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涛

进步和苦难似乎是孪生地伴随着人类向前的每一步，20世纪堪称人类文明最纷乱也是最辉煌的时代。其中，在学科建设的文化教育领域，围绕着具体学科的真相探索和现实关怀，美国现代中国学界可谓是殚精竭虑，既取得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迅猛发展，也步步留下了局限和遗憾。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作为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终身教授、“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创建之父”、享誉中美关系学界的“中国通”，在中国研究领域里取得了难以逾越的学术成就。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撰写和主编出版了60多部著作，发表了200多篇论文、60多篇书评，撰写了50多篇序言，并接受了大量的专访。不过，他也未能比较显著地解决学术研究与政治文化相冲突的现实矛盾。他所创办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成为世界上最富盛名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中国研究人才，遍布全球70多所著名大学、研究中心以及各主要国家的外交部门。他的代表作《美国与中国》和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及其他一系列著作，为美国乃至国际汉学界的中国研究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适应或推动了中美关系在特殊条件下的进展，然而，这也不能决定中美关系长期稳定的理性发展。易言之，学术意念下的中美关系是理论上的真相探索，而现实关怀则取决于包括中美在内的政治和文化决策者所坚持的良知和文化交流的文明真谛，而非敌视的、种族歧视的文化病态。因此，从文明共享和认知进步的国际关系前景上讲，费正清及其同时代的重要学者和后继者的学术研究，将不断提升人类的认识，为人类正确决策提供优良的智力种子，并在普适性的关怀中创造属于全人类的现代文明，即人类走向大同的旗帜和文化归宿。

一、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历史真相探索及其成果

历史研究是一项异常复杂的思想运动，不仅具有阶段性的时代特征，而且具有个性化的历史特征，但都在一种相互激励的作用力下向前推进。历史真相的诉求和人类现实的关怀如同一架马车的两辕，并驾齐驱方能稳定前行。这就对史学家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然而，由于人类文明进程的错综复杂和人类个体思想与整体智慧的缓慢演进，使得历史学家的某些叙述出现主客观相结合的错漏、掩饰或歪曲。在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开创时期，梁启超就指出了这种史家和史书的一些弊端。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他将治史者区分为“前者史家”和“近世史家”，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1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48页。此后，梁启超又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前者史家”的弊端是“能铺陈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由此造成了传统史学的“难读”“难别择”和“无感触”。2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37页。无可讳言，梁启超指出的这些史学现象，带有普适性的特点，应当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当然，真相诉求的艰难是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美国中国学研究受制于中国现实的千变万化，对历史真相的考证或解读会时不时受到急功近利的研究任务的制约。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对于当代中国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中美国内与国际事件的影响。如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盛行，50年代中苏结盟与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70年代越南战争爆发，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等种种事件无不对中国研究的资金、人力、机遇和机构等因素产生影响。中美1950—1971年间的敌对状态使美国无法直接对中国进行研究，也无法派送访问学者；直到1971年基辛格访华之后，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专家们才作为学术团体陆续随外交使团来到中国；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使得美国学者能够直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深入研究，而中国大陆学者在美研究期间也对美国的中国研究起到很大的作用。可见，政治因素在中美两国国内的中国研究领域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由于政治观念（或称之为意识形态）等因素，美国在中国研究的问题上一直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的结构与观念都在逐渐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反映和促进了中国研究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趋势。1981年，邓小平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党史的重新评价成了这种客观研究的原动力，使得美国的中国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其次，在具体的中国研究上，实际的困难是突出的，也是一时难以解决的。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新历史主义认为，真正的历史是无法复原的，我们只能依据历史的遗迹如文本、档案等对历史进行重建。这主要表现在：（1）历史档案的编撰不可避免地会打上编撰者意识形态、文化背景、所处时代等的烙印；（2）我们对这些历史档案的研究本身也不可能是纯粹的，因此还原历史的真相几乎就像触摸超验的东西一样，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3）新历史主义因质疑官方的大历史而更多地依赖稗史。在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下，汉学那种基于文本的对历史的客观重建被解构，而另一方面，对稗史的发掘又大大地拓宽了史料的范围。1范志慧等：《美国的中国学：汉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身》，《河北大学学报（社会哲学科学版）》2008年第5期。

