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晓 玲

(南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关于汪照生平，《清史稿》不见著录，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并阙，《光绪嘉定县志》[1](P2264)、《清史列传》卷六八《儒林传下一》[2](P5499)有传，但未载生卒年。《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三七《人物·文学》[3](P593)及《安亭志》卷十八《寓贤》本传[4](P327)都只说“年五十八病殁”。具体到卒年，学界已有三人研究。1986年张慧剑先生编《明清江苏文人年表》，据《练川名人画像续编》记载汪照“清雍正七年汪照(青)生”[5](P1026)“清乾隆五十一年嘉定汪照死，年五十八”[5](P1237)。2012年台湾学者陈鸿森先生据王鸣韶《鹤谿文稿》所载《少山汪先生哀词》“以戊申七月二十日感疾卒，得年五十八岁”[6]，判定汪照卒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进而在其所撰《王鸣盛年谱下》一文的“乾隆五十三年戊申(王鸣盛)六十七岁”条曰：“七月，门人汪照卒，年五十八。”[7](P140) 余佳琳《王昶〈练川五家词〉》遵从张慧剑先生观点，将1786年认定为汪照卒年[8](P82)，依据材料依然是《练川名人画像续编》。考辨汪照卒年，需要甄别《练川名人画像续编》与《鹤谿文稿·少山汪先生哀词》两种史料的可信度，这可以从距离汪照的时间早晚以及信息来源与传播两个角度分析。

1先看《练川名人画像续编》。此书乃清人程祖庆所编。程祖庆字忻有，号西蘅，嘉定人，乃画家、篆刻家程庭鹭(1796-1858) 之子，生卒年不详。按照常理推断，二十岁左右成年结婚，程祖庆大约生于1816年，再加上求学阶段积累至少十余年，这样算来，编辑《练川名人画像续编》的时间大概在1840年或其后，距离汪照应该约有一百年之久。今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八册本的《练川名人画像六卷续编三卷》，为清光绪四年(1878)重刻道光本。其初刻本今藏湖南省图书馆，为程氏陔南草堂于道光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849-1850)所刻，证明我们的推测比较合理。

程祖庆《练川名人画像续编》绘制“廪贡生汪照像”并判定其生卒时，未标出处。其关于汪照的画像和生卒信息很可能来源于他的父亲程庭鹭，而程庭鹭关于汪照的信息，应该是间接通过金元钰得来的。程庭鹭在其《梦盦居士自编年谱》中记载，“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秋，“师赴省试，暂问业于周谦之外祖姑丈金坚斋丈元钰，富于收藏，每过其卧游斋，必出名迹见示。乃于画道稍知宗派，并悟古人用笔用墨之法。丈精鉴赏，聆其言论，颇多裨益”[9]。程庭鹭在自编年谱中，追述师承关系时说，他的老师曾通过书画家周谦的关系问业于金元钰，当面聆听了金元钰鉴赏古画名迹的高论，进而领悟到了绘画发展的宗派脉络和古人书画的笔墨用法。周谦，字益之，浙江辽昌人，廪生，尝从章恺游。章恺号北亭，乾隆十年进士，官编修，周谦从游期间，曾撰写有《道光元年辛巳恩科浙江乡试朱卷》，与举业密切相关，这也许是程庭鹭的老师参加省试拜谒周谦的重要缘由之一。程庭鹭的老师趁在省的机会，就书画方面求教于金元钰，并得其指点。

金元钰(？-1831)，字宝所，号坚斋，金以埏之子。金以埏，字乐圃，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科举人[10]，铨儒官凤阳府训导、婺源教谕，引疾不赴。汪照与金氏父子同为嘉定人，关系密切，相交甚好，都是博学雅士，他们还都喜印谱之学，著作也多互相品鉴，互为作序。金以埏作《姓氏联珠》三卷，汪照序。汪照辑有《四六丛说》四卷，金以埏评曰：“少山编纂骈体文话，皆采取古今说部，于唐、宋为尤多。择其词句清新、辩论精审者，得三百余条。”[10]汪照去世后，金元钰于嘉庆八年(1803)为汪照的著作《大戴礼记补注》募刻资金，王昶为该书作序时说：“金生元钰、钱生侗，以汪君为其家乡老宿，而撰述鲜传；且《大戴礼》注，向无善本，奋然以募刻是书为任，而远近好学之士，暨心仪汪君者，争输资捐助。” 四年之后，嘉庆十二年(1807)夏六月，金元钰所撰《竹人录》刊刻，《竹人录》是第一部为竹人立传并收录大量竹刻文献的著作，其中就收录有汪照所著的《竹器小谱》一卷，内容为“竹器之见于诗文者”。

