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龙福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虽然鲁迅的小说几乎都具有或多或少的主观抒情色彩，但像《伤逝》这样抒情极为浓烈的作品仍然使人感到在鲁迅的所有小说创作中似乎显得颇为奇异。即便在整个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也因而显得有些“另类”而十分引人注目。这就不能不激发人们深入探究造成《伤逝》这一特殊风貌的内在奥秘，而对其创作心理的研究自应更加受到推重。

然而，作家的创作心理原本就幽深复杂，而鲁迅《伤逝》之堂奥尤为难测。早在《伤逝》最初面世时，就有人猜测其创作可能和作者本人的婚恋生活不无关系，但鲁迅在1926年12月29日致韦素园的信中说：“我还听到一种传说，说《伤逝》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哈哈，做人真愈做愈难了。”①鲁迅：《261228 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20页。鲁迅看似否定的一声“哈哈”之叹，使得后来研究者的思路不再向这方面延展。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年，我们的鲁迅研究极度偏重于挖掘作家作品的社会思想政治内涵，而对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个人婚恋生活及其创作心理的探索却颇多避讳，几成空白，因而有关《伤逝》的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众多，实则内容雷同、结论单一。学界普遍认为，《伤逝》的题旨是要揭示个性解放、婚恋自由是不能离开整个社会的解放而单独解决的，这也正显示了鲁迅思想卓然超拔于其所处的时代。新时期以来，学界思想日渐解放，人本思潮尤趋盛大，鲁迅也被从神坛拉回到人间，不少学者开始关注鲁迅的婚恋生活对其创作心理的深刻影响，并着力开掘其作品中所潜隐的个人主题。但具体到对《伤逝》的研究却成果不多，进展不大，造成《伤逝》特殊风貌的内在奥秘并未得到彻底破解，鲁迅创作《伤逝》的独特心理机制依然深隐于云山雾海之中令人感到扑朔迷离。

要深入认识鲁迅创作《伤逝》的独特心理机制，自然不能脱离开鲁迅创作时的特定生活状态和情感状态。鲁迅当年的“哈哈”之叹，看似否定，实则未必。细品“做人真愈做愈难了”，其意味颇为含蓄曲折，而鲁迅慨叹之后却戛然而止，对《伤逝》的创作真相不置一词，则更加耐人寻味。其实，这正是鲁迅颇觉尴尬和无奈之处。须知，《伤逝》的创作完成于1925年10月21日，而此前一日正是鲁迅与许广平第一次接吻之日。①刘绪源：《一段公案》，参见葛涛编：《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世纪之初的鲁迅论争》，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3年，第63页。也就是说，《伤逝》恰好创作于鲁迅与许广平的热恋期间。两情相恋，自由浪漫，自然给鲁迅以极大的精神愉悦，但随之也带给他极大的社会道德压力和人生烦恼。因为一则鲁迅已早有妻室，虽说他与妻子朱安之间名为夫妻，其实毫无爱情可言，更未同床共眠，包办婚姻所造成的多年精神郁闷实在难以言喻，但要离弃朱安却又于心不忍，因为那样无异于置朱安于绝境；二则鲁迅此时在思想文化界已是声名显赫，虽说今天看来鲁迅的婚外之恋大有反封建之意，很值得同情与理解，鲁迅本人在文章中也表现出极为强烈的反封建精神，但一旦置身其中，鲁迅却颇多顾忌，深恐泄露风声遭世横议，何况他的论敌们正巴不得伺隙乘危有所动作呢。但是，事情难以兼顾，僵局终须打破。在婚姻问题上鲁迅必须做出明确的人生抉择。显然，此时鲁迅已越来越坚定了冲破旧式婚姻走向新生活的决心，面对青春靓丽而且与自己志同道合的许广平的热情召唤，深深感受着迟到的难言的爱情欢愉，他不可能再回到朱安身边去“陪着做一世的牺牲”②鲁迅：《热风·四十》，《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322页。，诚如鲁迅所说，这种“牺牲”是一件“万分可怕的事”。其实，早于此前两个月，鲁迅就在经过反复的犹疑思虑之后紧握许广平的手说：“你战胜了”③转引自李允经：《鲁迅的情感世界》，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18页。，表达了要与之比翼齐飞的人生意愿，而两个月后的深情一吻，无疑更是对这种意愿的进一步明确和巩固。既然如此，那么鲁迅在尽情领受爱情欢愉的同时，却又不得不直面朱安将被离弃而陷入绝境这一冷峻的人生现实和可能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各种议论，更要直面自己为之痛疚而又无奈的心灵煎熬。就在这种“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不能兼顾、极为矛盾纠结的情形和心境之中，鲁迅创作了他唯一一篇以婚恋为题材的爱情小说《伤逝》。

