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亮，邓世成

(重庆工商大学 a.外语学院;b.数学与统计学院，重庆 400067)

一、引言

中国在较长时间内秉承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陈斌开等，2012[1]；纪洋等，2016[2])，因为重工业发展需要先经历“投资驱动”阶段(Acemoglu，2006[3])，政府往往会配套实施金融抑制政策(Mickinnon, 1974[4])来保证银行信贷资金更多投向政府扶持领域(黄桂田等，2011[5]；张杰等，2016[6])。上述组合直接衍生出对应领域的投资“潮涌”(林毅夫等，2007[7]、2010[8])，即因为地方政府对于产能扩张提供的各种显性或隐性支持(周黎安，2004[9]；江飞涛等，2012[10]；刘航等，2014[11]；干春晖等，2015[12])，预算软约束主体纷纷涌入政府支持的重工业领域，进而诱发产能过度扩张，无法常规退出，导致最终的产能过剩(纪敏等，2017[13])。现有研究多表明，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周期性产能过剩”，中国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存在着更强的非周期性色彩，这一点在重工业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周劲，付保宗，2011[14]；程俊杰，2015[15])。

实践证明，中国多数重工业部门陆续出现产能过剩，其供给侧改革也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和产业转型的重要战场(冯明，2015[16]；林志帆，2015[17]；王宇，2016[18]；张栋等，2016[19]；王仲兵等，2017[20])。

但微观数据缺失对相关研究形成了制约，统一的工业部门产能利用率数据2013年才开始对外公布，分行业产能利用率数据公布则始于2016年。因为不同研究观点的支撑材料不同，已有研究在中国重工业产能过剩的实际成因与结构特征判定方面存在广泛争议(洪功翔，2010[21]；宗寒，2011[22]；戴静等，2013[23]；徐思远等，2016[24])。本研究基于统一测算方法，通过可追溯的历史数据，确立横向与纵向比较的基础，对于探讨中国重工业部门产能过剩的历史演变和结构特征，进而寻找到背后的驱动机制和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症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