梳理一下汪照与程祖庆的渊源关系，可知程祖庆关于汪照卒年的信息渠道是问业受教的言谈，并没有确切的书面文字依据，口耳相传过程中很容易发生记忆偏差，卒年有两年误差在所难免。

总之，程祖庆距离汪照生活时间较远，判定汪照卒年时未标出处，依据口传信息，而且与汪照的关系比较曲折。所以单从汪照卒年这一角度来说，《练川名人画像续编》的可信性不强。不过，上文勾勒的汪照与书画家程祖庆这段曲折的渊源关系透露出一个信号，即汪照在书画方面应该具有一定的造诣和影响力。因为只有这样，汪照的生卒年才有被书画家记录在案的可能性。

2再看王鸣韶所撰《少山汪先生哀词》。该词为王鸣韶小楷手书于白色宣纸上，版式特征为无行格边线，每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二字。内容旨在哀叹“读书种子”汪照之死，由序文和正文两部分组成。序文交代撰写缘由，内容可分为三层。第一层，先介绍家世履历，“先世本新安，迁于嘉定数世矣。先世皆为贾，君始从事于学”。接着说年少求学，一反时人对八股文的追捧，坚守诗古文词，“少时从童子师，即知时文之外，有所谓诗古文词者。然当其时，人皆不习，咸非笑之，而君不顾也”。进而赞其学问广博，“见秦汉金石文字，为之考究详说。见说经家言，为之抄撮荟萃。至于地理、山川、小学之书，亦各有所论著”。第二层，讲从二十多岁始为奉养父母不得已游幕，在陕西与毕沅、王昶等学术大家相得甚欢，并“取故牍尾写自所为书”，突出汪照以幕养学、勤俭著述的品行。第三层，丁母忧自秦归，“以戊申七月二十日感疾卒，得年五十八岁”，追记得何匡山旧居一事，然“不及二年即殁”，进而感叹“读书之人，又缺一焉，故为词以哀之”。正文强调对“读书种子”的早逝及其著作多未及誊抄的现状，表达深深的哀惋与伤痛：“忽闻讣音有道丧，失声哽咽棘喉吭。读书种子遭此殃，非独为友心悲伤。学行如君真珪璋，姓名却未宾于王，述作未尽登缥缃。吁嗟命也心凄凉，作歌寄哀徒彷徨，涕泪与并弥淋浪。”整篇文章感情真挚，令人动容，尤其是以“君”的第一人称叙述，仿佛是当面向好友倾诉衷肠。

王鸣韶的这篇《哀词》是解读汪照家世、生平、著述的重要资料，二人交往颇深，可信性很强。王鸣韶(1732-1788)，字鹤谿，是王鸣盛胞弟，钱大昕妻弟。与汪照年龄相仿，两人年少时都负有诗名，同列“练川十二子”。后来汪照入王鸣盛、王昶、毕沅、王杰等人幕府供职及与钱大昕结识，也都与王鸣韶有往来。两人都熟稔经学及书目文献，并志趣相投，嗜好名画、书法，诗古文都备受王鸣盛、王昶等大家称赞。1782年王鸣韶文章结集，先后邀请了王昶、朱春生、汪照赏鉴。汪照于戊申(1788)二月三日的题语，记载了评点《鹤谿文稿》之事：“新岁酬应纷如，读一篇未竟，辄有冗事扰之。今连两竟日门稀剥啄，始得焚香卒业，间出己意，时附评语于后。特余之于古文，如扪烛扣盘，毫未有当，为可愧耳。戊申二月三日，汪照记。时春雪初消，气候颇寒，檐前滴沥声尚未静也。”稿本文后所钤的“汪照观”三字篆体方印和“愿流传勿损污”六字篆体长印，还触手如新，然仅仅过了五个月十七天，王鸣韶竟突然得到汪照病亡的讣告，震惊、痛惜之下提笔写就哀词一篇。

