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兰普利/文 孟凡君 卢幸妮/译

［译 者 按］ 进化论美学提出的选择、适宜、原型、特殊化、生态位等概念，为理解和讨论艺术与美学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也似乎为跨文化审美和世界艺术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在适应对象、世界艺术的可通约性、审美偏好的共同性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含混不清之处。进化论美学研究者及其观念背后的这些意识形态的、文化观念的晦暗不明的因素，决定了哲学式的怀疑与反思仍有用武之地，传统艺术史的艺术与审美经验分析仍然是不可绕行的基本路径。

一、几种批判性的论争

进化论美学的基本原则是，艺术的创造能力和审美情感是建立在进化的人类生理心理倾向基础上的跨文化现象。这些先天的特征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它们是“适应的”行为；换句话说，它们赋予了人类祖先某种形式的竞争优势。这一观点的杰出代表之一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Turner）1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Turner），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艺术与人文学科创始人。研究著作有《自然古典主义：文学与科学随笔》《价值的再生：美、生态、宗教、教育的思考》等。——译者注明确指出，美的感觉是一种自然直觉或“神经系统的能力”，因此，“美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生物适应和生理现实：美的体验可以与大脑中实际存在的神经递质——如内啡肽（endorphins）、脑啡肽（enkephalins）——的活动相联系。”审美体验是人类基因遗传的结果。

因此，进化论美学也是关于艺术普遍性争论的最新载体，它日益成为在全球范围内艺术研究者们广泛关注的基础性概念之一。丹尼斯·达顿（Denis Dutton）没有使用“世界艺术”这一术语，但他对那些强调不同文化和艺术实践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甚至质疑“艺术”的关联域的人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批评。首先，他表明那些不绝于耳的观点认为，审美经验作为一种启蒙主义建构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纲领化的康德美学思想传统，它从未准确地再现十八世纪欧洲的各种艺术趣味。换言之，这没有对艺术的普遍性提出决定性的实证反驳，只是对某一特定艺术概念的普遍性提出了反对意见。相反，他指出，世界上的许多艺术论述和实践与欧洲艺术及其艺术理论并不那么遥远。从古代埃及到前现代中国，前者的艺术形成了一种半自主的实践，有着独特的代码和传统，后者孕育了先进的鉴赏能力，有着繁荣的大师画复本和赝本的市场。此外，达顿认为，跨文化不可通约理论的拥护者可能玩弄了一种智性的诡计：即把小型非西方文化的仪式性和手工化的艺术制品与欧洲传统的高级艺术产品进行比较。他认为，把非西方小型艺术制品与欧美的民间艺术进行比较更有意义，因为后者的审美形式与使用价值和其他价值是紧密联系的。

这样的观察引起学界对进化论美学的反思，但即使人们同意艺术和审美感受力具有跨文化属性的观点，新达尔文主义的思想仍然呈现出显著的弱点。在详细研究之前，我们需要考虑，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全部论述到底是如何成为“达尔文式”的。可以说，通过将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结合起来，研究者们与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的共同点要比达尔文本人的多。最初，达尔文主张，性选择将不可预测因素和随机因素引入了进化过程。进化不再仅仅是由适应性和生存机制驱动的，而取决于趣味中的主观偏好（arbitrary preference in taste）。这就解释了从女权主义者和性别理论家[如伊丽莎白·格罗斯（Elizabeth Grosz）2伊丽莎白·格罗斯（Elizabeth Grosz），杜克大学教授，著作有《雅克·拉康：女权主义导论》（1990）、《混乱、领地、艺术：德勒兹和地球的构架》（2008）等。——译者注和琼·拉夫加登（Joan Roughgarden）3琼·拉夫加登（Joan Roughgarden），美国生态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主要著作有《生态科学》《进化的彩虹：自然与人群中的多样性、性别和性》《进化与基督教信仰：进化生物学家的反思》等。——译者注]到阿多诺（Adorno）4阿多诺（Adorno），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主要著作有《启蒙辩证法》《否定辩证法》等。——译者注和本雅明（Benjamin）5本雅明（Benjamin），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主要著作有《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单行道》等。——译者注以及温弗里德·门宁豪斯（Winfried Menninghaus）等一系列研究者对达尔文重新产生兴趣的原因，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完全反对许多作者迄今讨论的适应主义的假说。

