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异新

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北京 100034

在马来西亚槟城的现代华文作家群中，温梓川可以说是传承了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第一代作家。然而，学界最关注的是其后期的文化随笔《文人的另一面》及作家传记《郁达夫别传》，而相对忽略了他1930年代的早期南洋书写，特别是短篇小说，鲜有细致的文本解读、资料梳理与深入研究。

一

温梓川（1911.5.3—1986.10.20）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祖籍广东惠阳，当十四五岁的少年时代，还在南洋槟榔屿钟灵中学读书时期，便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刊登在《钟灵中学校刊》上。如署名温玉书、玉书发表于《钟灵中学校刊》1926年创刊号的新体诗《狂风》《虾》《晨声有感》《雨景》《登山有感》《水》《秋雨》《琴音》《小诗》《无聊的夜里》等，占了“文艺”栏所发表的32首新体诗的三分之一，另有游记《双溪槟榔游记》和地理资料《牛陇埠调查》。那时，温梓川还是初中一年级的新生。

1927年后，温梓川来到广州中山大学和上海暨南大学求学，在大陆前后生活了七年，这段时间恰好是新文化运动中心南移到上海的时期，五四新文学自然成为哺育其文学生命的新源泉。虽然主修专业为教育学，但温梓川却是十分活跃的文艺青年。他在《学生文艺丛刊》（上海四马路太东书局）上与文友通函，结交翰墨缘，进行广泛的文学交流。期间也正值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期间，温梓川不仅通读了鲁迅的作品，还聆听过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课程①温梓川：《文人的另一面》，新加坡：新加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60 年。，对其并不如文笔流畅、犀利的口才有生动的回忆。

到上海暨南大学读书后，温梓川最早在《暨南周刊》不断刊发旧体诗，如《咏梅》①温梓川：《咏梅》，《暨南周刊》第2卷第12期，1928年。《赠别》②温梓川：《赠别》，《暨南周刊》第3卷第9期，1928年。等等，具有南洋风情的竹枝词还甚得郁达夫的赏识。1929年，温梓川曾给鲁迅写信并投稿③据鲁迅1929年2月16日日记，“寄陈毓泰、温梓川信并还稿。”参见鲁迅：《日记十八》，《鲁迅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初秋时又在汪静之家里结识了郁达夫。善于社交的温梓川很快便融入中国新文学的主流，与同学彭成慧合编著《中国作家印象记》④参见《一周校闻：温梓川君近状》，《暨南校刊》1932年第43期。，为后来《文人的另一面》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材料。

最初，温梓川是以马来文学的本土性引起中国新文坛的关注的。1920年代中期，南洋文艺概念提出，温梓川其后编辑出版的南洋恋歌、山歌、传说、故事、童话等，集有八卷之多，为中国新文坛带来不一样的文学风景和审美经验。据温梓川回忆，初见郁达夫时，自己非常坦率地表达了对于旧体诗的热爱，而以《惠的风》蜚声文坛的新诗人汪静之却以南洋色彩浓郁的新诗创作者的定位向郁达夫绍介温梓川。虽然温梓川并不想仅以南洋特色作为自己文学身份的标签，但还是背抄了二首描写南洋风光的竹枝词给这位新文学前辈。榴莲、娘惹这特有的南洋自然风物与人文景观从此引发了郁达夫的浓浓兴味。⑤温梓川：《郁达夫南游记·槟城三宿记》，香港：香港世界书局，1956年。

