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一泓 贾鹤鹏 严雯羽 魏丹

（1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2 中国科学院大学;3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 4 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

科学传播作为现代社会更好地利用科技发展成果的有效途径，得到了科学界和决策者越来越多的重视。近年来，科学传播在西方取得极大进展，并经历了从传统科普到公众参与科学模型的转变，但公众参与科学模型也面临着诸多困难，针对科学传播的各种反思不断。[1]在实践中，大多数积极参与科普的科学家仍然把面向公众传输知识视为最重要的目标，并不在乎其工作是否算得上公众参与科学。[2]

面对科学传播发展的各种挑战，科学传播实践者和一批务实的学者提出，与其纠结科学传播的模式，不如以更加可行的理念来倡导科学传播。此举一方面强调科学传播实际上是科学在社会中（science in society）的一种必然存在形式，[3]另一方面则将其视作科学的文化之一。[4]

将科学传播视作一种科学文化，有助于科学家克服科研与科普之间的两元对立。[5]然而，究竟何种科学传播可被视为是“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其具备什么特征？本文提出了“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的四大特点，并通过考察从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年会、美国化学会（ACS）年会、美国物理学会（APS）年会以及美国地学联盟（AGU）年会四个大型科学会议与公众科学传播相关的内容设置，以及对相关人士进行质化访谈，对这四大特点进行了佐证与确认。

一、“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的背景

19世纪下半叶，科学普及开始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实践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6]主要用浅显的语言向公众报道和解释科技进展，旨在让公众理解科学、尊重科学、支持科学。然而，该模型随即遭遇科学传播学者的批判。他们认为作为科普理论前提的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并不能反映公众与科学的复杂关系，[7]应该从向公众灌输科学知识的科普，转向鼓励公众与科学家对话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型（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8]

众多学者的反思和科学传播工作者的推动，导致贯彻民主精神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在西方成为科学传播的主导形式。该模型旨在强调科学传播是一系列促进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活动，认为在科学发展问题上，公众与科学家具有同等资历参与决策，科学发展需要通过与公众对话取得公众支持。[9]

迄今为止，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在科学传播理论界取得了广泛共鸣。[10]然而，近年来该模型也面临着诸多实践与理论方面的挫折和挑战。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之一，是丹麦政府于2012年停止资助以首倡和成功举办多场公众共识会议而闻名世界科学传播界的丹麦技术委员会（Danish Board of Technology），理由是其举办的大部分共识会议，在丹麦国内的关注度并不高。这体现了公众参与科学活动的一个主要挑战，即倡议组织者积极推动这类活动，但公众并不积极参加。[11]

针对公众参与科学遇到的挑战，批判性学者认为，公众参与科学模型的本意，并非是让公众平等对话，而是以一种互动的形式，换取公众对科学的支持。真正的公众参与科学，应该抛弃科学的优越性甚至是中心地位，与对公众有意义的各种知识平等对话。[12]

除了如何界定和选择公众参与对话外，现有公众参与科学的研究和实务也在活动机构的效率与适宜性、话题选择、评估手段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即便上述程序性问题得以解决，公众参与科学仍然面临一大挑战：究竟什么是对话产生的共识？学者们对此也见仁见智。[13]

既然公众无法做到与科学家平等对话，那提倡公众参与科学是否还有意义？答案是肯定的，其意义在于推动科研机构不断提升其科研工作的公共合法性。从1990年开始，在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为公共机构寻求合法性的新治理原则也逐渐拓展到了大学和科研机构。[14]正是因为大学和科研机构面临的这种可见合法性（visible legitimacy）的压力，导致他们至少在名义上接纳了科学传播学者提倡的公众参与科学作为获得科学合法性的手段。

在科研体制内部，这种促进可见合法性的直接表现就是从科技政策制定、基金申请、项目评估、同行认可等各个环节，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都赢得了一席之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接受科研基金申请时所要求的研究项目需具有广泛社会影响（Broader impact）的标准[15]以及英国研究理事会发布的《公众参与研究指南》[16]就是这方面的集中体现。

这些政策在实践上推动了科研机构不断拓展公众参与科学，虽然这种参与不能像公众参与科学运动最初提倡者所期望的赋予“公众与科学家具有同等资历参与科技决策”，但却极大程度上调动了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对科学传播的参与。例如，英国各科研资助机构2015年进行的科学家参与科普情况和意愿的调查表明，比起2006年进行的前次调查，10年来研究人员参与科学传播的比例大幅增加，82%的科研人员在过去12个月内有过面向公众进行传播的经历。[17]