受性选择理论的影响，华莱士在他的著作《达尔文主义》中重申了自然选择的首要地位。这将抵消美感驱动的配偶选择。然而，达尔文恰恰相反。尽管他承认，女性具有辨别力和鉴赏力的说法“极不可能”，但他仍然认为，事实验证了“女性实际上拥有这些能力”。正如伊丽莎白·格罗斯所说，“性选择悬置了适应原则。”她推测，这可能是华莱士的观点后来获得青睐的原因，因为它使性选择更易于“科学地进行测量和预测其过程”。达尔文主义的艺术理论可能与尼采的唯物主义和生理美学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而不是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进化论。因此，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对艺术分析意味着什么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当代研究者——如达顿、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格兰特·希尔德布兰德（Grant Hildebrand）和布莱恩·博伊德（Brian Boyd）1布莱恩·博伊德（Brian Boyd），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英语系特聘教授，主要作品有《故事的起源：神话、认知和虚构》《纳博科夫的艾达：意识之地》等。——译者注——选择了华莱士的理性主义版本，而不是达尔文本人提出的可能更激进的观点。

除了达尔文的遗产如何阐释的问题外，新达尔文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也需要仔细研究。第一个问题是，是否犯了一个基本的分类错误，因为人们认为与性选择有关的快乐可以等同于审美经验。达尔文指出，趣味的根源可能在于雌鸟对未来的雄性伴侣的全身羽毛及其华丽的凉亭的崇拜，但他对这种感官判断与人类审美趣味之间的精确关系含糊其辞，只断言“虽然动物有美感，但决不能认为这种感觉可以与文明开化的人类感觉相提并论，因为他有各种各样的、复杂交织的思想”。2Darwin,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2nd ed., 1879, Harmondsworth: Penguin, 2004, p. 246;Darwin goes on to add, “A more just comparison would be between the taste for the beautiful in animals and that in the lowest savages, who deck themselves with any brilliant, glittering or curious object.”

因此，动物美学（animal aesthetics）这一概念及其与人类审美判断的关系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检验，而是建立在将审美简化为感官愉悦的基础之上的。从这个角度说，这是一种没有元审美学的美学理论。例如，进化论的立场忽略了美和仅仅令人愉悦之物之间的区别；动物视觉（及其他感觉）反应与人类美感之间的等式只是假设，而不是实际例证或论证过程。3Snaevarr, Talk to the Animals,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vol. 2, 2004; Kant, 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Translated by Paul Guyer and Eric Matthew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91.史蒂芬·戴维斯（Stephen Davies）4史蒂芬·戴维斯（Stephen Davies，1950—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美学、艺术以及艺术的进化起源。——译者注曾建议，动物表达的偏好最好被视为“原型审美”（protoaesthetic），但即使这一设想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这种“原型审美”偏好性质必须加以分析，而且有必要解释它们“如何、何时以及为何”发展成为公认的“审美”偏好的？还需要解释“原型审美”和公认“审美”（identifiably asthetic）之间的可能性的区别。事实上，关于动物是否具有美感的争论常常建立在诸如孔雀或凉亭鸟等特例上，但吸引配偶的视觉信号在从甲壳类到昆虫类等多种动物中都很重要，很少有人倾向于认为这些动物具有可类比的审美感知力。事实上，虽然人类可能会觉得凉亭鸟的凉亭有审美吸引力，但没有证据表明雌性凉亭鸟也这么认为；它可能只是对视觉刺激物的程序性反应，重要的是要考虑其他非视觉因素（包括嗅觉刺激）是否也可能发挥作用。

