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女性主义自19世纪诞生以来，不断地成长、壮大，旨在帮助妇女实现权利平等，得到多方面的政治保护。而后女性主义被应用于电影，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也在不断变化，女性渴望拥有更多话语权，力图获得价值认同。但是在当今社会，女性依旧面临许多危机，处于男权与父权的双重压迫下。文章试图以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为对象，分析当代女性身陷迷茫中的挣扎与自救。

关键词：女性;女性视域;家庭;电影;困境

中圖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24-000-03

当今社会，男女性别差异虽然逐渐缩小，但依然存在。从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之后，女性群体的困境就一直存在，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就像夏娃只是亚当的一根肋骨，受到男权与父权的双重压迫。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性别平等的呼声越来越大，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女性开始为自己的权利发声。

受传统伦理秩序的影响，韩国依旧存在男尊女卑的观念，很多女性长期被家庭束缚，被男性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虽然韩国不乏女性主义的电影作品，但总是不可避免地展现出男性话语对女性的界定。2016年韩国女权主义运动愈演愈烈，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应运而生，一经推出便引发轩然大波，受到热议，一度成为“禁书”，而后其被翻拍成电影，掀起了观影热潮，一度成为韩国现象级影片。

提及女性电影，就不得不说研究“性别化电影凝视”的波伏瓦。在波伏瓦看来，电影将在新形势政治控制强加于女性的同时，也建构作为主体的女性[1]。要使女性群体摆脱被凝视的状态，就要推动女性意识在电影中觉醒，挣脱父权主义的束缚，创造出更多具有内涵的作品。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从女性视角塑造人物，用女性角色面对的残忍社会现实，给观众带来极大的心灵震撼。而影片所反映的现象也是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重要题材，以此建构女性形象主体，反窥社会。

1 话语权的更迭

在父权制的影响下，人类社会一直都是以男性话语为中心建构的社会，女性是缺乏话语权的。因此，长期以来，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处于缺席状态。她们的身份往往被男性界定，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说：“她们只挣到男人肯让给她们的东西;她们什么也没有夺取到：她们接受。这是因为她们没有具体的方法汇聚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只可能在对抗中自我确立。”[2]但是在《82年生的金智英》里，创作者以女性为中心编排故事，表现女性在生存中的自我觉醒，她的觉醒是自发的，是一场属于自己的个人革命。话语权从男性手中转移到女性手中，真正决定命运和改变命运的，都是女性自身。

1.1 女性为主体

“金智英”是韩国“80后”最常见的名字，影片中的角色金智英也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女性：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家庭主妇，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金智英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一个女儿。但是如此普通的她，却承受着来自多方的巨大压力：重男轻女的父母、不了解自己的老公、苛刻古板的婆婆和年幼的女儿。

影片直面当今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艰辛和困境，用残忍的社会现实带给观众巨大的震撼。将最普通的女性作为主人公，试图引发大众对女性群体的代入，试图通过意识形态的书写，达到对观众的个人询唤。

影片对女性角色的建构方式是矛盾共存的。纵览当下现实主义题材中的女性，她们自身充满矛盾与悖论，集美好与不堪、勇敢与懦弱、伟大与堕落于一体[3]。这种社会复杂性更有利于实现角色的丰满，金智英看似家庭美满，但是精神上却一直在承受打击。

例如，《我不是药神》中的思慧就是一名非常典型的中国式母亲。她是艰难地生活，同时照顾病重女儿的母亲，但又是活跃在酒吧里的舞女，观众很难将这两种身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再如，《驴得水》中的张一曼，看似非常风骚，但又是最善良坦诚的。她身上具有传统女性没有的特质，敢于追求自由，不被父权文化中的“荡妇”思想束缚。

金智英面对的压力是多方面的，来自工作、育儿、家庭、社会。在公司，她因为性别失去了晋升的机会，而后进入公司的男同事却飞速升职。金智英的女上司工作能力很强，但还是会因为孩子被理事调侃“如果是男人就好了”。她忽略了孩子的成长，在工作上如鱼得水，却因为性别原因不再升职。女同事们被偷拍，照片还在男同事间传播，却只能忍气吞声。金智英也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她不甘于做家庭妇女，在其他母亲闲聊的时候，金智英在工作看书，育儿期间也在找兼职。幼年的金智英曾经听到过奶奶和姥姥重男轻女的谈话，尽管儿子们没有尽孝，但他们依然在老人心里有很高的地位。她因为性别承受了很多恶意，却没有发声的权利。