如此高比例的科研人员参与科普，且科普的要求被渗透到科研工作的诸多环节，说明科学传播正日渐成为西方科学界的一种文化。

二、“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的内涵与特征

究竟什么可以算作“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目前并没有专门的文献探讨此问题。

从西方科学界运作的现实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欧美主要公立基金会纷纷要求科研基金的申请要强调研究计划的公共意义；基金的一部分（通常不超过5%）应该用作公众教育（public outreach）；[18]最主流的公立基金会（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始开设专门的科学传播研究项目；以及普通公众参与科学研究的公众科学（citizen science）在许多适宜学科（如生态学、天文学、动物行为学等）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与支持，这些都可视为“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深入科学界的证据。

总结这些证据，“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就科学界而言最重要的内涵，就是科学传播不再被仅仅当作科学家的道德义务和负担（尽管中外科学界仍然坚持科学传播的道德价值），而是科学家自发地、自然而然地参与，将科学传播视为科学的一种文化，融入科学研究的各个环节及科学家职业生涯的各个方面，成为科学家实际科研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在各种调研中，从事科普仍然在时间上给科学家造成了巨大压力；[19]虽然在终身教职（tenure）评估中，参与科学传播仍然没有成为正式标准，但从事科普已经不再被科学家视为另类。像诺奖得主卡尔萨根因为追求公众知名度而落选哈佛终身教职和美国科学院院士这样的事情[20]，在西方已经基本不会发生了。

综合既往文献及欧美科学界在科学传播领域的最新进展，我们认为，“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具有四个主要特点：第一，“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应该广泛融入公共生活，对于特定科学传播活动而言，则是把公众的日常关切作为科学传播活动的主要落脚点；第二，它应该成为科学界基本行为规范，即应该成为科学界成员自然而然需要从事的事情，而不再仅仅作为科学家的道德义务和科研活动的附属行为；第三，在科学传播过程中，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应该与科研机构和人员的各种行为紧密结合，自然镶嵌在一起；最后，这样的科学传播应该是多主体共同参与，既包括科学传播的实践者和公众，也包含各方利益相关者和专业能力贡献者。

科学传播融入公共生活，已是不争的事实。从上述科学基金会鼓励甚至要求把公众教育作为科研的组成部分，可以看出从事科学传播已经成为科学界的基本行为规范之一。但第三和第四个特点——科学传播应该与科研机构和人员的各种行为紧密结合及科学传播的多主体参与——该如何理解？在此，我们尝试以科学会议作为分析对象，来探讨这些特点。

三、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与科学会议

学术会议是科学界主要日常活动，上述“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的四大特点在学术会议的科学传播活动和职能中均得到了充分体现。以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年会、美国化学会（ACS）年会、美国物理学会（APS）年会以及美国地学联盟（AGU）年会四大主要国际科学会议为例，虽然其传播能力建设和服务体现各不相同，但总体而言，传播内容的设计、传播服务与职能都已充分融入科学会议的策划与设计，成为会议的必备环节。

如表1所示，科学传播是AAAS的灵魂，其主办的年会中包含了最多的科学传播职能。同时，ACS年会、APS年会和AGU年会也有大量科学传播内容，尽管在数量和规模上不及AAAS年会，但科学传播融入各种职业发展活动中的趋势同样明显。

总体而言，AAAS年会把科学传播作为核心使命，同时也把会议自身主题的传播作为会议核心职能，其传播活动、探讨科学传播的分组会和科普服务已经成为了大会的核心议题。表2呈现了AAAS年会上各种类型的科学传播活动及本研究对其进行的效果评估。

表1 四大主要国际科学会议传播内容与职能

需要指出的是，AAAS年会的科学传播议题，并不局限在会议最主要的科学专题分组研讨会（scientific sessions）中的“sharing science”和研讨课程的“communicating science”这两组专题论坛中，而是广泛分布在政策倡导、展会、职业研修班、社交活动和专题分组会上。例如，有关公众科学的研讨，就并不属于专门的“communicating science”的科学传播议程。表3梳理了AAAS年会与ACS年会主要会议形式及其与科学传播的相关性。

与AAAS年会相比，ACS年会、APS年会和AGU年会的科学传播活动，除了服务会议举办地的公众科学日（或化学日，地球日）等大众科普活动外，主要由三类其他活动组成：一类是学科教育，主要针对本领域中学科学课教师；一类是职业发展，主要针对本领域青年科学家，将科普能力作为他们职业发展的必要环节；最后一类则是政策倡导，鼓励和培训本领域科学家积极游说议员和官员。由于气候变化的传播成为整个科学界的热点，因而美国地学联盟的年会上围绕着气候变化、环境影响等专题也开设了科学传播的理论研讨环节。

