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蔘

(中央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1)

多元文化儿童文学已成为当下美国儿童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儿童小说中的多样性议题在21世纪受到以纽伯瑞儿童文学奖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儿童文学的重视。作为新世纪唯一同时获得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青少年文学奖的儿童文学作家，美国当代日裔作家辛西娅·角畑(Cynthia Kadohata)在其儿童小说中不仅表现以日裔美国人为主的经历和生存状态，而且重视亚裔群体内部的差异性。作品中既有家庭关系、友谊、日常生活经历等多元文化儿童作品中的常见主题，又有日裔美国人的生存史、政治和经济图景的文学叙事，其内容涉及日裔美国人的拘留营历史、美国对亚洲国家的军事介入、跨国领养亚洲儿童等。角畑将美国社会中少数族裔群体等的他者性呈现于多元文化议题尚待丰富的美国当代儿童文学中，在当下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形成了其儿童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意义。

作为第三代美国日裔作家中独具特色的一员，角畑在儿童小说创作中的独特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旨在凸显“亚裔性”或“日裔性”的亚裔文学作品相比，角畑的儿童小说强调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读者而言具有普遍意义的议题。二是角畑在作品中呈现出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地方感”——“漂浮的世界”，这一意象为她的儿童小说构建了独特的物理和精神层面的意义。与此同时，角畑以不同于传统亚裔文学的书写方式刻画少数族裔群体和移民群体，其创作手法也引发了评论界的负面评价：角畑没有肩负起作为美国日裔作家的责任。角畑“避重就轻”，没有批判白人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歧视。这种批评倾向表明，多元文化作家是否需要完全对他们的族裔群体负责、表达出其族裔内部所共同关注的议题和政治态度，作家是否有权基于个人洞见及其关注的话题进行创作，已成为少数族裔文学作家需要回答的问题。因此，考察角畑儿童小说的创作特点，阐释其作为族裔作家的责任与创作自由的选择问题，探讨作家在儿童作品中关于政治议题的创作态度，将有助于全面、客观地评价角畑作为多元文化作家书写多元文化角色的儿童小说创作。

一、辛西娅·角畑儿童小说的多元文化书写

辛西娅·角畑的8部以多元文化为议题创作的儿童小说突出表现为弱化美国亚裔文学诞生之初所强调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在帮助儿童读者理解亚裔美国人及其他少数群体处境的过程中，强调对于儿童成长具有普遍意义的议题，聚焦爱、勇气、希望和安全感等主题。角畑注重9-14岁目标读者所处年龄段的共性特征，在其作品中致力于将这些共性表现出来。以2005年获得纽伯瑞儿童文学金奖的作品《亮晶晶》为例，角畑并未局限于种族问题与身体认同的探讨，而是在小说的人物角色塑造方面关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品格发展。朱莉·贝斯·布莱恩特在2008年的研究选取了从1997年到2007年间获得纽伯瑞金奖的11部作品，考察这些作品中对儿童成长来说至关重要的九种品格，即关爱、心怀希望、包容、尊重、志气、公民意识、诚信、鼓励和责任感。布莱恩特考察的结果表明，在所有这些小说中，《亮晶晶》最为集中地体现出上述九种品格 [1](P65-84)。在作品主题方面，《亮晶晶》细致而真实地呈现出20世纪50年代日裔美国人在种族歧视大行其道的美国南部的艰难处境，从中体现出“爱”与“希望”的作品主题。有评论家认为《亮晶晶》是关于日裔美国家庭在南部遭受种族歧视的故事，但是角畑认为，《亮晶晶》并不是以种族主义为主题的儿童小说，而是一部有关家庭成员之间浓厚感情的作品[2](P178)。此外，作为《亮晶晶》重要主题之一的“希望”是角畑在小说创作中十分关注的内容。角畑不愿把小说中的人物描写成为百分之百的受害者，“一个人越是困顿越需要希望”，因此，她所塑造的角色常常“怀抱希望”[3](P147)。由此可见，无论读者是否熟悉小说中多样化的少数族裔角色，或者是否来自与他们相似的背景，角畑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将主人公的个人成长和发展娓娓道来，深入挖掘目标读者在生活中可能经历的相似问题，使目标读者产生共鸣，发展同理心，构筑或调整自身的价值体系，从而更好地了解自己和他人。角畑儿童小说有助于促成不同族裔、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对于成长中所面临的共性问题的理解，帮助他们在国际化和多元化的背景下以更开阔的视角来看待差异。