最后，学者的文化观和意识形态潜在制约了中国研究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本国人记述和研究本国史，姑且都有意识形态的潜在支配，以及存在个人史识修养的差异，在描述历史问题和解释古今互动的过程中难免有先入为主的框架效应。理论框架和分析对象之间的不相称一直是严谨学者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在西方学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进程中屡见不鲜。将外在的理论、问题套用在中国的研究上极易造成削足适履的感觉，而出现这样的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其问题意识本身并非来自中国研究，而是“西方学术文化大共同体基本旨趣的从属和延伸”。2甘阳：《十年来的中国知识场域——为〈二十一世纪〉创刊十周年作》，《将错就错》，三联书店，2002年，第227页。

历史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上的真相诉求之艰难，在绝大多数学者身上都有体现，差异不过有强有弱而已。关于费正清的学术评价历来众说纷纭，这既与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也与费正清个人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有关。因而，对费正清的认识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包括费正清与以往学术传统的关系，费正清思想的发展轨迹以及他在亚洲、美国的实际经历对他学术思想的影响。

纵观费正清一生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他本人从未试图建立一套中国历史的总体理论，但试图摒弃空洞的理论。他对理论和教条的厌恶，使得他没有把理论放在首位，避免陷入其他学者未能幸免的理论陷阱之中。不过，由于费正清所涉猎的领域范围十分广泛，导致了他的思想也充满了矛盾，以致于理解“真正的费正清”如同理解“真正的中国”一样困难。作为一名理性学者，他坚持认为文化价值体系决定人的信仰和行为准则，并始终坚持知识的价值在于指导行动这一首要原则。他在1977年退休后的一次采访中表示：“我认为，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应当以能够指导实践为最终目的。研究者并不一定要有伟大的思想，但他必须勇于实践，将理论付诸行动。”1Diane Sherlock, A Conversation with John King Fairbank, Sinologist, Harvard Magazine, vol. 81, no. 4, 1979, p. 357.这种学有所用和付诸行动的学术行为，难免有一种急功近利的现实表现，特别是站在美国利益的立场上参与的中美邦交活动。由于学术研究和政治活动的紧密相连，使得费正清的学术生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代表了大部分西方的中国观察者的共同经历，他们试图理解变化的中国，并向本国的民众介绍中国。

有学者认为，费正清关于近现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迷恋和相对主义（1929—1943年）；拒绝中国文化价值观，提倡激进或根本的社会变革（1943—1951年）；困惑与沉默（1951—1960年）；理解与最终接受（1960年至去世）。这样的过程，几乎横跨整个20世纪的黄金时间，造就了费正清这位在美国中国学界的“巨擘”。费正清与中国的接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特殊历史时期，他的学术思想也随着中国政治的改变发生了一系列重要转变，他的著作影响了国际舆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在他的思想构成中有着许多因素，尤其是他的大众民主思想、“新政”自由主义得到知识界、学术界同仁的认同。当然，他在与中国社会的复杂现实接触过程中也多次出现摇摆不定的时刻，这与他本人的社会经历、政治背景和学术生涯有着多方面的关系。费正清毕生从事史学研究，他的学术声望也是建立在史学研究之上，他却被认为是美国政府政策的倡导者。