在这三类活动中，青年科学家的职业成长尤其受到重视，其与科学传播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4列举了AAAS年会和美国化学会年会有关青年科学家职业发展的各种主要活动。

表2 AAAS年会与科学传播相关的内容

表3 AAAS年会与ACS年会主要会议形式及其与科学传播的相关性

通过上述经验资料的呈现，可以明显发现：西方主要科学会议的科学传播职能并非只是脱离主要会议议程的专门科普环节，而是与会议其他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ACS年会、APS年会和AGU年会的科学传播活动数量和程度虽然逊于AAAS年会，但也都与会议其他各项议程与目标紧密结合。

续表3

表4 AAAS年会和ACS年会（青年）科学家职业发展议题与服务示例

表5 AAAS年会与ACS年会科学传播职能与内容的组织与实施

同时，通过对AAAS年会和ACS年会的组织机构进行梳理与访谈，发现如表5所示，会议组委会或主办方总部主要负责会议科学传播服务及与会议整体品牌有关的内容，科学传播方面的具体内容和议程设置则主要由主办方下属的学术专委会负责。由于这些专委会都是由科学界的志愿者负责，可以认为，他们代表了学术会议科学传播议程的多元化来源。

除了科学家志愿者为各大会议的科学传播职能积极活动外，这些活动也都涉及到广泛的外部培训者和传播服务提供者。他们为与会科学家提供了传播、培训、交流、组织等各种专业服务。他们的加入以及外部赞助商对科学传播议程的参与，加强了这种多元化的组织形式，使得我们考察的国际学术会议呈现了“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特点。

四、“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与公众参与科学的区别与联系

虽然“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目前并没有成为科学界、科学传播界专门推动的科学传播活动，但通过上述对主流学术会议的分析可知，作为一种文化的科学传播实践，已经融入到科学共同体的公共性构建中。那么它与公众参与科学有什么区别？我们试用如表6所示进行对比分析。

表6 “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与公众参与科学的区别

从上表可见，“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更像科学界主导的传统科普活动的延伸，但它通过将“面向公众的传播是科学文化的体现甚至是义务”这种理念传播给科学家而获得了在科学共同体内部更加广泛的关注、支持与追随。对于公众而言，他们可能很难体会到这种文化层面的变迁，往往更加本能地将体现“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各种科学传播活动作为传统科普项目的一种，因此不会格外留意参与。但与传统科普经常需要格外动员科学家参与科普不同，“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活动可以更容易地调动科学家主动参与，因为它们本身已经被看作科学界公共活动的内在组成部分。

与公众参与科学的理念不同，“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并不本着推动公众对科学发言权的民主理念，因而并不会在形式上像公众参与科学那样，通过开设科学听证会、科学共识会议等为公众赋权。但因为它对科学共同体力量的广泛调动，有助于公众更及时地了解更广泛、更尖端的科技进展。

另一方面，具有赋权性质的公众参与科学，往往集中在热点争议性议题或者本地科技争端基础上，其是否能真正代表公众对科学的参与仍然存疑。[1]过去几十年来，在西方政治体制下，科学界从来没有和公众在转基因和气候变化等热点争议议题上达成具有政策指导意义的一致，因而很难说公众参与科学活动的赋权取得了成功。然而，“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本身也可以算是科学界应对公众参与科学的挑战的产物。所以，“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本身虽不完美，但仍然可以算作科学传播领域取得的进步。

五、“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的意义与前景

通过观察西方科学界的日常运作，特别是科学基金的管理、大学与科研机构的运行、科学会议中科学传播议程的设置、以及科学传播内容在这些会议上的呈现形式和组织形式，我们发现，“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具有“融入公共生活”“成为科学界内部的行为规范”“与科学传播者各种行为紧密结合”“多主体共同参与”四大特点。

从科学会议的层面看，国际科学会议的各种科学传播活动，包括面向公众的科普、科学传播能力建设、科学传播理论研讨、青年科学家传播能力培训和对与会者的传播服务等，不仅提升了会议公共形象与参与度，也通过与会议其他议程紧密融合和社会化执行，推动了科学传播理念和职能进一步深入科学文化中。就这些会议所反映的情况而言，这样的融合意味着科学传播已经不再是科学界不得不做的外在负担，而是成为科学界主要常规活动（大型学术会议的办会与参会）的主要成分。