角畑多元文化儿童小说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她为儿童主人公构建了“漂浮的世界”这一成长的隐含图景。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第三代美国日裔作家强调 “位置身份”并围绕特定地理区位展开书写不同，“漂浮的世界”集中体现出角畑创作风格中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的无根性，这使角畑成为第三代日裔作家中风格独特的一员。“漂浮的世界”首次出现在角畑于1989年为成人读者创作的小说《漂浮的世界》中，作家在21世纪以来出版的儿童小说中拓展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并将其作为主人公成长的背景。变化的、流动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漂浮的世界”既是儿童主人公作为少数族裔的他者身不由己置身其中的被边缘化的平行空间，也是他们因为政治、文化、经济等原因与所习惯的生活经验或者环境相脱离，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无法选择的、平行于日常生活世界之外的环境。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困境，还是战争的影响，他们都不得不持续迁移，与原来的生活状态相割裂，甚至完全失去自由。

角畑在作品中所刻画的主人公及其家庭往往孤立隔绝、漂浮不定，对于安全感充满渴望和向往。但是，作家并未止步于“漂浮之苦与无常”，而是进一步向儿童读者揭示出“漂浮之乐与希望”。即使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角畑让笔下不同历史和政治背景下的儿童主人公选择在漂浮动荡中不断成长，获得力量，探寻生命意义，作为“漂浮的世界”的平行空间因此对情节发展、人物关系、人物内在状态等产生重要影响。角畑在所有的儿童小说中都借助“漂浮的世界”来深化个人成长的中心主题。儿童读者目睹主人公生活在漂浮的世界之中，在遭遇困难后逐渐适应、解决问题、走向成熟。日裔评论家松本(Matsumoto)曾评价道，角畑笔下的角色“在漂浮的世界里找寻善意的过程，为读者指引了他们各自的成长之路”[4](P6)。“漂浮的世界”这一概念有助于帮助儿童读者建构起身份认同，学会应对不利的环境，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提高观察、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因而对他们的个人成长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辛西娅·角畑作为族裔作家的创作立场

角畑倾向于在关注日裔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意愿和情感选择多样化的题材进行创作。在族裔作家的责任及其创作自由之间的关系上，与被局限为亚裔或日裔作家的身份相比，角畑更认同在族裔文学的土壤里生长出体现作家自由意志的参天大树。

角畑的创作与日裔文化传统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而在此基础上表达出日裔美国人的历史经验和当下经历。在主观上，角畑重视历史意识和族裔传统，她认为“人需要对自己的族群有‘根’的意识”[2](P182)。对她而言，历史意识极为重要，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角畑儿童作品中有关日裔美国人经历的历史小说中，其作品折射出角畑对族裔文化的观察、思考和判断。例如，在《野草花》中，读者从美国日裔女孩儿的视角得知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位于美国西海岸日裔社群所遭遇的区域性种族歧视以及拘留营的经历对个体、家庭和族群造成的灾难性打击。角畑意识到为儿童读者创作历史小说时，故事的真实性是极为重要的，作家有责任反复确认小说中包括故事背景和情节在内的“事实”[5](P312)。与此同时，她又强调多重身份的族裔作家拥有根据自己意愿创作不同题材作品的自由。尽管角畑重视关于日裔美国人题材的创作，但是她并不想因此被标签化，或仅仅被视为亚裔或日裔作家而在写作中受到限制。以角畑于2013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青少年文学奖的小说《明天会有好运气》为例，虽然该小说围绕传统的日裔家庭展开叙述，但是故事的重点并非种族和日裔身份问题。针对《纽约时报》将该书评价为“脱脂奶”(族裔色彩寡淡)的族裔小说，角畑反驳道：“作家有权力创作自己想写的所有题材。我刻画过亚裔角色，也刻画过白人角色。我对于作品必须有‘亚裔性’的说法感到不舒服。即使在《明天会有好运气》中有亚裔美国人的角色，但是小说并非关于‘成为亚裔美国人’，也无关种族或种族主义。《纽约时报》书评认为《明天会有好运气》应该更加着力描写种族主义，但我认为这样的观点并不公正。”[6](P25)

在角畑看来，创作自由体现在作家有能力撰写所有题材并表达真情实感。在接受采访时，角畑表达了关于族裔作家创作立场的思考：“重要的是写作你想写的内容。我希望尝试一些不同的内容。为什么日裔美国作家不可以像爱尔兰裔作家一样有选择的自由，他们既可以书写关于爱尔兰文化传统的作品，也可以探索这个范畴之外的内容。”[2](P179) 因此，角畑在儿童小说中力图展现包括日裔群体在内的不同族裔美国人生活经历的多样化故事。在她的故事世界里，儿童读者能够看到亚裔或亚洲主角的身影，听到白人主角的述说，亦能与动物主角对人类主人之爱和联结的渴求产生共鸣。角畑在书写多样性故事的过程中，不再固守亚裔文学关注文化身份认同的传统，而是广泛地探讨了有关儿童成长的议题。