与费正清的学术路径相仿的是，美国现代中国学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有着反映不同时代特色的研究重点和热点。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是围绕当时的战局，研究中国战区的情况，以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为代表的美国左翼新闻记者和以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弗雷德里克·菲尔德（Frederick V. Field）为代表的太平洋学会的进步学者们都开始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研究现代中国问题，试图解开伟大的中国革命之谜。再如，二战后的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解体，美苏之间形成尖锐的对立。在这种特殊的国际背景下，中国革命的胜利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国际事件。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自由主义学者将认识的目光转向中国革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探寻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从而在美国诞生了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学术著作《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2该书初版于1948年，至1979年已出第四版，第四版有中文译本。，还有本杰明·施瓦茨（Benjamin I. Schwartz，即史华慈）专门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学术著作《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3该书初版于1951年，1958年出第二版，之后多次重印。、历史研究资料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资料》（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1该书由费正清、施瓦茨和布兰特合作主编，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出版。。又如，中国文化大革命是美国现代中国学史上最为活跃、成果最多的时期。文化大革命研究、文化大革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与思想革命等成为学者们争相讨论的重点课题。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富有争议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充满强烈的猎奇意识、嗜好探寻差异性的美国学者来说，文化大革命的确太奇特、太富有感染力了。很多学者运用逆向考察的方法，从文革中发现问题，然后回溯历史，总结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如从“破四旧、立四新”上溯至“五四反传统”，从“革命委员会、党的一元化领导”上溯到“延安道路”，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上溯到“民粹主义传统”，等等。一些左翼学者甚至试图借助于中国文革的力量冲击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念。

显然，在学术领域中，对异国历史、政治、思想的研究，异国情调发生着一定的作用。作为“局外人”，美国学者对异国情调的追求也许会引导我们去发现许多未知领域和新的研究课题，校正我们这些“局内人”认识上的偏差。对于美国学者探索差异性的嗜好，许多美国学者明确表示：他们的研究就是探索差异性，但他们不希望我们像他们。费正清就说过，尽管“中国革命已经在一种新的中国文化综合体中导致了中国和外国因素的某种共认。但是千万不要一下子就得出结论说，他们变得像我们了。”2[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8页。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的中国学界开始将研究重点从国家视角上的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和制度史转向中国社会基层大众研究，随后逐渐关注中国的婚姻状况、节假日结构、人际关系与家庭生活、社会福利与不平等问题，以及中国城市和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大众民间史的研究，使得美国的中国研究开始更多地与社会科学融合。

这种研究或许得力于谢诺（Jean Chesneaux）的尝试。谢诺是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创始人，著有《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中国的农民起义》等，主编了两本相当可读的论文集《19世纪、20世纪中国的群众运动和秘密会社》（1970）、《1840—1950年中国的群众运动和秘密会社》（1972）。3吴原元：《隔绝对峙时期的美国中国学（1949—197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195页。1969年，谢诺在哈佛大学作了题为“研究中国的方法”的演讲，他指出，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注重的是对统治者、精英、军阀和著名知识分子的研究，忽视了对广大普通民众的研究；普通民众是社会的主体，如果不对他们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进行研究，显然我们就不可能对社会变迁有着深刻理解。他认为这种研究取向必须进行适当地调整：“年轻的历史学家必须牢记关键的一点，他必须关注民众，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必须服务于民众。历史是一面镜子，一面反映那些写作历史之人的生活和观念的镜子。用白乐日的话说，中国历史是由官僚撰写为官僚服务的关于官僚的历史。因此，我们的一个关键目标应该是走向这面镜子的另一面，去研究那些并不属于已经被研究的人。我们必须以劳工运动、工厂工人、乡村贫苦大众和土匪为关注对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研究与统治团体就完全无关。我们仍然需要考察诸如知识分子历史、外交史和政治史等诸领域，但主要是与民众相关。这就是我所称之为‘大众路线’的学术。尽管我们研究外交关系或知识分子历史，但必须与社会最主要、最基础的阶层相关。”1Jean Chesneaux,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China,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no. 4, May 1969, p. 34.因此，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近现代中国的民间社会生活变迁、民众起义、民间宗教、秘密会社、民间文学、民间教育等民间大众史的研究吸引了美国众多学者的关注，研究著作不断涌现，扩大了中国学研究领域。正如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所言：“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有一个方面在最近可说是‘追上’了西方史学的大潮流，那就是大众社会运动史和‘群众’史的研究……过去几年中，对民间宗教信仰及其有关组织（如秘密会社等）的研究者日增，目前这个趋势正方兴未艾。”2[美]艾恺：《当前西方史学界研究中国地方史的趋势》，《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因此，从上述时代性研究主题的不断转换来看，中国的历史真相并非完全而彻底地在美国中国学家的笔下展现出来，真相诉求仍旧是一代代学者都要关注的一系列研究活动的重要问题。

