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龙福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虽然鲁迅的小说几乎都具有或多或少的主观抒情色彩，但像《伤逝》这样抒情极为浓烈的作品仍然使人感到在鲁迅的所有小说创作中似乎显得颇为奇异。即便在整个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也因而显得有些“另类”而十分引人注目。这就不能不激发人们深入探究造成《伤逝》这一特殊风貌的内在奥秘，而对其创作心理的研究自应更加受到推重。

然而，作家的创作心理原本就幽深复杂，而鲁迅《伤逝》之堂奥尤为难测。早在《伤逝》最初面世时，就有人猜测其创作可能和作者本人的婚恋生活不无关系，但鲁迅在1926年12月29日致韦素园的信中说：“我还听到一种传说，说《伤逝》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哈哈，做人真愈做愈难了。”①鲁迅：《261228 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20页。鲁迅看似否定的一声“哈哈”之叹，使得后来研究者的思路不再向这方面延展。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年，我们的鲁迅研究极度偏重于挖掘作家作品的社会思想政治内涵，而对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个人婚恋生活及其创作心理的探索却颇多避讳，几成空白，因而有关《伤逝》的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众多，实则内容雷同、结论单一。学界普遍认为，《伤逝》的题旨是要揭示个性解放、婚恋自由是不能离开整个社会的解放而单独解决的，这也正显示了鲁迅思想卓然超拔于其所处的时代。新时期以来，学界思想日渐解放，人本思潮尤趋盛大，鲁迅也被从神坛拉回到人间，不少学者开始关注鲁迅的婚恋生活对其创作心理的深刻影响，并着力开掘其作品中所潜隐的个人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