弊端的一种历史反击，但作为已入主中原近一百年的鲜卑民族来说，强大的汉文化的冲击是不可忽视的，胡汉大民族融合的时代背景亦不容忽视，想要继续留在中原农耕土地上，就必须在更为强大的力量之下做出自己的调节。

4 结语

隋唐以后鲜卑作为少数民族已经不再见书于史籍之中，他们或融入到汉民族，或融入到其他少数民族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鲜卑民族的影响彻底消失，我们在隋唐的政权中依然可以看到鲜卑民族的影子。从秦汉时期分化于东胡族系，到隋唐时期同化于中国，存在了近900多年，在这900多年的历史之中我们看到的是作为一个有着自身信仰、语言、风俗、文化、政权的民族是如何从塞北高寒之地为了本民族的生存、发展逐步南迁，进而入主中原，与汉民族融合，实现胡汉一家的过程，尽管在这样的融合过程中鲜卑，乃至中国历史上其他的古老民族，如同匈奴、乌桓、突厥、契丹、党项等都只是片段性的出现于历史中，然而作为真实存在于中国土地上的古老民族他们的文化、贡献、历史仍然引发我们深思，值得我们关注。

参考文献

[1] 陈连开.中国民族史纲要.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版

[2]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版

[3] 陈寿.三国志·魏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版

[4]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79版

[5] 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版

[6]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99版

作者简介

高隽敏（1989-），女，汉族，山西大同人，现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社会史。

王嘉淳（1990-），男，汉族，黑龙江牡丹江人，现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