二、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现实关怀与基本实现路径

美国中国学是在二战后摆脱欧洲汉学传统后逐渐建立起来并走向发展壮大的。这一学术形态出现在一场从纯学术研究到适应美国战略的实用性研究的嬗替之后，有赖于多种因素（理论、方法和史料等）的共同作用；但这种转向过程中对现实境遇的思考和困惑，回溯历史，找寻真相，则构成了最基本的认识逻辑。黄宗智在对中国历史研究中所遭遇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果中国过去的变化形式和推动力确实不同于西方的过去，这种过去又是如何可能转译到现在和未来的现实中？”3[美]黄宗智：《学术理论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7页。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学术研究中，“历史研究往往变成了现实关怀的投影。”4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而这种现实关怀是真实存在的，尽管有着某种汉学研究范式的遮蔽。这种客观存在的前提，就是美国中国学的诞生与发展始终建立在美国与其他文明不断变化的复杂现实关系基础之上，“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由于在形成之初便把它当作一种对现实关怀的投影，加上它与社会科学的思潮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使得它的学术思潮给人以代际转换迅速、频繁的感觉。仅研究模式在战后50年间就经历了‘冲击—回应’‘传统与现代’‘帝国主义论’到‘中国中心观’‘新文化史观’的转换，几乎每十年变换一种理论模式。与此同时，有关‘贸易朝贡’‘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第三领域’‘过密化’等核心命题也是新意迭出，体现了明显的理论阐释的前沿特征。”5陈君静：《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27页。

然而，这种现实关怀的投影时常难有温暖的色调，也难有厚重气氛和规模效应，原因在于美国中国学研究和中国史观不仅是历史的产物，更是美国乃至世界政治的产物。且不说美国来华传教士把中国和中国历史当作一个研究对象时就逐渐形成了为对华侵略和掠夺服务的基调，就是在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和冷战时期对新中国的遏制政治的大背景下，美国中国研究也在西方中心观的支配下，从事着维护全球战略性的美国利益而服务。“西方中心主义”就是西方人以西方的历史发展为基础来思考人类社会发展现象的一种思想观念，其核心是将已率先进入现代化的西方经验普遍化。美国的中国学通常采取明确的线性进化论的取向，刻意把中国历史纳入西方所规定的世界历史时间的进程中，“冲击—回应”“传统与现代”“帝国主义论”等研究模式集中反映了西方学者的共同笔调：用西方现代化经验来解释中国历史和现实，并赋予一种难以自纠的西方式的傲慢与偏见。显而易见，这样的思想先入，严重阻碍了汉学或中国学的健康发展，而且某种不切实际的研究结论对于制定对华政策都是危险的。在1982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费正清探讨了美国中国学领域在中美建交之前30年间举步维艰的原因。他说，中国学领域存在的“学术研究上的呆滞现象”的根源在于“冷战”，是它把美中两国“弄得筋疲力尽”。1[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483页。可见，美国的中国研究并不是一种纯学术研究（尽管许多学者在向这个目标努力），它同美国的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受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冷战政策”的支配，也受到美国那些易于感情用事的政治家的影响。因此，美国现代中国学是处在学术与政治的边缘状态，在夹缝中生存的步履维艰是必然的，也难以谈得上历史真相追求过程的正确性和现实关怀结果的有效性。