创作源自生活，首先应是源自作家个人独特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可以想见，《伤逝》显然不会是无端而发、无的放矢的空泛之作，自然要涵化、凝聚鲁迅此段时光独特难忘的人生经历和深切复杂的心灵感受，并在艺术表现的层次上有效地抒发、排遣内心深处的情感郁积，化解自己的精神困境。也就是说，《伤逝》虽是鲁迅虚构的爱情小说，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不能不折射着鲁迅自身婚恋生活和情感生活的波光云影，或者可以更进一步说，鲁迅正是深感此时自身处境窘迫，心绪纷杂，进退维谷，才萌生了创作爱情小说《伤逝》的艺术冲动。有一个饶有趣味却一直被人忽略的细节，鲁迅《呐喊》《彷徨》中所收录的小说都是在写完后随即发表于各种刊物，惟独创作时间极为接近的《孤独者》与《伤逝》写完后却被鲁迅长期置之案头几近一年，从未投寄刊物，直到1926年8月才一起借着小说集《彷徨》的出版而得以面世。现在学界几乎公认，《孤独者》中的主人公魏连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鲁迅自身形象和情感的折射，鲁迅是要借此自我分析、自我磨砺，从深重的人生失望和怀疑之中蹚出一条新路，向旧的自我告别。而几乎同时创作的《伤逝》又何尝不折射着鲁迅自身的形象和情感呢？显然，与其他小说相比，鲁迅创作《孤独者》和《伤逝》更多是面向自身的生活和心灵，更多带有自我情感排解的意味，或者甚至可以说更多是写给自己看的。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鲁迅写完后一反常态并不予以单独发表，而是长时间压存直到小说结集出版时才披露出来。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鲁迅听到有人议论说《伤逝》写的是作者自己的事，并不正面予以解释，而只是回以“哈哈，做人真愈做愈难了”这样颇为含蓄的感叹。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伤逝》写的完全是鲁迅自己经历的“实事”，我们决不能把小说与现实混为一谈。但既然《伤逝》更多是鲁迅面向自我的创作，是鲁迅身处婚恋之中情势窘迫心绪纷杂时的特定作品，那么，其中必然凝聚、涵蕴着作者当时特有的许多“实情”，正是这些“实情”发酵汇聚而成鲁迅难以抑制的创作冲动，驱使鲁迅的小说创作沿着特定的方向推进、衍化。明乎此，自然有助于我们登堂入室，得以窥测鲁迅创作《伤逝》的深层心理机制，从而深入理解《伤逝》潜隐的实际内涵。

先从《伤逝》主人公的名字谈起。我们知道，作家一般不会随意命名自己小说的主人公，往往在名字的拟定上反复斟酌，以便借之传达出某种意味。鲁迅许多小说主人公的命名更是颇具匠心，几乎尽人皆知。但具体到《伤逝》来说，还很少有人深入探究为什么鲁迅要将主人公命名为“涓生”与“子君”，这样两个名称究竟有何含蕴？就过去不多的研究来看，也都不得要领。其实，只要想到《伤逝》在很大程度上是鲁迅面向自我的创作，只要理解鲁迅此时极为窘迫痛疚的心态，就不难看出“涓生”正是暗隐自我的代称。“涓生”者，捐生也，亦即捐弃生命之意。熟知鲁迅生平的人都知道，当鲁迅在人生路上辗转奔波苦苦追求却不断受挫，尤其当他身陷包办婚姻连个人最基本的幸福也渺不可及的时候，他曾刻了一方名曰“俟堂”的石章作为自己的名号，“俟堂”意即“待死堂”，以表达自己极为凄苦惨痛无望的心态，而“涓生”显然正是对“待死”之意的呼应和深化，这也正契合鲁迅此时极为窘迫痛疚却又完全无奈的心态。既然“涓生”是鲁迅自我的隐指，那么“子君”理当是隐指许广平了，事情确实如此。“子”者，年轻之谓也，这恰好隐隐指向正当青春的许广平，“君”多用于对人尤其是男性之尊称，而我们知道，鲁迅在与许广平的最初通信中是尊称之为“兄”的，以“君”代“兄”，可谓巧妙得体而又不露痕迹。