整篇哀词情感充沛，一气呵成，未见改动痕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鹤谿文稿》中有关汪照的另一篇文章《华萼堂记》，同样是白宣纸，楷体手书，无边线行格，但版式不同，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字，且有多处圈改痕迹，应该是经过反复斟酌和仔细润色。如将“师相王原”改为“韩城相国”或“相国”，将与韩城王杰的关系从私人称谓改为文人间的雅称，通过淡化自己与王杰的私人关系，进而强化王杰与汪照的文人交往，这样无形中提升了汪照的影响力。将“三礼尔匹”改为“大小戴礼，齐鲁韩诗”，更精准地概括了汪照的两大经学撰著《大戴礼记注补》《齐鲁韩诗义证》。“悯年华之易迈，思逮养之为难”，改“衰”为“迈”，“迈”比“衰”更能凸显孝养父母时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意味。“惟俭惟勤，庶无逸欲。以保其身，乃身不辱”，第二个“身”改为“终”，既避免用字重复，又强调慎始敬终之意。

这篇《记》文作于汪照去世的前两年，内容与《哀词》所提及的得何匡山故居一事相关。经历二十多年的东奔西走，居家守丧期间，汪照终得一所安居，又新建了一座厅堂，厅堂落成之际，时任东阁大学士的王杰为其题名“华萼”。王鸣韶就此事撰《记》一篇，在引用西晋束皙的《补亡诗》第二首《白华》章句基础上诠释“华萼”之意。王鸣韶结合身为独子的汪照游幕供职孝养父母的经历，撰写了篇幅较长的序文。正文则采用了韵体铭文的四字句形式，期许汪照后人能持身力学、勤俭和睦，弘扬汪照白华无污的道德风范。《记》文中“汪子自少即奔走四方，求菽水以孝养其父母”，“逮今旅食二十余年，而始有此堂，而亲已不及待矣”等，又为《哀词》中汪照的游幕经历补充了材料。该文得到汪照的高度肯定，文后有汪照亲笔书写的题记一段：“余既辟华萼之堂，欲作箴以自警，而并以训我子孙，牵于冗俗，未暇为也。先生能善道人意中事，文笔尔雅，亦可法可传。余华萼之堂，将藉是文以不朽矣。汪照拜读。”题文后钤有“少山”二字方印。

《少山汪先生哀词》和《华萼堂记》两文，收录于王鸣韶的文集《鹤谿文稿》，今藏湖南省图书馆，是清代稀见别集之一，其可信度毋庸赘言。

3依据《少山汪先生哀词》判定汪照卒于乾隆戊申(1788年)七月二十日，当无异议。再结合《华萼堂记》的补充资料，大体可以勾勒汪照少年博学多才、游幕养学奉亲、丁忧感疾而卒的经历。问题是，如前文所述，《练川名人画像续编》虽未载出处，但间接透露出了汪照在书画上当有造诣的信号。汪照的书画造诣究竟如何？《安亭志·汪照传》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材料：“汪照，字逸翁，原名景龙。世居嘉定城，祖籍歙州。怀莲花峰、云海诸胜，自号莲云居士，又号少山。十岁能属文，长宏肆力于学。赋诗染翰，才情蕴藉，与宝山毛大瀛齐名。大学士韩城王公杰视学两浙，时朝廷方开四库馆，诏录天下遗书。浙东、西故多藏书家，照佐王公按部采访，卷轴汗牛充栋，部居类汇，博览钩索，多生平所未见书。……镇洋毕公沅，开府关中，聘主华原书院讲席。维时青浦王廷尉昶、阳曲申大令兆定、同里钱别驾坫，宦游在陕，皆与照有旧，相与纵览关西名胜，题名落雁峰，搜访秦汉瓦当、古铜玉器，而于汉唐碑刻，广施椎拓，以资博考。”“乾隆丙午，丁内艰，还家。明年，访旧安亭江上，忽喟然叹曰：‘迟我十年，当营一亩之宫于此。藏书万卷，法书、名画、彝鼎、花木称是，庶几为菟裘计。长此仆仆牛马走，不且愚而可笑乎？’逾年，复过此，谓其友曰：‘吾今病作，十年之期，恐不克践矣。’亟归，越十日而卒，年五十八。生平好书成癖，手钞典籍积成千卷，丹铅俨然，著述等身。其于《大戴礼》《齐鲁韩诗》攻苦尤深。工楷法篆隶，晚摹《天发神谶碑》尤佳，菩提寺参佛题名是也。刻幸入古，艺林珍之。”[4](P327)