当然，造成这种对现实关怀的疏离，从深层的意义上来看，还是文化认同的问题。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非常巨大，虽然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但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要真正透彻了解中国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更不是短期内所能做到的。美国的中国研究或许到20世纪末依然处在西方学术的边缘地位，是西方学术的一个产物，显然难以发展成为一个有别于西方学术主流的独立学术体系。对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国学家的学术思想的批判而来的“中国中心观”“后现代”等模式，也同样不能跳出西方中心观的影子，而且时常把中国当作“他者”来进行有利于西方的审视，把复杂多变的中国社会和历史加以简单化的解读，甚至使用某些以偏概全的所谓理论范式本身来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从而否认了中国的特殊性和自成一体的文化特征。或许这也是另一种“文化孤立主义”。对这种文化上的学术误读，费正清在晚年有过清醒的自认，他说：“我作为一个为美国读者写作的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已经62年了，即便如此，我依然无法肯定该如何叙述中国文化。”2[美]费正清：《费正清集》，陶文钊编选、林海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序）第2页。或许这句话有些自谦，但费正清尚且如此直言不讳，遑论一般的中国研究学者了。因此，在中西文化尚不够全面而平等地相互交流的20世纪及之前，我们不能苛责那些无法置身中国现实生活之中的西方汉学家或中国学家们，他们书斋式的中国研究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在人类文明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化和越来越普遍的开放已经使得中西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接触、大比较和大吸收。因此，美国学者们首要的是应该破除西方中心论，在研究不同于自身文化背景的中国问题时，应该秉持一种平等的、科学的、客观的态度。因为只有这种态度，才能真正揭示一种与自身相异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内在规律，并对其与东西方文化怎样互相撞击、吸引、融合，作出科学的评说和估量。1陈君静：《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29页。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种跨文化、跨地域的学术研究，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所要实现的真相诉求，是应该力求在历史中——正如人们在现实中所做的那样——恰当地安排每一种文化、每一个地域所应有的位置，并协调它们的关系，使其看起来合情合理，至少以人们今天的经验判断是合理的。而这种对历史“真相”的匡清，又会推动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把握，加大学术研究现实关怀的力度。惟其如此，现实关怀和真相诉求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将得到“双赢”，从而给我们提供一种历史与现实良性互动的范例。

尽管美国中国学研究在现实关怀上的困境令人唏嘘，但费正清等老一辈学者的荣休或离世，却为这种现实关怀骤然增加了份量和新的要求，成为所有中国研究者的必要实践内容。立足于这一要求，解读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过去和现在，我们又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困境：给出怎样一个标准，才能使“真相诉求”的努力得到与“现实关怀”相匹配的令人信服的成绩？柯文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虽然扬弃了西方中心主义，但其自身仍不能避免被质疑的命运；黄宗智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崭新见解，在大体相同的研究框架内，也很快面临了李中清、彭慕兰、李伯重等相左结论的质疑。真相在终极意义上的不确定性，使得中国历史真相在美国学者的阐释中有着迥异的表述，而且因研究理路的差异，更难获得“真理可能性”的估量，那些往往被认为发现了真相的历史研究，很可能只是将现实经验合理地融入到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中而已。因此，只能主要地以现实经验作为判断标准，来发现现实境遇与历史真相的最原初状态。这就容易造成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历史哲学的认同，并且有可能引发历史观点上的“循环论”。重新探讨传统中国和对传统汉学治学方法的复归，就是其中一例。出于对“现代化理论”的反弹，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安乐哲（Roger T. Ames）、杜维明（Tu Wei-ming）为主的“新儒家”学者们，开始主张重新探索中国传统的优点和价值。他们认为，要理解近代中国，就不能不了解和尊重传统中国。他们还主张以同情和了解而不是局外人的心态进行研究。另外，他们也主张复归传统汉学的治学方法，如严谨的文本分析（考证）。他们不是美国中国学的主流，不过近年来也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2范志慧等：《美国的中国学：汉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身》，《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诚然，“现实关怀”没有一个终极的衡量标准，它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时代的产物。历史的真相固然捉摸不定，对现实的把握也非轻而易举、唾手可得，如果在对现实境遇和历史真相的认识上，能够达成一种“共谋”关系的话，事实上已经将研究置于很高的思想境界上。“真相诉求”和“现实关怀”二者彼此不断地相互修正和驱动，才会在彼此为对方的存在提供意义的同时，也使自己的认识向前发展。这种动态的认识进程往往被人们称为“反思”。在历史事实的考订（历史真相认识）和理论范式的重建（现实境遇关怀）两个层面上，对既有观点和结论的不断反思，不仅有助于推动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求变和创新，而且更会在自觉的辩证的求索中获取通达真相的思想火花。美国学者林德贝克（John M. H. Lindbeck）曾经深入考证了自费正清以来的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影响，特别是阐发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动机上的“现实关怀”，并评论了对中国历史真相探究的是非成败，是一次恰如其分的阶段性总结，具有积极的引导意义。林德贝克出生在中国大陆，1933年费正清在洛阳传教的林德贝克的父母家中见到他，那时他们都是用功学习的年轻人。从耶鲁大学取得政治哲学博士学位后，他被费正清邀请到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当助手，1959—1967年担任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1967年以后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费正清和林德贝克在哈佛有8年合作的经历，对双方任何的实际工作都是绝对富有帮助的。1959年，这位堪称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名副其实的外交官，林德贝克在现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的工作方面大展身手，不仅善于集思广益，而且善于解决实际问题，使人心悦诚服。他曾帮助戴德华建立一些基层学科小组委员会，以便对中国的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领域展开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这些工作包括在香港建立起当代中国研究基地（大学服务中心，the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er）和在首都华盛顿建立起一个收藏稀有出版物的汉文资料中心（Chinese Materials Center），以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1[美]费正清：《费正清自传》，黎鸣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5～466页。此外，他还组织和领导了多项国内外研究项目和学术机构建设，其中包括：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该机构隶属于美国学者联谊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他本人曾担任该研究会主席（1964—1970）；中华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由美国学者联谊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赞助，从1968年起他一直担任该学会主席，直至逝世。作为学者，林德贝克教授对中国文化和历史造诣深厚，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发展对中国的研究和理解，学术活动的影响遍及全世界，受到众多学者的推崇和尊敬。从1958年到1970年去世，他本人在这“发展的十年”里对中国研究领域的组织、计划和发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林德贝克教授留给后世的一部遗著，是一份写给福特基金会的报告，它发表于1971年，即《了解中国：对美国学术资源的评估》（Understanding China: 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larly Resources）。1969年，基于多年来对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支持，福特基金会决定聘请一位中国学领域的资深学者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和问题做一项全面而系统的研究。由于林德贝克教授渊博的学术知识和丰富的学术经历，并具有在国内、亚洲和欧洲的大学与学术研究机构的影响力，被委任为这项研究任务的主持者。遗憾的是，林德贝克教授在逝世之时，并没有完成他的全部研究，原计划包括总结国外和美国国内中国学的学术成果及公共资源，而国外部分未能完成。尽管如此，这份报告的历史价值仍是不容抹煞的。