作为师生之恋，鲁迅与许广平年龄相差悬殊，几为隔代，而身为教师一方的长者鲁迅自然对此别有感受，印象深刻，于是在小说中有意无意地便流泻出了这样颇为别致的描写：

我的心宁帖了，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勃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①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11页。

这里描绘的是恋人间的会面情景，却又像是一个教师面对敬仰自己的学生的纵谈闲论，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在涓生眼里，子君虽是自己的恋人，却“稚气”浓郁，犹如孩童。而当写到涓生跪地求爱时，小说竟直接以“孩子”字眼描绘子君的反应：

——没有见过，也没有再见的绯红；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虽然力避我的视线，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①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第113页。

细加品味可以发现，在涓生对子君的感受中，似乎隐含着这两个恋人之间由于年龄的不对等而造成的情感、心理差异，而这种差异的形成自然应归结到描写这种差异的作者的创作主体意识中。质而言之，鲁迅正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师生之恋”的自我感受作为参照来描绘涓生与子君恋爱的。

因为长年压抑，不涉情事，直至年逾不惑方初浴爱河，所以鲁迅的恋爱感受极为深切，体验非同一般，一旦流溢于笔端，也就格外真挚动人。细读《伤逝》前几节中有关涓生在寂寞的会馆中坐等与子君幽会而辗转反侧苦苦思恋的精微传神描写，不禁令人发出“倘非身在其中，焉有如此笔墨”之慨叹，难怪小说面世之初就有人猜测作者写的乃是自身事。的确，当鲁迅在描绘涓生与子君的热恋时，怎么会竟把自己和许广平正浓烈如酒的恋情弃置不顾，反而去凭空虚构或舍近求远地借助于他人爱情描写的笔墨呢？！

《伤逝》对初恋心理的描写确实卓尔不凡，而更令人惊异的是小说对涓生与子君的恋爱悲剧以及涓生痛悔心理铭骨刺心的细致深刻的抒写。正是这些抒写，使得《伤逝》不仅以其浓郁动人的情感性而且更以其深刻逼人的思想性迥异于同时代甚至于中外文学史上的所有爱情小说，从而也凸显了鲁迅在爱情问题上不仅感受敏锐、痛切而且思虑周详、深刻的文学家兼思想家风范。但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涓生与子君初恋的心理描写源自鲁迅本人与许广平的恋爱感受，那么，涓生与子君的恋爱悲剧以及涓生的痛悔之情又从何而来？难道是鲁迅的凭空虚构或另有所本？因为，人所共知，鲁迅与许广平相恋虽不无波折，但最终却是花好月圆、结成眷属相伴一生。不过，这也只是人们事后所见而已。而在鲁迅创作《伤逝》也就是与许广平相恋并已私自定情的1925年10月，像这样的婚外之恋究竟会导致什么结局恐怕谁也难以预料，作为当事人鲁迅自然更是思虑重重，顾忌甚多，对生活前景也很难确定。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在鲁迅诸多思虑之中，最能牵动他心肠的必然是朱安极有可能因此而陷入绝境乃至死地，以及他与自己心爱之人新建立的温馨小家能否经受住社会恶风怒浪的冲击尤其是由此可能带来的经济压力。②当时鲁迅为了购置砖塔胡同的房子曾经欠债，又被章士钊革职，正处于经济拮据时期。参见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18页。鲁迅之所以默默忍受多年凄苦的个人情感生活而没有离弃朱安，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但是现在一旦鲁迅决心要开辟新的生活，却必须首先直面这一严峻的人生现实而无可逃避。于是，当鲁迅执笔创作时，也就自然而然地“因情立体，即体成势”③刘勰：《文心雕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8页。，巧妙地将朱安可能陷入死地和自己与许广平的新家庭面临的巨大社会经济压力糅合到一起来进行深度的艺术加工、创造，从而成就了具有浓重悲剧色彩的爱情小说《伤逝》。也就是说，小说中涓生初恋心理的精彩描写源自鲁迅本人初恋的现实感受，而其恋爱悲剧及痛悔之情却是源于鲁迅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前景的深刻忧虑，鲁迅正是将他的深刻忧虑具象化为生动感人的艺术画面，以艺术化的方式来品味、哀悼可能即将降临的不幸。