温梓川的文学经历是独特的，他有着在马来亚地区各种语言环境熏陶的成长经历，又于青年时期在中国本土亲炙新文学大师的教导。当中国大陆正经历文白之争，激烈反传统渐由一种启蒙策略不可逆转地走向对文言的彻底打倒时，温梓川在马来亚却可以兴致勃勃地自由进行旧体诗的训练。比之同时期中国大陆更加现代的中学教育，亦培养了他广泛的志趣，墨炭和铅笔速写等美术作品时常见于报端，可见其文艺思维向着传统与现代的美学维度双向敞开。带着这样的知识背景到中国大陆留学后，文学仍然是作为完全的兴趣而非修习的专业，出现在温梓川的现实生活之中。他的文学热情不仅体现在其后不断的白话文学创作以及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的辛勤翻译中，还体现在积极参与戏剧活动⑥“远在1930年时，我已经参与戏剧工作。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的戏剧协社在上海市中心南京路的卡尔登第一流大戏院演出《威尼斯商人》一剧，前后足足演了一个多月，而且常常爆满，佳评如潮。”参见[马来西亚]爱薇：《听温梓川谈文坛往事》，《文教资料》1999年第3期。、组织文学社团、编辑文学刊物《槟榔》⑦《槟榔》以槟榔社的名义由国立暨南大学出版课出版，现代书局发行。等中。使其一举成名的诗歌《咖啡店的侍女》便于1928年以野岩的笔名发表于该刊第1卷第1期。毕业后回到槟城教书，温梓川仍然不断在曾今可主编的《新时代》月刊，以及武汉汉口西北风文学社编辑的《西北风》半月刊上发表新旧体诗歌、散文和译作。文坛消息一度追踪他的动态，称其为“快活神仙”，报道其衣着饮食爱好⑧张金庆：《文坛画虎录：记温梓川》，《十日谈》1934年第32期，1934年5月写于汕头。“快活神仙”温梓川，高个子，小黑脸，一年四季穿着簇新的西装，领带每天换一条，却不穿袜子，喜欢吃豆腐煮红烧鱼，在暨南大学教育学院作为侨生就读时，给人的印象是，俏皮，活泼，喜欢谈女人，有天分，但也会懒笔到半年不写一篇，喜欢写信，躺在床上看长篇小说。作品多描写南洋的风土人情。，乃至牢骚语⑨梦魂：《文坛消息：28温梓川的牢骚语》，《新时代》第1卷第1期，1931年。“《咖啡店的侍女》作者及南洋恋歌译者温梓川氏，现在南岛执教，一场忙碌，然而仍不时偷闲写作，最近因为卖一部稿的事情书店对于价钱太苛刻，致其寄国内友人的信中，有：‘唉！卖文章比卖屁股还不如！’的话。”，以不负读者之期待。可见，温氏并非一己陶醉于象牙塔之空灵，而深谙文学市场之规则，在不断地新文学书写实践中探寻理想追求与现实关怀的平衡。

二

温氏写于东方花园槟城那些具有浓郁南洋风情的文学作品可谓独树一帜，为1930年代的中国新文坛吹来一股热带清风，又在中国性与本土性互动消长的关系中，体现出较强的中国性。特别是以南洋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可以清晰辨认出两类风格，一类接续了郁达夫自叙传的创作流脉，另一类显然承继了鲁迅开创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本文重点对第一类代表作《我的房东》与第二类代表作《大宝森节》做文本细读。

（一）《我的房东》

郁达夫及其《创造月刊》催生了少年温梓川的文学梦。至1930年代发表的短篇小说，有一组明显的青春迷茫的原型书写，比如日记体《某少男》①温梓川： 《某少男》，《新时代》第5卷第5期，1933年，1932年9月改正于马来半岛。中个性压抑、迷茫的少男少女；《照片》②温梓川：《照片》，《文华》1933年第43期，1933年5月2日写于马来亚。里带给男主人公美好回忆的现代女性蘋与梅；自叙传小说《芳邻》③温梓川：《芳邻》，《西北风》1936年第11期，刊有“追念鲁迅特辑”。里像蝴蝶一样的少女Caroline may；《梓川小品：死后》④温梓川：《梓川小品：死后》，《文华》1932年第27期。中得了急性肺炎死去的伊，她曾经是少男们热烈追求的对象，然而在得知其死后，谣言像利刃一样再次刺向她的尸体。还有反思两性婚姻关系的《我的房东》⑤温梓川：《我的房东》，《西北风》1936年第9期。等。上述小说，字里行间涌动着荷尔蒙的气息，极易看出散漫无结构的郁氏散文化小说遗风。