《了解中国》一书从影响中国学的动机和方法开始，探讨了20世纪60年代该领域在美国的发展。在书中，林德贝克教授特别提出过去和未来的学科发展问题。林德贝克认为，在当今世界，中国处于独特的地位。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对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中国具有永恒魅力。虽然各个国家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动机和目的不尽相同，但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说明研究中国的必要性。他把这一动机归结为6点：“第一，在中国文化圈内，中华民族文化是成千上万华人文化传统的根基，华人分布很广，包括新加坡、韩国、日本、越南、南亚诸国、美洲大陆华人少数民族等。这些国家的人民都不同程度上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渊源中寻找自身精神归属和价值依托。第二，在中国文化圈以外，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始于19世纪，主要是传教士和商业往来。1880年以后，英国政府开始在伦敦大学设立正式培训研究中国的专家的基地。19世纪末，美国也相继建立了培训中国问题专家和外交人员的机构。这些兴趣后来发展，以西方人文主义自由传统价值和教育体系密切相联，逐渐形成较为专一的学术传统。西方自由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后来欧洲和美国的汉学发展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旧的世界秩序的瓦解，国际力量的重新组合，世界范围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处理国际关系的焦点。第四，商业和经济利益促使一些国家支持中国学培训和研究基地。第五，中国开始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许多国家希望同中国发展和睦关系，还有的国家希望中国加入国际政治舞台。当然，也有的国家想遏制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展。还有的国家希望利用中国的地位，获取中国的支持，以对付各自的敌人，处理国际或国内问题。第六，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国家的政府慑于中国潜在的和现实的威力，开展中国研究对这些国家来说也具有战略意义。国家安全的战略考虑也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中国研究领域的发展。在大部分国家，政府设立的中国研究往往都避开公众耳目，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府和学术机构的中国学则连为一体。”1[美]约翰·林德贝克：《理解中国：美国学术资源评估》，《美国战后中国学》，东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当时，林德贝克教授的《了解中国》一书可以说是唯一一部全面介绍和评价美国现代中国学的著作。这本书所提供的资料被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各国学者广泛引用，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出版的有关著作也以此为蓝本介绍美国的中国研究。但是，这本书主要侧重于分析学科的基础建设情况，提供战后美国中国研究的基本概况，但缺乏更深层次的评论内容不能不说是这本书的一大缺点。2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8页。

