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仲佳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43

张资平被郭沫若看作“真正会写小说者”a陶晶孙：《创造三年》，《风雨谈》1944年第9期。。陶晶孙虽然对张资平小说的通俗性不以为然，但也不得不承认，“资平的通俗小说最能深入一般青年”b陶晶孙：《创造社还有几个人》，《一般》第1卷第1期，1944年2月1日。，是当年新文学阵营中爱情小说创作的名家。不过，在此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中，张资平的地位却并没有显示出他在历史现场中的占位。遍览当下通行的文学史著，没有哪一种将他单列章节进行叙述。c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年）在第五章用了比郭沫若、郁达夫稍多的篇幅来介绍张资平的小说创作（第152—156页），这与之后文学史著的三者定位是不同的。文学史叙事受现实强制性权力文化逻辑的支配。张资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除了受到文学史叙事支配性力量的影响之外，多年文学场域行动主体的怨恨心态也不能忽视。

怨恨是一种由于现代平等观传播所导致的“生存性价值比较的紧张情态”，即一种在体性的把自身与他者加以比较的社会化心理结构。在与他者比较中，比较者感受到的生存性的伤害、生存性的隐忍和生存性的无能感使怨恨得以积累。处于传统与现代、中与西的双重“现代化焦虑”的中国，这种怨恨心态表现得尤为突出。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现代历史就是一部怨恨心态大显现的历史。a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62—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