在按个人意愿创作与创作中肩负其所属族群的某种责任感之间如何选择的问题上，角畑认为，如果写作时总是想着对别人的责任，就很难写出好故事。但如果作家写出一个好故事，这就是负责任的表现了。在她看来，写自己所想写的故事与肩负的责任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可以兼而有之。如果写作时体现的是真情实感，作品就必定会触动他人。“如果真的有‘日裔意识’，那也是从不同作家的不同题材作品中积累而来的。‘日裔意识’不应该是规定性的，如果墨守成规，那就肯定不会创作出优秀作品”[2](P180)。在角畑看来，作家在书写心之所向、情之所至的内容时，融入真情实感，这就是作家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体现。

从美国亚裔文学批评的立场来看，美国亚裔文学亦在拥抱一个作家创作多元化和个体化的时代。传统观点认为，少数族裔文学的社会历史性是由其定义决定的，因此，具有隐含或明确社会批评的文学作品一直以来是美国亚裔文学的重要内容。“鉴于‘亚裔美国人’一词的意识形态起源(一种自称，意味着一定的政治意识)及其随后被用作中性的描述性标签，因此期望美国亚裔文学主要专注于其社会意义的观点，与相信文学本质上是具有个人和实验性质的表达的观点，这两者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7](P15)。但是，随着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不仅身份被看成是不确定的和多元的，而且就连历史的真实性也受到质疑。以美国亚裔文学反映社会现实为例，“后激进诗人”尽管依然在身份问题上挣扎，但他们并不相信语言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也不相信语言是可靠的再现现实的工具 [7](P15)。杰西卡·哈格多恩(Jessica Hagedorn)和加雷特·本乡(Garrett Hongo)分别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亚裔文学文选中致力于否定对美国亚裔群体刻板印象的书写，他们努力打破主流媒体和亚裔群体内部对亚裔文学僵化的评价模式，强调他们所选作品的惊人多样性。

美国亚裔文学批评家张敬珏(King-Kok Cheung)在《美国亚裔文学研究的再审视》一文中肯定了致力于推进亚裔文学社会性的先驱者们为当今美国亚裔作家得以自由和多样地表达做出的重要贡献，肯定了这些先驱者为美国亚裔文学争得一席之地的努力。在此基础上，她指出美国亚裔文学的范畴之前被界定得太过狭窄。“亚裔美国人的选择不止在于族裔性，不止在于性别、种族或阶级，不止在于谁具有真实性、谁不具有真实性，也不止在于谁处于主流、谁处于边缘”[7](P16-17)。就角畑的处境而言，随着美国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的变化，美国亚裔文学在21世纪“不囿于狭隘的种族主义藩篱，以‘众声合奏’与‘兼容并蓄’之势构筑出一道跨洋、跨国、跨种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媒介、跨学科的文学景观”[8] (总序P8)。亚裔作家无疑具备了从强调美国亚裔文学的社会政治意义向创作个体化和多样化转向的条件。角畑作品中对日裔美国人非传统的书写和刻画使得她成为第三代日裔作家中独具个人风格的作家。首先，如前文所述，在角畑首部小说《漂浮的世界》以及在她的儿童小说中得以延续的“无根性”书写让其作品具备了后现代主义特征。美国日裔评论家斯坦·约吉(Stan Yogi)指出：“尽管后现代日裔作家关注日裔美国人的历史和经历，但是他们在探索身份与情感等内容时，却与本族裔文化或社群关系并不密切。”[9](P147)这一点在角畑儿童小说创作中尤为明显。其次，通过书写非典型的日裔美国人经历，角畑为日裔美国文学的多样性提供了素材。角畑的小说总体上是对模范少数族裔故事的反叙事，她笔下的儿童主人公往往不是符合模范少数族裔标准的杰出亚裔高成就者，她在小说中通过对不同类型日裔人物的塑造丰富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裔美国文学的图景。由此可见，不断繁荣兴盛的当代美国亚裔文学为作家的创作和评论家的相关批评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这样的大背景使角畑的个性化亚裔文学表达方式成为可能。

