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兴

2010年初，北京大学入藏了一批从海外回归的珍贵秦简牍(简称“北大秦简”)。这批简牍内容十分丰富，以古书为主，包括多篇文学作品，如《酒令》《隐书》《善女子之方》《从政之经》《公子从军》《泰原有死者》等。正如整理者所说：“尤其是文学作品和大量反映社会生活、民间信仰的文献，展示出当时基层社会丰富多彩的一面，使我们对战国晚期至秦代社会文化的认识大为丰富和扩展。”[1]一直以来，秦简以文书、数术、方技为主，很少有六艺类和诸子类；但北大秦简说明，秦墓仍有诗赋作品。秦虽然禁止《诗》《书》及百家语，但并未说禁止诗赋之类[2]。《隐书》为出土文献首见，应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杂赋类”亡佚的《隐书》有关。自题“此隐书也”，反映时人的文学观念和文体认知，体现了早期文体意识的自觉。从文本内容来看，通篇并无讽谏和教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与政治的疏离以及文本创作的自觉。

李零做了整理并公布了《隐书》第三则的原简。通篇用四言赋体写成，最后一简的背面有“此隐书也”，点名此书性质。全篇包含三个谜语。三个谜语分三章，各为起讫，除第一简，前面缺两三简，后面缺两个字，大体完好。其叙述形式，一般是先出谜语，用黑点隔开，然后说已猜到是什么，最后揭出谜底[3]。在整理者的基础上，本文结合传世文献，考察《隐书》的文本来源、形态以及文学价值等。简帛文献有助于改变早期文学史的静态书写模式，应立足于文本的地域来源，充分考虑文学的空间分布和代际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