三、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评价与展望

在人类文明进入21世纪以后，如何站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去探究其他文明的真相，是中外学者必须回答的课题之一。最大限度地展示历史真相，主要原则不外有三：一是全球化图景中的区域真相再现。在西方经典理论中，无论是从斯密到马尔萨斯，还是从马克思到韦伯，中国都是作为这种西方以外地区的“他者”身份出现的，他们研究中国与其说是为了中国，不如说是把中国当作一种陪衬。直到费正清仍被认为没有走出“欧洲的路灯”。从属于这种认识框架的中国知识，在现在看来显然已经失去了真相的地位。在全球化图景中重新确认中国的真相，就成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者所要从事的主要工作。其中，对中国独立而不是从属地位的确立居于首要位置。可以说，全球化为我们带来了一条愈来愈明晰的认识“经度”——地域，与时间纬度相结合而成的立体框架重新建构了我们的认识，从而大大鼓舞了对真相孜孜以求的历史学家们。二是文化多元与对真相的自觉规范。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理论模式新潮迭起，所折射出的并非只是学者们追逐新理论那么简单，更有对规范性认识的警惕。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对既有解释模式蒙蔽人们的认识加以批判的同时，又规范了一套新的理论模式。黄宗智一面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与理论的距离，一面号召大家“参加到寻求新理论体系的共同努力中”，以化解“规范认识危机”。就如同在现实的政治、文化交往中，由于力量的不平衡，所制定出的通用规则很难避免霸权色彩；黄宗智将在历史研究中理论的运用形容为“像一次艰难的旅行，其中既充满了令人兴奋的可能性和报偿，也同样布满着陷阱和危险”，这并非耸人听闻。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一个基础，现在看起来是牢不可破的：“继续以追求真理为理念而工作”，并将其作为“学术”的核心。这构成了美国中国学研究最基本的研究规范。但这种规范的建立并非要使其远离现实、自我封闭，而是自信立足于这一传统根基，足以以一种开放和宽容的姿态回应各种理论——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现实——的挑战。三是个体自立与对真相的独立表达。无论是对强势力量（强势文化、强权国家等）的拒斥，还是对霸权话语（经典、主流、规则等）的不满，都反映出独一无二的个体追求其自主独立地位和表达权的思想风尚。柯文的“中国中心观”研究可以看作是从内部推动中国历史自主表达的努力。对文化和地域独特性的重视只是个体自主性凸显的一种表现。正如柯文所说：“史学的任务就是按照个别历史事件丰富多彩的特性重建过去，而不是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共性。”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从上层精英研究转入下层民众取向、摆脱宏观概括走向微观叙事、打破学科界限提倡学科交叉等趋向，都带有重视个体自主性的意味。黄宗智将目光投向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两个特定区域的农村社会，并没有妨碍其结论为整个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都带来突破性影响。独立个体的独特之处对整体真相认知的帮助可见一斑。不难看出，独立个体的自主表达，应当比其被划入某一理论框架内的集体发言能带给我们更多的历史细节，也就更能接近真相。其实，这种“民间立场”早已由美国新史学的倡导者鲁滨孙作了最好的阐释：“我们的民主精神和它所有的希望和志愿，就是以尊重普通人为依据；我们的科学和它所有的成就和希望，就是以尊重普通事物为根据。”这种尊重很大程度上成为我们对“真相”信仰的支撑。尽管后现代主义者对历史真相存在的可能性一再发难，但作为独立个体而存在的历史学家在历史认识中的地位并未因此而削弱。那些质疑，进一步提醒了历史学家对自身这种地位的确认和珍视。学术规范和对真相的信仰也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领域中再次被强调。而这种反思——现实关怀与真相诉求——的互动，同样构成了我们今天对“历史与现实”关系问题再认识的基本动因。1李凌翔：《现实关怀与真相诉求：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启示》，《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