传文第一段足以与《少山汪先生哀词》《华萼堂记》相互印证，也描绘了汪照家世、求学、游幕的生活情形。第二段史料价值更大，体现在两点：一是“乾隆丙午”(1786)汪照为母丁忧，“明年”(1787)访安亭江，“逾年”复过安亭江“亟归越十日而卒”即1788年。也就是说，汪照的卒年为1788年，确凿无疑。二是1787年汪照与友人游安亭江喟然感叹，如果天假十年，当不再东奔西走，期盼过上梦寐以求的安居生活，“藏书万卷，法书、名画、彝鼎、花木称是”。“藏书万卷”的理想，有他“生平好书成癖，手钞典籍积成千卷，丹铅俨然”的积累支撑，当易实现。万卷藏书中，他重视的程度有所差别，最重法书，名画次之，金石铭文又次之，竹刻花木又次之。也就是说，汪照自我期许的造诣，恰恰在于名画、书法，且书画优于金石、竹刻，至于大小戴礼、齐鲁韩诗等经学上的撰著，可能是其游幕期间的辛苦钻研所得，此时已然不是晚年的旨趣所在。从这个角度讲，程祖庆当是汪照的知音，《练川名人画像续编》仍具有参考价值。

此外，汪照“营一亩之宫”隐居的目标稍后就达成了。王鸣韶在《少山汪先生哀词》中称：“自秦中归，始得何匡山之故居，即宋荔裳所为《竹罂草堂歌》者而安之。”《竹罂草堂歌》是清初八大诗家之一的宋琬拜访何匡山居所草堂时所作的一首杂诗，旨在歌颂何匡山的古玉雕刻技艺和收藏雅好。何匡山是嘉定的博雅之士，目前还可见其与清初文人如周亮工、张英的往来诗文和书信。汪照得其故居，也是一桩意趣相投的美事，故而好友王鸣韶才会反复谈及。然天不垂怜，纵然已得安居，且富收藏，终究逃不过死神的魔爪。关于汪照的博雅，时任四库馆、实录馆、三通馆副总裁的沈初，在为汪照另一好友唐秉钧的著作《文房肆考图说》作序时曾这样评价：“汪君少山传闻敦行君子也，往者余官京师，少山时过旅邸，往往作竟夕谈。于经史百家，诗古文辞，靡不探源竟委。又精于鉴古，凡名人书画、法帖、铜瓷、玉石等器新旧、真赝、形式、款式，剖抉微细，辨别毫厘，余心折之。”[11](P1-3)沈初之言还揭示出了汪照在书画、法帖等品鉴方面的造诣深厚，可惜囿于材料限制，今天尚未能窥见汪照的绘画高论。

4《安亭志·汪照传》细致地描绘了汪照与“友人”两次游江的不同感触，对比强烈，画面感十足，若非“友人”亲述，实难达到如此效果。大概可以推测，“友人”很可能是《安亭志·汪照传》的撰者，且与汪照关系要好，过往密切。这种推测是否合理？我们可以从《安亭志》的编撰过程进行验证。《安亭志》为清人陈树德编，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嘉庆十三年(1808)刻本，卷首有嘉定知县吴桓撰《序》，卷末有陈树德自跋。据卷末陈跋，孙岱以“留心文献为己任，搜存补亡”，经过五年的辛苦努力，完成了《安亭人物志》初稿四卷，却突然染病而死。嘉庆十二年(1807)初，陈树德受金石学家瞿中溶(为钱大昕女婿)的邀请，负责编纂《安亭志》，当时人物志的部分就采用了孙岱的手稿《安亭人物志》，省去许多临时搜集材料的功夫，半年后即完稿，并于嘉庆十三年五月刊刻。陈树德将孙岱的《安亭人物志》四卷编入《安亭志》，合并为三卷，即第十六、十七、十八卷，贤达、儒学为卷十六，文艺、忠节、卓行、孝友、好义为卷十七，技术、遗逸、寓贤、方外为卷十八，《汪照传》是卷十八“寓贤”部分中的最后一篇，且注文称“辑事实”(其他篇传记文之后无此三字)，可见孙岱对《汪照传》情有独钟。孙岱，字守中，生年不详，应该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稍前。博学多才，除《安亭人物志》外，生前已刊刻著作有《归震川先生年谱》一卷(钱大昕、王鸣盛撰序)和《长笛沧波集》六卷，另有未刻著作《安亭江杂事诗》《江上青峰集》《江渚记闻》《菩提寺文录》等十三种。