三、辛西娅·角畑关于政治议题的创作态度

角畑倾向于采取非暴力的创作态度，不刻意批判政治，在作品中避免煽动儿童读者对社会不公表达愤怒情绪，亦不诉诸报复性的愤懑之辞，而是以温和的笔触述说日裔美国人和其他族裔的历史经历和情感表达。尽管角畑前青春期儿童小说中涉及越南战争、日裔美国人拘留营事件、美国南方的工会组织等历史性政治议题，但是故事中并没有仇恨或偏见。在这一点上，美国非裔作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的“抗议小说”创作目的主要是“为了控诉白人社会的不公正以及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和压迫”[10](P64)，而角畑“收回重拳”的创作态度则体现出其本人探讨政治议题的不同立场。在笔者2019年12月通过邮件对角畑的访谈中，角畑指出，美国两党政治极化让她深感不安，她也会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并在写作中有意无意地予以呈现，但是她本人确实不愿意通过抱怨和谴责的方式来自我表达。持负面批评态度的评论家认为，角畑的作品缺乏政治意识，只涉及共情而不探讨政治问题。读者虽然感知到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却没有对政治现实与政治身份进行思考，也无法形成对少数族裔生存状态的文学反思。

考虑到儿童文学中的政治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包括作者、儿童、家长、教师、学区管理者、公众以及出版商等因素[11](P4-12)，角畑以非二元对立的方式探讨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对于儿童成长具有普遍意义的故事主题，这样做既符合儿童读者的审美需求，又有助于作家关注多样性议题的作品在课堂内外、背景各异的读者中被广泛接受与传播。

对于从事多元文化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来说，以何种方式把他们所书写的故事呈现给儿童读者并被他们所接受，这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贝琳达·路易(Belinda Louie)在题为《儿童文学中的政治：塑造幼小心灵的碰撞力量》的文章中指出，儿童会选择让他们感到愉悦的书籍进行阅读。无论是低龄段儿童读者，还是中学阶段的青少年，都会以“愉悦”为导向选择书籍[11](P6)。令儿童读者感到不适的情节有可能导致作品无法与儿童读者建立起有效的联系。路易在一项针对17-18岁中学生读者反应的课堂研究中发现，学生在阅读中文小说《百花齐放》的英译本时，虽然并不喜欢书中描述的人类苦难，但是尚可以接受其中的内容。阅读的转折点发生在主人公的爱犬遭卡车碾压的情节出现时，虽然故事情节既无讽刺亦无夸张，但是许多学生因为无法接受令他们感到不愉快的故事情节而放弃阅读[11](P6)。就角畑的创作而言，她在对日裔美国人拘留营历史等涉及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议题进行文学书写时，采取了更加符合儿童阅读心理的写作手法。以历史小说《野草花》为例，角畑在真实展现日裔美国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时，着重关注12岁日裔美国女孩纯子如何学习在复杂危险的世界中一路前行，努力摆脱孤独感和压抑感，设法看清自己的未来。主人公从亲情和友情中汲取力量，以此面对家园丧失和亲人分离的苦痛，以便独立自强，获得个人成长。角畑在其作品中并没有猛烈抨击美国对外的霸权主义和对内的集体性种族歧视，也没有谴责美国采取过度的军事行动给部分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而是侧重诠释儿童主人公虽然遭遇漂浮之苦但是却 “浮而不忧”、逆流而上的主题。角畑的小说因该创作视角而广受认可，并于2007年荣获旨在鼓励探讨和平与社会公平等议题的“简·亚当斯大龄儿童图书奖”。

作为角畑首部以日裔拘留营经历为叙事内容的小说，《野草花》遭到部分亚裔美国人的批评，他们认为角畑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描述过于柔和，没有强烈表达出抗议的态度。批评界对其负面评价还包括《野草花》缺乏持续而剧烈苦痛的描写，没有谴责美国政府对日裔美国人的不公平待遇。与角畑考虑到儿童读者的特点而有意将抗议主题转向其它方向相反，美国笔会奖获得者朱莉·大塚(Julie Otsuka)广受好评的作品《天皇蒙尘》在描述日裔美国人被拘捕和关押于拘留营期间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时，其言辞则表现得极为激烈。例如，当一位母亲看到日裔美国人要被驱逐撤离的公示时，她的第一反应是举起铁铲，往自家养的狗头上狠狠一击。在描述一名男孩在拘留营中寻找爸爸时，大塚的笔触更加辛辣：“刚开始时，男孩有一种在哪儿都能看见自己爸爸的错觉，在厕所外，在淋浴间……这倒也不假，他们看起来太像了，全是黑头发、斜挑眼、高颧骨、厚眼镜、薄嘴唇、烂牙齿。无人知晓。深不可测。那就是他，站在那。那个矮小的黄种人。”[12](P49)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看出，鉴于儿童读者对于书籍选择的“愉悦”导向，儿童文学作家对政治性主题采取温和的、非极端化的表达方式往往更容易被儿童读者所接受。