事实上，作为一个将现实关怀与真相诉求相结合的执著追求者，费正清信奉：“学术研究应该与国家的需要相吻合，外交政策也需要学术研究来探明方向，制定正确的远东政策的前提是对远东和中国进行系统的研究，并把这种信息传达给美国的公众。”2[美]费正清：《远东研究和美国教育的贡献》，美国《学校生活》第27辑第10页。在他看来，学术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效用，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费正清虽以历史学家或汉学家闻名于世，但他的影响却超过了—般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和汉学家。欧美早期汉学家基本上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课题过于专门化，很难为公众所了解，也不能为政府的对华外交决策提供有意义的参考，因此在短期内很难看到社会价值。费正清在创立新一代汉学时就抛弃了传统的汉学研究模式，将学术研究与政策问题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他有关中国的著作不仅在于阐释学术见解，也是在教育美国公众，给他们呈现真实的中国，并由此影响美国的外交决策。除了代表作《美国与中国》之外，《中国：传统与变迁》也同样是一部通俗的针对美国公众的有关中国的读物，而且这是费正清唯一的一部中国通史。费正清对中国历史研究架构的“冲击—回应”解释模式，在今天人们眼中早已丧失了合理性，但不能由此给费正清的学术研究贴上失败的标签。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他为传统汉学引入的不止表面化的“实用性”，更将对中国孤立的文化考古式研究，改造成为在多文化共存的世界格局中重新研究的一门学科。尽管在他所规划的文明图景中，西方处在了绝对中心位置，但这种将中国与西方关联起来加以考察的学术理路直到今天仍为中国学研究者们所遵循。这种基于人们现实经验的认同也足以证明其较于封闭式的考察方式更有助于真相的获得。费正清晚年曾惋惜地将中国学研究中的一度“呆滞”归因于“冷战”思维，而冷战思维至今还影响着人们对现实社会和文明共性的误读。这种认识“呆滞”所造成的对中国真相的扭曲，并非由于我们距离现实太近了，而恰恰是太远了，“隔阂生怨”和“距离产生美”恰如一枚铜钱的两面，而文化交流所需要的是零距离。

费正清游弋于学术和政治之间，既身处学术象牙塔中，又把他的声音和思想传播给公众和政府。同时，他的学术思想并不是肤浅地为执政当局的政策作注脚和辩护，而是秉持独立的精神，站在学者独立的立场上，对学术和社会问题发表见解，对政府的决策和公众的认识起引导的作用。他的学术研究无疑给我们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一种启示：学术研究可以走出纯学术圈子，发挥其社会功能，为解决现实问题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学术研究又不能只是简单地服务于政府和公众的需要，应保持其独立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本身的社会功能。这是学术研究的责任，也是学者的责任。

包括美国现代中国学在内的所有学科建设，都离不开真相探索与现实关怀的两架车轮，它们并驾齐驱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前进道路上。实现人类社会历史真相诉求和现实关怀的“双赢”，寻求世界各文明之间的共性成为一种普遍性的需求，这种共性就是21世纪开始大力推进的全球现代化建设。现代性的建构作为一项全球性的工程，无论在历史上或文化上都不是西方的特定产物。现代化本身并不是难题所在，而把西方的理论、方法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对中国的过去作各种“正面”或“负面”解读的学术和政治行为，将会造成中西方的人为对立，甚至是文明之间的对抗。我们需要的是和平稳定的世界环境，需要的是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文明，更需要合作互赢的现代化建设带来的共同福祉。“地球村”的未来和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大同”梦想是形散而神不散的。中美学者各有千秋，互有长短，只有相互了解、相互借鉴，才能促进学术文化交流，推动世界文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