鲁迅曾经说过，他“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①鲁迅：《纪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77页。，与此相应的是，他也总是不惮于以最坏的结局来推测自己的人生。朱安被离弃后回到娘家在凄苦中死去，自己与许广平的爱情之舟在社会风雨冲击下最终倾覆，这正是鲁迅当时即将面对的由于自己婚外之恋可能导致的最坏的结局。鲁迅极为清醒地预测到了这种可能导致的最坏结局，但他对此却并无妙方奇策予以防范救治，更无回天之力可以扭转乾坤，他只能无奈而又无助地坐视事态的自然发展，在极度忧虑和极度痛疚的相互交织中坐等可能降临的最坏结局。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伤逝》的开头竟然如此极为突兀极为震撼人心：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②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第110页。

这确是涓生痛彻肺腑之言！但当人们深深感动于涓生的“悔恨和悲哀”之情时，往往却忽略了“如果我能够”这五个字所蕴涵的极其复杂微妙的意味。世道险恶，生计维艰，作为新婚中的丈夫，涓生不仅无力为家庭遮风避雨，反而仓皇求生，自顾不暇，视子君为累赘，首先萌发离弃之意，甚至屡次滋生希望子君死去以便自己得以解脱这样极为自私幽暗的念头，尽管这一念头刚刚萌生就“立刻自责、忏悔了”，但不是已经极为深刻地披露了涓生内心深处的某种可怕真实吗？！问题很清楚，在涓生看来，子君要么主动地“决然舍去”（这也是涓生最希望看到的），要么就干脆死去落个利索，否则，他自己就没有生路，没有希望，最终只会受到拖累与子君“一同灭亡”。值得深思的是，涓生为什么就不能主动离弃子君？甚至暗暗希望子君事先死去也不主动离弃？原因很简单，涓生自己也曾有过清醒的反思：

我看见我是一个卑怯者，应该被摈于强有力的人们，无论是真实者，虚伪者。③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第127页。

卑怯！这正是此事的根本原因所在。涓生既没有“负着虚伪重担的勇气”，与子君继续维持下去，更无力自承真实的重担，毅然主动地离弃子君。这样的卑怯者真可谓一无能为，他能做的就是热切地期望子君首先离弃自己，尽管他隐隐地预感到这也可能导致子君的灭亡；但是，既然子君之死早已在涓生隐隐预料之中，既然涓生为了解除自身生计之累甚至不惜子君走向灭亡，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简直可以说，子君之死，不仅仅是死于社会的压力、世人的冷眼，也是死于涓生有意无意的不见刀血的颇为精致的“谋杀”。因此，当子君之死的噩耗终于传来时，涓生所感到的就绝不仅仅是一般的痛疚之情，而更像是一个作孽者追悔莫及、无可奈何的自我痛责与自我诅咒：

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或者使她快意……。①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第130页。

这是《伤逝》中最动人心魄的抒情文字，恐怕也是古今中外所有小说中都极为罕见的震撼人心的抒情文字。之所以极其动人心魄，极具震撼力，就在于涓生事先自知罪孽将成，却希望甚至主动促其发生，而一旦罪孽终于铸成，虽然良心自逼，痛啮心肺，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倾力尽情地抒之笔墨，在极度自责中抚慰颤栗不安的灵魂。这样抒发出来的文字自然格外铭心刺骨，不同一般。由此看来，小说开头劈头而来的“如果我能够”五个字，正是在看似突兀惊人之中，蕴涵着盘曲层折、复杂难言的无尽情味，遥领着、呼应着小说总体的义脉走向。