金智英的母亲在影片中扮演着反抗者的角色，她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金智英的心态，使其意识到自己处于被凝视的状态。受传统夫权主义和父权主义的影响，在影视文学创作中，女性的地位较男性明显偏低，女性长期在男性的凝视下生活，部分女性甚至将男性的凝视作为重要的参照标尺，对自己的身体、思想等进行衡量和制约[4]。金智英的母亲过去学习成绩也很优异，但她为了生计放弃梦想，成为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她心里有理想，所以她不甘心让女儿成为像自己一样的人。金智英每次精神错乱胡言乱语时，都会说出和自己的母亲或姥姥口吻一样的话，可见这些女性对她的影响是非常深的。影片通过许多内心独白和音效，暗示了金智英的精神异常与压力。最终，在母亲与金智英哭泣对话的感人场景中，金智英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精神出了问题，并积极去医院接受治疗，最终出版了自己的刊物，迎来了崭新的人生。在女性的帮助下，她开始重新定义自己，摆脱了男性的束缚，实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

金智英的婆婆作为女性，同样承受着男权的压迫，但她身上又兼具对女性的压迫。她重男轻女，对自己的女性权利并没有深刻的认知，甚至在男权的压迫下放弃了自己的权利。金智英在婆婆家时，由于过度疲劳，产生了精神恍惚的状态，离开婆婆家的金智英在公路上飞速行驶，这暗示着家庭带来的压力，使她想要快速逃离。公路上嘈杂刺耳的声音也暗示着金智英的身心健康状态不佳，镜头语言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她的个人情绪。

1.2 男性为客体

很多家庭现实题材的女性电影，为了凸显女性的地位，往往刻意忽略或弱化男性角色。譬如电影《找到你》，着重展现了马伊琍和姚晨饰演的两个角色的拉扯、斗争，而二人的丈夫在寻找的过程中几乎未曾提及。但是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金智英的丈夫郑大贤贯穿了整个故事，并且也展现出了个人的成长和蜕变。电影在关注女性角色的同时，不忽略男性角色的存在，并且使男性角色在女性角色的影响下，变得更加成熟稳重，更能承担家庭的责任，认识到自己在家庭生活中的缺席，这也赋予了女性角色更深层次的含义。

很多影片都欲通过对男性角色的忽略，强调男性在家庭中的缺席，促使社会反思男性何时能够回归家庭。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男性的存在也无法使女性脱离困境。男性角色的在场，更能凸显女性角色的迷茫与无助，更有利于表现女性的挣扎。纵观21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电影，创作者常常将男性置于女性的对立面。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男性的实体形象缺席还是精神意志缺席，都将导致家庭破裂、婚姻不幸，而创作者借此给予女性更多的表现空间和叙事线索[3]。但是《82年生的金智英》对男性角色的塑造是非常细致且丰满的。影片中的男性都有缺点，但都因为身边的女人而成长，最终能够十分妥善地处理家庭关系并平等地看待男女，由凝视的主体，变成了客观的观看者。

影片中的丈夫形象不是男权压迫的代表，而是性别平等下的“新”丈夫形象。郑大贤在开始时便察觉到金智英的异常，旁敲侧击地想让她去精神科看一下，并紧紧地拥抱了妻子。工作之余，他还偷偷查找抑郁症的相关资料，不厌其烦地跟家人解释现在妻子之所以处于奇怪的状态，是因为患上了精神疾病。但如果是男性驱使女性作出改变，那么影片就不能称为完全的女性主义影片。最终使金智英意识到自己生病的是她的母亲，但丈夫也始终没有抛棄自己的妻子，最终作出了改变，申请了育儿假期，参与了育儿工作。

金智英的父亲是父权压迫的象征，父亲往往是一个家庭里话语权最大的人，其对子女的影响也很大，他们代表着一个家庭的权威。学生时期的金智英晚间被同学尾随，幸好得到了陌生大婶的帮助，当她向父亲哭诉时，却被父亲说以后不要穿短裙，不要对别人笑，这样就不会被别人招惹。饭桌上，父亲说金智英到岁数嫁人就好了，结果被母亲狠狠骂了一顿。父亲是典型的传统思想，当他只给儿子带了补药后，与妻子的矛盾激化，这才幡然醒悟，给两个女儿也买了补药。当男性意识到自己凝视的权威，并且下意识开始改变这种现状后，女性逐渐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社会权利，不再受到男性凝视的制约，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觉醒。这也是对男性群体的暗示，希望他们以平等的视角对待女性，保证她们应有的权利。