上面的问题带来了更普遍的讨论：配偶是否合适，或者景观是否有助于生存这类普遍的讨论，以及这些判断怎样与审美偏好发生关联？当考虑到埃伦·迪萨纳亚克（Ellen Dissanayake）关于“特殊化”起源的论点时，这些不同偏好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模糊。她认为，“特殊化”的根源在于婴儿与母亲之间的原始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新生儿学会注意特定的信号——面部表情、声音、身体动作——并将它们标记为对他人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对这些信号作出反应的进化能力为婴儿提供了一个原型审美“行为库”（behavioral reservoir），随后将发展成为“特殊化”的能力。但是，如果人们接受这种解释，他仍然需要解释这种原始审美库是如何和为什么演变成类艺术（artlike）的行为，而不是其他类型的非艺术（non-art）行为。比如说，发动战争、打猎、种植庄稼和制造工具都依赖于进化获得的保留技能（repertory of evolved skills），但在每种情况下，特定关注对象都不同。更普遍来看，无论进化论是关注性选择，还是关注作为艺术和审美经验的假定起源的母婴关系，它们都提供了一种半实证主义（quasi-positivistic）的主张，即存在一种选择过程（性的或其他的），并且存在着某些前审美（pre-aesthetic）的条件和技能。这些条件和技能可能已被选择，但未能进一步放大和澄清论争点。尚待确定的是，为什么类艺术行为在其特定时空中呈现为特殊形式。换言之，为维护人性中审美感知力的进化本质这一论点，该观点只能以其所采用的文化形式的多样性分析为代价；它不具备足够的理论支撑力来解释具体的审美偏好。争论延伸到了审美价值问题。正如戴维斯所指出的：“即使我们进化到更喜欢（非洲）大草原和类似的风景，这也不能说明为什么有人会喜欢康斯特布尔的画，而不是一张毫无想象力的公园日历照片。”1Stephen Davies, Ellen Dissanayake’s Evolutionary Aesthetic, Evolutionary Biology, vol. 20, 2005, p. 29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适应性”恰恰是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用来揭示进化论美学的局限性的最有力的论据之一。在《扩展表型》中，道金斯认为，虽然进化发生在基因突变的水平，而不是个体或群体的层次上，但人们必须避免认为特定生理特征或适应性行为与某种基因起源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他声称，因为基因及其表型表达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这种谨慎是必要的。通常存在一个内置的时间延迟（a built-in lag），这意味着行为或特质可能是针对不再存在的环境而形成的进化适应。最简单的例子可以在某些动物的反应中找到（道金斯引用了飞蛾扑火和刺猬面对汽车时卷缩成球的例子），在这些反应中，适应性行为明显与环境不匹配。他认为，一个比较复杂的例子是人类同性恋。即使同性恋是基因突变的结果，道金斯认为这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认定它与一个特定的基因有关，其实是忽略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因为，他指出：“一个基因的表型‘效应’是一个抽象概念，只有在特定环境影响的背景中，环境被理解为包括基因组中所有其他基因的情况下，这个概念才有意义，这是一个自明的真理，更是一种逻辑，而无关基因学。X环境中的‘指向’A特质的某种基因很可能是Y环境中指向B特质的基因。讨论某特定基因的一种绝对的、无关上下文的表型效应是毫无意义的。”道金斯认为，这对指向“同性恋基因”的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在现代环境中，同性恋的基因可能是更新世时期完全指向不同特质的基因。即使该基因在当时确实存在，也许我们试图解释的与之相关的表型甚至不存在于某些早期的环境中”。1Richard Dawkins, Extended Phenotype: The Long Reach of the Ge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35-38.一个基因“指向”某种表型效应的提法已经过时，现在研究者们认为相互作用的基因群（基因组）而不是单个基因才可能与生理或行为效应有关。尽管如此，道金斯的论点仍是重要的，并且与艺术进化论有直接关联，因为它质疑了进化美学的倡导者追踪艺术创作和审美判断的表现型效果的倾向，例如，回到据称发生在更新世的基因型转变。这一论点将意味着进化而来的心智能力现在被一厢情愿地认为对应着某些审美偏好，其实也可能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能力，只是它的表型表达不再存在。

相比之下，在阅读维塔利·科马尔（Vitaly Komar）与亚历山大·梅拉米（Alexander Melamid）的著作时，达顿认为，更新世时期进化形成的审美倾向并没有随着人类后来居住的各种环境变化而发生任何后续进化。然而，道金斯的观察表明，此处需谨慎看待。我们的更新世祖先对某种景观的适应性偏好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否表现为对同一种景观的艺术呈现的表现型偏好。考虑到达顿没有区分更新世祖先对某种景观的反应和20世纪观众对类似景观的绘画的反应的差别，或者对希尔德布兰德而言，是与建筑作品的空间环境的审美构型的反应的差别，这就带来了两个需要论证的问题。

二、进化论美学的“适应”存在什么问题？

审美判断起源于进化性的物种范围的（species-wide）生物偏好，该论断蕴含着某些恒常特质跨越了文化差异的观点。一批研究者曾断言，男性对女性的特定“臀腰比”（hip-to-waist）的偏好是作为通行适宜指数而普遍存在的。对于社会生物学家约翰·阿尔科克（John Alcock）2约翰·阿尔科克（John Alcock，1942— ），美国生态学家和作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荣休教授。主要著作有《对兰花的热情：植物进化中的性与欺骗》《动物行为：一种进化的方法》等。——译者注来说：“男性认为年轻成年女性吸引力来自于健康状况良好的身体特征，即她们已经做好了成功繁育后代的准备。因此，女性更喜欢的体重身高指数，是每米身高对应20～24公斤体重。”他认为，这种偏好的根源在于，该比率可以作为一个适宜指标。1John Alcock, Triumph of Sociobi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38; Denis Dutton, The Art Instinct:Beauty, Pleasure, and Human 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41-144.