《我的房东》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我”是故事里的主角——整整住了两个年头的老租户，离家流浪而单身的“我”像水流一样漂泊到这热带客居，自然非常向往有个稳定幸福的家，于是，随着怅然的“我”寻找慰藉的视线移动，读者看到的房东夫妇简直完美无缺、天下无双。丈夫是一位二十七岁的欧化绅士，身材奇伟魁梧，受过洋式教育，认得几个中国字，在洋行工作，待遇优厚，妻子端庄贤淑，善于理家。夫妻二人待人接物诚恳、谦逊、和气。作者通过“我”有限视角的讲述，以花园洋房、Austin英国车、女佣人、海滨、游艺场等等意象，步步营造幸福美满的现代家庭氛围，当然，也带着一丝丝遗憾，那就是夫妻结婚六年了还没有孩子。既而，细心的读者在五次“整整寄宿了两个年头”的时间强调中，被“重复”修辞策略逐渐带入强烈的对比效果——“房东晚饭后不出门还是第一次”！原来，丈夫早已偷偷在外面养了姨太太，固定的约会被“我”执意去访问老金给无意搅黄了。两个年头被五次“重复”的修辞手法同时表明，这种生活方式在这块热带土地上是非常普通寻常的，朋友之间早已心照不宣，而对于客子“我”来说，却远远超乎想象，完全出乎意料。

值得一提的是，温梓川为男主人公“挑”的姨太太，是个没文化的风骚歌妓，妖淫、漂亮，打扮标致，显然，房东在贤淑的妻子与妖冶的情人这两个女人之间，都没有获得心灵默契的可能性。作者所创设的物质丰富、精神贫乏的二元对立观，还体现在介绍男主人公的职业时，反讽的漫画式呈现：

他的地位并不是那些专门抄写着一些什么文件的职员。至少，他是一个办公桌上安放着一盒专为了接待那些在商业上有什么接洽的大小商人的雪茄，电话，和叫唤专司递送文件的役员的按铃的那种人物。①温梓川：《我的房东》，《西北风》1936年第9期。

作者试图传达给读者的是，婚姻的稳定有赖于围城之外的感官刺激，而偷情如果没有了婚姻这个保护伞，也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曾经深受五四新文化熏染的侨生作家温梓川在创作这样一个“婚外恋”故事时，马来文学正进入低潮期，他选择让房东如此规矩守家，以契约精神寻找两性之间的平衡，在夹缝中寻找新鲜刺激，使之有别于离家出走为表征的“五四”追求个性解放的原型母题，甚至与《红楼梦》里的贾琏背着王熙凤在外面包养尤二姐的情节产生了关联，然而与前者直接产生矛盾冲突，最终以弱者被害致死的方式得以解决的古典叙述方式不同，温氏避开冲突的直接呈现，使这一模式在多元文化并置的南洋获得了现代性体认。同时也让表层故事下蕴含着的文化反思浮出历史地表。“我”虽然远离家乡，却是在母语文化里长大，有心灵的归宿，而房东虽然有着幸福舒适的家，却在混杂吸收了马来文化、华人文化、英国文化的环境中成长，难以摆脱文化无根感，刻板平庸无趣的生存状态，空虚中以藏匿姨太太来寻找新鲜的刺激和精神寄托。