反而言之，当科学传播成为国际学术会议、至少是大型国际学术会议的标配和基本理念时，分布在会议各个环节的科学传播设置以及多方主办、多元参与的科学传播活动既能凝聚与会科研人员对会议的认同，也能促进青年科学家的职业发展乃至树立整个社会对科学权威与科学界主流声音的认同（因为这样的会议往往可以在特定时间汇聚大量权威科学家，其中相当数量的科学家会根据会议安排参与科普活动）。就青年科学家的职业发展而言，毫无疑问，并非所有青年科学家都会参加这些大型会议的科学传播能力培训，但据本文笔者访谈了解，当这些培训活动成为会议标配时，与会青年科研人员会默认科学传播是其职业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而对于有志于更多投身科学传播工作的青年科学家而言，这样的培训活动为他们打开了科学传播入门的窗口。

当科学传播作为一种文化，像遍布在AAAS年会各个环节那样，弥散在科学运行甚至是科学家的职业生活中时，应该期待科学与社会之间由于知识霸权所造成的对立会有所缓解，因为这种对立部分是由科学传播被当成一种外在任务和负担强加于科研机构或科学家身上所造成的，后者勉强应付也是一种正常反应。即便强调公众参与，后者也可以通过召集公众代表来走走形式，完成任务。

“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的发展，首先有助于克服的就是科研机构和科学家这种走过场的行为倾向。虽然它并不能在根本上改变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但可以通过调动个体科学家和科学界其他成员，通过灵活、多层次的参与，让科学传播更容易适应社会需求，让社会更加全面地接触科学界和科学家，而非仅仅依靠被宣传部门过滤过的特定科学发言人，从而让双方有更多了解。“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让科学家将科学传播融入自身职业生活，而就科学与社会的互动而言，当科普成为科学家的职业生活时，必然会使得科学传播在诸多方面超越传统的、由所在机构安排的程式化的科普活动。

当然，由于本研究数据样本局限在大型国际综合科学会议上，我们仍然要对结论的普遍性持有保留态度。而且，AAAS年会在融合科学传播方面远甚于其他大型科学会议。这种情况说明，科学传播与科学自身各项议程的结合，仍然有赖于特定机构在特定平台上的推动。各种更加专业或小领域的科学会议上可能仍然没有实现会议议程与科学传播的紧密结合。

换而言之，至少就学术会议反映的情况而言，“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目前仍然是进行时，也就是一项正在被推动中的事业或现象。不仅如此，由于学术会议本身就把同行内传播作为最核心的使命，学术会议上即便有更多的“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的特点，依据学术会议得出的结论在面向整个科学界进行推广时，也需慎之又慎。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有必要把“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作为一个使命和目标来进一步推动。

在此，必须指出，此处“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中的文化，特指将科学传播融入科学文化，从而进一步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合，而非对任何行为的泛指。以行政体系为核心的科研管理体制也可被称为一种文化，[21]附属于这一体制的科普自然也可称之为具有行政化文化特点。探究“文化”一词的广泛含义并非本文的任务。

六、“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与中国的相关性

如果说“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在西方科学界仍是一项刚开始迈开脚步的未竟事业，那它与中国科学传播事业的距离更加遥远。科普在政治上被提升到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地位后，我国各种科研机构都加强了科研新闻的发布和科普形式的多样化，但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科研进展的发布仍是着眼于单向显示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并没有指向公众需求与顾虑，甚至新闻稿都是直接翻译论文的英文摘要。这与十年前研究所揭示的状况[22]并无本质不同。同时，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大多数学术会议的科普职能，还停留在宣传会议本身，甚至对会议的具体内容都缺乏关照。

值得欣慰的是，尽管官方渠道的科学传播仍然以单向的科普为主，但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让中国涌现出一批善于通过网络普及科学的“网红科学家”。[23]研究发现，这批科学家在坚持本领域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灵活、变通和生动的手段，与网民取得了良好互动，个别科学家的工作中还体现出公众科学的萌芽。[24]用通俗的语言讲，这是一批“接地气”的科学传播者。更加关键的是，上述网红科学家中的不少人已经把科学传播与自己的科研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具有了“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的部分特征。这种情况是与互联网、尤其是社交网络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后常规”时代各种新媒体的出现，使科学议题传播的复杂性更加凸显。用户均可生成内容，这为科学家、科普工作者提供了更多科普途径的同时，增加了公众针对科学议题“发声”的机会。[25]这种各种媒介对科学的渗入和对传统的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干涉可能更加促进“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的发展。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从而发现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的科学传播路径，促进科学与社会更好地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