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澈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山东 青岛266100

《孟子·万章上》载：“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a秦川：《四书五经》，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第269页。孟子解读舜之号泣为“怨慕”。其号基于怨，而其泣则在慕。对于慕，历来注家解为思慕，这几无异议。对怨的解读，则差异多见。如程度上，可以区分为程度较轻的埋怨或程度上较重的怨恨；指向上，可以区分为埋怨（怨恨）舜自己或舜的父母。而朱熹恰是从前者角度做了自己的解读，其《四书集注》将舜之“怨慕”解作“怨己之不得其亲而思慕也”b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31页，明确把“怨”解作舜之自怨。这与孟子的解读恰恰相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知道，朱熹用将近40年时间作《四书集注》，甚至临终前还在修订《四书集注》，怎么会作出完全不合孟子原意的注释呢？如说朱熹对孟子原文本意未能尽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已经明了孟子本意的情况下，却作出完全不合孟子本意的解读，只能说是朱熹有意为之。戴震所谓：“宋儒虽尊孟子，而实相与龃龉”“宋儒立说，似同于孟子而实异，似异于荀子而实同也”。c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下、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2、34页。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程朱理学与孟子心学的各自内在逻辑的不同。

一

心学的源头在孟子，这在学界已成共识。而理学的源头何在，学界尚未形成定论。笔者认为，理学的源头恰在荀子。因而，分析朱熹理学的内在逻辑，就必须追溯到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