从艺术风格上讲，情节远非温梓川这类小说叙述的骨架，他从不刻意制造紧张，甚至整个故事都没有矛盾冲突，“叙述话语是平静的、含蓄的和剔除了煽情色彩”②贾丽萍：《城市怀旧与本土意识的建构——新世纪媒介视域下的“老青岛”》，《烟台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却能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突显一种真实无奈的人生。自叙传的散文体，显然承传了郁氏风格，对白中对“我”的称呼就是“老温”，仿佛是信笔写来，甚至不去交待故事发生的时间。用娓娓道来的聊天的语气，使读者感受到通篇弥漫的主观情绪，但与郁达夫那类感情沉溺、悲哀沉郁、声调咏叹、留恋旧事、嗟怨宿命的感伤小说相比，温梓川的自叙传营造心理氛围却不夸大感情作用，其散文化特征并非表现在情绪的随意流淌，即便叙事不讲究时空，在结构上也相对节制。由此可见创作主体性情上的差异。

（二）《大宝森节》

温梓川在1930年代创作的第二类小说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以《大宝森节》③温梓川：《大宝森节》，《新时代》第3卷第5—6期，1933年。为代表。该作有着浓重的反殖民的启蒙色彩，作者聚焦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印度吉宁人苦力。主人公亚路侨居马来15个年头，6岁的时候扫街工父亲去世，半文钱的遗产也没有留下。为了填饱肚皮，亚路做了五年的轮船码头搬运夫，搬一件行李，只得两分钱，晚上睡在别人家的店门口。身上穿的只有一条纱笼和头巾。由于马来的支柱产业橡胶与锡大幅降价，经济不景气，亚路有时一天连半个铜板也挣不到，常常忍饥挨饿。为了挣一元钱，亚路最终去做了“神的儿子”，也就是抹上神水（实为麻醉剂），全身插满利箭，看上去活像头野猪。成为“神的儿子”的亚路作为领队，带领为神工作的人念经，游行各马路，还要到广场燃放烟花和焰火。疲惫不堪的亚路最后全身感染，痛苦地死在一家“吉屋出售”的店门口。

《大宝森节》是温梓川风格迥异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强烈抨击了殖民地下马来宗教制度的残酷性、虚伪性。“假如神不是最伟大的，殖民地政府也不致把大宝森节定作公众休假日了。” 阿Q还可以睡在土谷祠，而亚路只有做“神的儿子”才可以换来一晚睡在庙里殿旁的安定。

晚上，他们各小队却连成一大队，恭迎着两支牛牵着一辆笨重的神车，点着火把，游行各马路。可是，除此以外，他们还在空旷的广场里，燃放着烟花和焰火。这时，广场充满了热闹的气氛，各色各样的人在拥挤着，净洁空气，酿成了石炭酸的空气。①温梓川：《大宝森节》，《新时代》第3卷第5—6期，1933年。

在大宝森节沉重浓郁的宗教节日气氛中，比阿Q还要凄惨、比祥林嫂更其卑微的亚路悄无声息地死去了，死去时的节日氛围比《祝福》中的新年更加嘈杂和热闹。由此可见，温梓川的笔触显然也是不乏犀利的。

不仅如此，温梓川也非常讲究修辞策略，他善用比喻，比如，描写亚路的皮肤像“煤烟薰坏了的橡皮一般”，牙齿是象牙色的，还有着猫一样的眼睛，说话时会让人以为是“小孩子的破鼓发响”。喻体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就是动物。作者安排这样的比喻描写在小说的开端和结尾重复出现，既呼应又强调了命如草芥的侨民生命的卑贱、命运的悲惨。令人难忘的还有文本中的椰子意象，同时也是明喻。“大街小巷浮拥着的和海里浮着的椰子似的人头”。“亚路浮着在海里，有如飘落在海里的椰子们似的。”“以气力廉价出卖才可以生活的人们，在太阳底下，有如被曝得干燥的陈年书籍一般的颜色，酸臭的汗滴，在额前和露珠一般聚满着，还是要作活。”这类反映吉宁苦力题材的作品还有《解脱》，被郁达夫评价为温梓川小说中最值得称道的题材。