不用说，行文至此，我们应该已经领悟到，终于离开涓生而凄苦地走向灭亡的子君身上隐隐地晃动着朱安的影子。事情正是如此。鲁迅先是将他与许广平当时正在热恋的相思相悦之情寄寓到涓生和子君的自由恋爱与新婚之初的幸福描写中，然后又将他多年来渴望离弃朱安，而又不敢离弃、不忍离弃、难以离弃朱安的极为痛苦纠结的心态投影到面对生活重压终将分离的涓生与子君身上。这也就很好理解，为什么子君在婚前婚后的表现竟然如此大为不同，判若两人？你看，在婚前和涓生自由恋爱时，面对家庭的巨大压力，她“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表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②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第112页。这么勇敢的“彻底的思想”甚至比高谈畅论“家庭专制，打破旧习惯，男女平等……”的涓生“还透澈，坚强得多”！而面对社会的流言蜚语，指指点点，她更是自持一种“目不斜视地骄傲地”来去自如、旁若无人的姿态，特别是当两人在路上同行，“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③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第114页。，竟使涓生紧张得“一不小心”，便“全身有些瑟缩”，而子君“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④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第114页。。不难看出，此时的子君身上明显带有许广平的影子，而涓生则自然令人联想到鲁迅（众所周知，虽然鲁迅极力反对家庭专制，主张打破旧习惯，男女平等，在这方面的理论认识也远在许广平之上，但是当和许广平自由恋爱时，他却思虑重重，颇多顾忌，其果敢精神远在许广平之下。倘若后来没有许广平那样富有男子般气质的勇敢追求与不断劝导，倘若没有经过反复的犹疑、彷徨、自责、自励，鲁迅恐怕真要自我幽闭于旧式婚姻的城堡，“陪着做一世牺牲”）。可是，一旦婚后面临社会重压直至生计维艰时，子君的表现竟然只有日益加深的畏怯，既畏怯社会恶风怒浪的冲击，更畏怯失去涓生的爱恋与庇护，像一个极其可怜无助的孩子，全然消尽了婚前的果敢勇毅之气。这种令人感到惊讶不解的性格逆转，正是源于此时子君的形象已悄然地由原型许广平转移到朱安身上。不必说婚后完全沉浸于喂狗养鸡做家务毫无社会文化气息的生活状态与婚前子君的形象、性格方枘圆凿；也不必说对译书做文的工作性质毫不了解以至于“使她明白了我的作工不能受规定的吃饭的束缚，就费去五星期”①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第119页。，更让人联想到无知无识的旧式家庭妇女形象；单是由于对涓生的完全依赖所带来的日益焦虑恐惧而又彻底无望无助，最后只得被父亲接回家独自默默忍受凄苦终至死去这一描写，也足以令人联想到这正是朱安（而绝不会是许广平）一旦被鲁迅离弃后极有可能发生的情形。虽然鲁迅也担心他与许广平结成的新婚小家最终能否抵受住社会风雨的冲击，但是他绝不会想象，立场气概远比自己坚定果敢的许广平会在婚姻倾覆后落得像小说中子君那样的悲苦结局。而一旦离弃朱安，朱安的悲苦结局则几成必然。尽管现实生活中的朱安遭受离弃后凄苦度日，并没有像子君那样死去，但鲁迅习惯于向最坏处思考的思维定势却使他事前不能不作出最坏的推测。既然在鲁迅看来，朱安被离弃后走向灭亡几成必然，而他却又不能因此而中断与许广平的恋情再去勉强维持与朱安的旧式婚姻，那么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正是自己亲手将朱安推向死地。与其这样自造罪孽、灵魂不安，倒不如朱安事先死去免去自己罪责来得妥帖。鲁迅隐隐滋生类似的幽暗念头恐非一日，早在1925年5月30日与许广平的通信中，针对许广平来信中所谈的,当她亲爱的哥哥和父亲先后去世时,她由于过分悲伤转而嫉恨那些与其父兄同龄而活着的人们, 他就说过这样让人颇费思量的话：

“而我正相反，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这意思也在《过客》中说过，都与小鬼的不同。”②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第79页。

含糊其辞的非常之语隐含着难言的非常之情。但只要了解鲁迅具体的生活处境，只要联系这番话的特定语境，我们就不难推论出，鲁迅的真实意味正是暗示朱安的存在令其生活进退维谷，难以安心舒神，只有朱安死去，他才能无所顾忌地与许广平并肩携手开辟新的未来。紧接这段话之后，鲁迅就谈到自己的思想时，常处在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之中，而且特别指出“我的思想太黑暗”。事近半年后，鲁迅终于决定在婚姻问题上实行“个人主义”，离弃朱安，与许广平一起开始新的生活。而《伤逝》的创作，正是鲁迅在开始新的生活前，对自我对朱安对未来前景的种种思虑的艺术化的具体展示，也是鲁迅迈出新的人生第一步的必不可少的精神仪式。小说的结尾可谓意味深长：

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声，给子君送葬，葬在遗忘中。

我要遗忘；我为自己，并且要不再想到这用了遗忘给子君送葬。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①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第130页。

涓生跨出新的生路的第一步所感到的沉重艰难，也正是鲁迅走向新生活的沉重艰难。“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又怎么能够彻底“遗忘”从而得以解脱呢？或许他真正能够聊以自我抚慰的就是抒之于笔墨，这也正是鲁迅之所以创作《伤逝》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