2 精神困境与自我救赎

影片中的金智英在多重角色的压力之下，与周围的关系异化，陷入身心崩溃的困境，与家庭、社会、自我的关系，皆需要重新整理，亟待建构一个和谐的精神生态环境。影片一开始，金智英就陷入了精神困境，影片在展现这一情景时，运用了非常隐晦的镜头语言，金智英视角的景别都产生了轻微的晃动，让观众察觉到她精神状态的异样。

这与电影《我是山姆》中律师丽塔的精神状态非常相似。丽塔是一名优秀的律师，物质生活非常富足，但常常因为孩子而失控，与孩子的关系非常差，甚至比不上智商发育不完全的山姆。而精神和谐的丧失使金智英与他人的关系恶化，并且逐渐陷入否定自己、厌弃自己的困境。她时常用他人的口吻讲话，而自己毫无察觉，甚至因此冒犯了自己的婆婆。育儿期间她有工作机会，却因为要照顾孩子和精神状态不佳而无法把握。精神生态危机对人自身具有难以估量的破坏力，不仅会使人精神世界苍白空虚，人性扭曲变异，而且会削弱自我价值实现所带来的满足感[5]。因此，金智英应该实现自我救赎，使自己走出困境。

韩国“恨文化”在女性电影中也有所表达，“恨”是悲的情感，是克服的意志，是历史所造成的带有根源性的悲哀。无“恨”的人是没有希望的人。这种“恨”才是最韩国式的情感[6]。《寄生虫》中的社长夫人就是典型的陷入精神困境的女性，她一直处于被凝视的状态，但又是压迫其他女性的人。她死守着上层社会的优越感，但看到丈夫被刺后，阶级优势也一并消失，她一直处在困境之中，却没有进行自救。《奇怪的她》中的吴末顺也是一个典型的韩国女性，她独自抚养儿子长大，一直忽略了本我的存在，多数时间都居于一个母亲的位置。重返青春后，她才有机会对自己的生活作出选择，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而金智英决定改变自己之后，也开始敢于面对社会的恶意，勇敢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并且开始写作，做自己最想当的作家。女性对困境往往是深陷其中但后知后觉的，然而她们的女性意识一旦觉醒，决定改变现状，就会作出自我选择，并踏上不断追寻的道路。

但是，女性的反抗和突围往往不能即刻成功。这些女性不是传统意义上被凝视的女性形象，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在被社会秩序改造后，她们成长为“反抗者”[7]。因此，她们要以一己之力对抗男性社会古老的秩序。在电影《盲山》中，女大学生白雪梅被拐到深山后，与同样被拐的陈姐相识，陈姐逃跑多次最终被打怕了，于是屈服于这种生活，屈服于男权。当白雪梅发现外界的男人都不能帮助她后，女性意志才最终觉醒。《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的松子经历了悲惨的人生，一开始向男权低头的她并没有得到幸福，这也证明妥协并不能带来改变，于是她开始反抗，试着摆脱女性身体在性爱上的男权制约，尝试自我重建。经过不懈的努力之后，这些女性与周围关系的异化有所缓解，逐渐重建了自己的精神生态文明，使生活回归正轨。

3 结语

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通过对金智英生活现状及儿时经历的描述，重现了她精神世界摧毁与重塑的过程。从女性视角讲述故事，又不乏男性角色的衬托，突出了女性精神的坚毅和女性主义思维觉醒后的改变。金智英精神生态的被破坏，表现在她与他人、社会关系的异化与对自我价值的否定，启示女性摆脱被凝视的地位，摆脱被压迫的困境。影片通过描绘一个普通女性的命运，试图询唤社会，询唤大众，使女性意识到只有自我斗争才能获得应有的权利，使男性意识到只有放下凝视才能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尽管跟西方相比，亚洲的女性运动来得更晚也更柔和，但是对女性权利追求的胜利不会缺席。

参考文献：

[1] 劳伦·杜·格拉芙，褚儒，高攀.波伏瓦论电影[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0（4）：18-26.

[2] [法]波伏瓦.第二性（合卷本）[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22.

[3] 高亚林，陈吉德. 21世纪以来现实主义电影中的女性悖论[J].广西社会科学，2019（10）：147-152.

[4] 钟萌骁.“凝视”理论与女性主义电影探究[J].艺术评鉴，2019（21）：166-167.

[5] 梁秋花，袁小华，姜丽.迷失与救赎：从电影《我是山姆》看现代女性精神生态困境[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1）：77-80.

[6] 李亚东.韩国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解读：以电影《奇怪的她》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6，7（14）：195.

[7] 戴安迪，文闻.基于女性主义视角的奉俊昊电影解读[J].传媒论坛，2020，3（6）：152-153，155.

作者简介：杨越（1996—），女，河北邯郸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戏剧与影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