三

通观1930年代温梓川的南洋书写，融合了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与自我表现的自叙传色彩，却并无郁达夫的感伤与颓废，亦无鲁迅那让全人类无地自容的自我解剖，温梓川的笔下仍是南洋的风情、南洋的生存方式和南洋的社会罪恶，难以让人对那块热土产生向往与眷恋之情。

《榴莲上市的时节》②温梓川：《榴莲上市的时节》，《新时代》第5卷第1期，1933年，写于1933年1月5日，槟城。里的小学教员谷夫，是个懦弱的文学士，虽然有心上人，却因为家庭的债务而入赘富绅家，妻子比他大四岁，没有进过学校门，居然怀上了父亲的孩子。谷生埋葬了青春、梦想和爱情去偿还父辈的债务，每天受着呵斥而沉默，连小学教员的工作也辞掉了，终日陪着富裕的妻子过着悠闲、无聊的生活。

《元宵月》③温梓川：《元宵月》，《新时代》第5卷第3期，1933年。的女主人公，蛰居古城的富家未婚老姑娘细妮，家里虽有两千英亩的橡胶园，平时却藏在深闺，被母亲严守监视，只有在正月十五这一天才可获自由。她与其它年轻姑娘一样，坐汽车到海边去将石子掷到波涛里去，默念口诀：“丢江，丢江，丢着如意郎。”这“古城特有的古怪的习俗”不禁让人联想到鲁迅笔下颇有些古风的鲁镇。然而，青春的悸动是挡不住的，细妮不惜到厨房与几乎同龄的厨夫阿和闲扯，虽然阿和是“不配享受家庭生活”的下人，却寄托了她“种种桃色的，荒唐的，绮丽的幻梦”。温梓川一面讽刺南洋特有的买办，水客，大头家，批评那些奢华讲排场的华侨绅士，“有钱人在穷的人们的面前不摆架子，仿佛就会失去了身份似的”；一面对礼教压制下可怜的青春年少们寄予深深的同情，将之描画成“在荒岛上生活的孤独者”，显然物质的极大富足与精神的极度贫乏构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

《爱娇》①温梓川：《爱娇》，《新时代》第4卷第4—5期，1933年，1931年5月2日写于马来亚。里婢女似的童养媳爱娇，是个早熟的热带姑娘。“公公是个上了四十岁年纪的人，虽然不是满口仁义道德，总喜欢把马可福音里的：‘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和她犯奸了’”的教训给年轻人讲述。然而，这个南洋特有的“信仰着耶稣的道地的中国人”，这个“有子万事足”的土生华人，却在妻子回乡后，让儿媳怀上了自己的孩子。与五四启蒙现实主义作品二元对立的表现方式不同，温梓川擅长现时态的生活慢节奏书写，在这个“终年都是恼人的深夏，适宜于情爱的热带的地方”，一切仿佛都成了合理存在的异域风情，甚至连公公非礼儿媳这样的乱伦行为在温梓川笔下也没有南洋“焦大”出来骂作“爬灰”，而是让其顺顺利利地生下孩子，一家人仍然无声无息地将日子平稳地过下去，不露声色中将窒息感无情地抛给了读者。

除此之外，还有被岛上冷酷无情的律令杀害了的英国冒险家与本土新娘②温梓川：《罪与罚》，《新时代》第6卷第1期，1934年，1933年10月写于马来亚。……一系列不能承受生命之重的人物形象不断出诸温梓川的笔端，仿佛是古老中国的鬼魂披上了马来外衣。一方面是殖民统治的高压，金钱社会带来的人性异化，一方面是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守而顽强传承下来的封建礼教与蒙昧迷信。而对后者的文学表现自然沟通了五四启蒙文学的血脉。

总之，温梓川的笔下呈现出的是一个中国性、现代性和本土性多重碰撞下的南洋面向。自然人性并没有在物质丰富与西化进程早而快的现代化逻辑中得到舒展，而是经受着更加复杂的扭曲，更加沉重的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