《安亭志·汪照传》原本是孙岱所撰，传中“友人”指的是不是孙岱本人呢？解答这个问题，还需要深入考察二人交游活动。实际上，在汪照丁忧后到临终前的三个年头里，二人过往密切。

先看汪照的一首诗《孙守中携诗过访题赠》：“江上新诗肯寄余，叩门远慰寂寥居。乍惊剑气龙文现，转叹原雁影疏。雍陇千山询客况，吴碑三段订残书。西窗孤负荧荧烛，梦送扁舟夜漏初。”[4](P197)汪照自注：“时同增订《周雪客〈天发神谶碑考〉》。守中两次过余斋中，至晚则别去。”诗中说“叩门远慰寂寥居”，是说在汪照守孝时，孙岱携诗探访。二人一边切磋诗歌，一边钻研书法名迹《天发神谶碑》，并共同为周在浚的《天发神谶碑考》做增订工作，这部分成果体现在汪照撰有《天发神谶碑续考》一卷，还可与《安亭志·汪照传》“晚摹《天发神谶碑》尤佳”相印证。

再有就是汪照曾为孙岱所编的《归震川先生年谱》撰写序文。孙岱读归有光之书而景慕之，撰《归震川先生年谱》。汪照、钱大昕、王鸣盛先后为其作序，今存王序和钱序，汪照序原文未见，但可以推测出汪照作序的时间。钱大昕序称：“安亭孙君守中，生于先生讲学之乡，濡染教泽，诵先生之文，因论次先生遗事，谱其年月，甲乙分明，皆可征信。古人以立言为不朽之一，先生殁于隆庆辛未(1571)，距今二百一十有七载矣。”[4](P197)隆庆辛未年(1571)加上217年，可以推断，钱序作于1788年。再结合王鸣盛序文称“同里钱君大昕、汪君照已叙之矣”，那么汪照撰《归震川先生年谱序》当在1788年钱大昕序文后。

上述两点足以证明孙岱与汪照交往较密，但一起游江的“友人”是不是孙岱本人，还需进一步考辨。《安亭志·汪照传》称汪照“工楷法篆隶，菩提寺参佛题名是也”[4](P327)。菩提寺是隶属于安亭江的一座名寺，孙岱曾专门辑《菩提寺文录》一卷。汪照的书法受时人称赞，曾为多地书写，如“工八分，《临潼张子祠堂记》《长武县修学记》并照所书”[1](P2264)。汪照在菩提寺为参佛手书题名的具体时间，《安亭志》卷十二“艺文·石刻目”有载：“参佛题名，汪照书，乾隆丁未年(1787)，在菩提寺大殿。”[4](P227)《光绪嘉定县志》卷二十九还记载：“《参佛题名》，乾隆五十三年(1788)立石菩提寺。”[1](P2560)综合两则材料，可以大致这样推测：汪照晚年曾至少两次来安亭江菩提寺，一次是1787年为参佛书题名，另一次是1788年参与立石仪式。这两次经历应当都与孙岱关系密切，孙岱至少是当事人之一。之所以敢如此肯定，是因为文人游江不免有诗文唱和的雅好，《光绪嘉定县志》卷二十八载有：“《长笛沧波集》二卷。照寓吴淞江上，沿江文士以诗就正，汇录成集。凡十八家，居本邑者六、宝山者二、松江者一、青浦者五、上海者一、昆山者三。取袁海叟‘年年长笛送沧波’句名之。” [1](P2530)前文已述，孙岱生前也刊有《长笛沧波集》六卷，汪照和孙岱之所以有同名著作，应该就是源于二人交流后的共识。再结合孙岱其他的未刻著作如《安亭江杂事诗》《江上青峰集》《江渚记闻》等，虽未见传本，但从书名也可推测，都是关于安亭江上诗文聚会之事。综合上述材料可以判定，孙岱至少是当时与汪照游江的当事者“友人”之一，正因亲身经历游江，且与汪照相交颇深，故其传记描写才会细致传神。

本文以汪照卒年的考辨与补正为切入点，通过展示清乾隆朝嘉定一个普通文人儒士的生平、著作及理想追求，目的是为探寻乾嘉学术视野下文人群体的生活经历提供样本。本文主要采用的三种材料，《练川名人画像续编》《安亭志》虽有整理本流传，然其利用程度仍显不足。《鹤谿文稿》更是稀见馆藏善本文献，尚未整理。要全面加深对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学术整体空间的认识，清代方志文献和清人稀见别集的重要性仍需学界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