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博涵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法治化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首要目标。“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在当下中国并非只是政策倡导与理论阐释，还表现为丰富生动的制度实践［1］。中央及地方陆续出台了众多规范性文件以推进营商环境的法治化。但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2020年初各地经济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并产生一系列连锁效应。疫后经济振兴迫在眉睫，疫情之前各地已形成的营商环境优势亟需继续巩固。从政府对市场干预的角度看，疫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有赖于更加完善、科学的法律制度设计去解决。

一、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内涵认知

（一）商事规则制定的法治化

体系完整、规制得当的商事法律体系是塑造优良营商环境的制度保障。立法是否具备科学性、民主性是衡量营商环境法治化的重要指标。法治化市场经济建设追求“良法善治”，而良好的商事法律规则是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与准则。政府作为为企业提供法律保障的主体之一，主要着眼于市场准入、税收征管、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和投资者权益保护、劳动者就业与权益保护等实体法律规则方面。与此同时，在商事规则制定过程中亦需要遵循程序正义的价值理念，注重规则制定程序的规范化、法治化，这将深刻影响着企业参与市场的意愿、经营活动的成本等营商环境要素。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区的政府在制定涉及企业利益的政策文件过程中依旧存在着征求意见对象范围不广、代表性不足或意见采纳反馈机制不健全等［2］与法治化趋势背离的问题，亟需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