除了作者和儿童读者影响政治性主题的表达之外，教师和家长也对儿童作品阅读的导向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教师的引导层面上，路易在其研究中发现，绝大多数教师虽然乐于让学生广泛接触多种多样的图书，但对学生涉猎他们缺乏兴趣或缺乏相关背景知识的多元文化性质的读物存在抵触心理，更有教师尚未意识到或不愿意接受儿童作品中的政治议题[11](P8)。此外，教师本人的文化信仰也会影响到他们在授课中对文学作品的选用。以作为政治议题中文化身份语境下的种族主义为例，麦克奈尔对即将走上教学岗位的白人教师的研究中发现，这些教师中有许多人都会排斥包含社会和政治维度的图书，部分教师对在儿童书目中有关种族问题探讨的内容感到极度不适，因为关系到他们对自身信仰体系及身份认同进行反思的问题会引发教师的防御性反应[13](P50-51)。从家长对于儿童作品的影响来看，即使学生非常喜欢和享受阅读某些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书籍仍可能因其内容而受到家长的质疑和批评。近年来最为明显的例子是J.K.罗琳(J.K. Rowling)的《哈利·波特》系列丛书中因提及巫师和魔法而引起了部分家长的抗议，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认为故事主人公身处的魔法世界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可能空间。又如斯蒂芬妮·梅尔(Stephanie Meyer)所著的《暮光之城》系列，由于该书与部分家长的价值观和信仰相悖，因此成为家长严格控制儿童阅读的书目。在多元文化读物领域，国际安徒生奖作家奖得主、美国非裔儿童文学作家杰奎琳·伍德森(Jacqueline Woodson)的作品也曾经因为探讨种族问题和同性恋问题而引起争议[14](P28)。

从上述教师和家长对于儿童读物的态度看，角畑儿童小说总体上属于不受争议的图书类型。角畑在温和地呈现多元文化议题时，致力于探讨“生命的意义”。当儿童身处瓦解分裂、充满敌意的世界时，角畑在作品中为他们提供寻找人生目标的路线图，鼓励他们在实现人生意义的道路上不断前行。这一点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诗人露易斯·格丽克(Louise Glück)的“生命诗学以生命的个体存在和个体体验为基础，形成了其生命哲学美学的特殊性”[15](P175)有共通之处。除此之外，角畑儿童文学作品的影响力还涉及教育者和课本选用者所看重的“适应力”。因此，无论是出于教育功能方面的考虑，还是出于满足儿童情感领域的需求，角畑作品都是儿童读者在课堂内外阅读的佳作，因此才能在美国中小学的学生中受到普遍接受，并被正式收入到教科书和中小学图书馆的阅读书目中，成为儿童读者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品。

虽然角畑在其儿童小说中塑造的角色都在复杂的背景中涉及某些形式的亚裔美国人的政治、历史和文化问题，但是她并没有将其作品的重心置于对负面事件的控诉，而是试图展现个体在家庭教育以及与他人联结的基础上如何历经丧失、战胜重重险阻，成长为独立自强的个体，并以此引领儿童建立起正确的人生目标。不论儿童读者、家长和教师的背景或身份认同如何，角畑的儿童小说都因展现儿童和青少年最重要的生命经历而与他们产生共鸣。

四、结语

角畑在新世纪创作的多元文化儿童小说关注少数族裔群体的经历，在围绕儿童成长的诸多具有普适意义的议题上熠熠生辉。此外，其小说中“漂浮的世界”的概念让平行空间形成了21世纪儿童现实生活状况的文学反思。作为第三代日裔美国作家，角畑倾向于基于历史意识和文化传统进行文学书写，倡导族裔作家文学创作的自由。在“不同文化在更广泛和深刻的层面进行着交流、渗透、拌和，在碰撞中互相打磨，越来越多的人以‘多民族归属为自己定义 …… 拥抱多元、流动的身份’”的“后身份时代”[16](P199)，角畑提供了另一种讨论多元文化主义的方式，即温和的、非极端的叙述视角，鼓励多样化的讨论形式，预示了多元文化主义向跨文化主义的发展趋势。角畑的创作手法有利于打破不同族裔、不同背景儿童读者的文化壁垒，让儿童读者在国际化、多元化的“后身份时代”里摒弃“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进而思考与儿童成长息息相关的共同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