然而，大量证据表明，这一比例诞生于相当晚近的时代，而且可能只能追溯到古典希腊时期（Classical Greece）的地中海和欧洲文化区域。前古典艺术——如古风时期（archaic Greece）的女孩或青年女子人体像（korai）2Korai，kore的复数形式，古希腊时期一种独立的（free-standing）雕塑的名称，一般描绘年轻的女性人物。——译者注或塞浦路斯青铜时代（Bronze Age）的宗教小雕像（devotional statuettes）——展现出相当不同的规格。正如乔治·赫西（George Hersey）3乔治·赫西（George Hersey，1927—2007），美国艺术史家。所言，可以推测，早在青铜时代，比例的多样性就已经大大超过了古典希腊时期。在没有其他类型证据的情况下，推测性观点并不比进化论美学的主张更重要。事实上，例如，在危险的捕食者随处可见的更新世环境中，作为配偶的“适宜”和适用的同样重要的指标是，一位母亲能够带着孩子逃离危险的能力。此时，她的整体运动能力、体重应当比“臀腰比”更重要。另外，由于获得食物总是取决于不可预测的外部因素，运动型身材可能失去优势，因为它在瘦身期（lean period）几乎没有储存的体脂供给自身，更不必说婴儿的食物保障。换句话说，“臀腰比”是任意确定的；许多其他因素可以同等优先地作为适宜的决定因素，关键看人们所谓的适宜指向什么。其实，进化因素不过取决于评论员的文化透镜所投射的影像。

一个更大的问题显露出来：任何潜在的生物因素都可以作为审美冲动（aesthetic impulse）起源的证据。事实上，对于艺术和美感的起源，有许多看似合理的进化论和生物学解释。这与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社会生物学批评如出一辙。正如理查德·洛文丁（Richard Lewontin）4理查德·洛文丁（Richard Lewontin），美国生物进化学家、遗传学家、学术和社会评论员。主要著作有《三重螺旋：基因、有机体和环境》《被影响的生物学：自然与社会共同进化的辩证随笔》等。——译者注所言，这些解释通常是“一种貌似合情合理的瞎话儿（storytelling），而不是一门可以验证其假设的科学”。洛文丁和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5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美国古生物学家、进化生物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代表著作有《自达尔文以来》《人们为什么相信超自然现象》等。——译者注首次提出了它们的内里与日常批评无异：进化论通常只不过讲述一个“假设的故事”。

众说纷纭的艺术和美感的功能适应论更彰显了上述论断。艺术除了作为一种公认的适宜指标的功能之外，人们还声称它能使人类将不存在（nonexistence）的情状表现为自我延伸的样态，使人类进行生存策略演练，或者塑造他人的注意力，抑或构造一个理智的现实模型，抑或形成超越直接本能反应的动机系统。在每一种特定情况下，假定的适应功能都是可以确认的，但研究者没有办法对这种解释进行批判性审查，也没有办法对其相对价值作出判断。引用一位评论家的话来说，“约瑟夫·卡罗尔（Joseph Carroll）1约瑟夫·卡罗尔（Joseph Carroll），密苏里—圣路易斯大学英语教授，主要著作有《文学达尔文主义：进化、人性和文学》等。——译者注认为，文学是缠绕在野蛮生存状态上的情感绞纱（emotional skein）；而达顿认为，文学的作用在于反事实角色表演（counter-factual role playing）；或者，布雷克·韦尔穆勒（Blakey Vermeule）2布雷克·韦尔穆勒（Blakey Vermeule），斯坦福大学英语教授，主要作品有《人文的宴会：十八世纪英国文学的道德心理学写作》《我们为什么关心文学人物》等。——译者注和达顿共同认为，文学语言是求爱的装饰品；再如，博伊德认为，故事及其他艺术形式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因此‘充分开发了大脑的可塑性’。”3Jonathan Kramnick, Literary Studies and Science: A Reply to My Critics, Critical Inquiry, vol. 38, no. 2, 2012, p. 446.换言之，作为适应的美学理论在概念上是不确定的，“适应”这个术语本身的含义变化多端。

进化论学说未必是一种不可置疑的批评。进化论理论家经常不得不依赖于提供潜在的解释（potential Explanations）。例如，昆虫是如何发育翅膀的，或者鱼类为什么进化出侧线。然而，不同的是，从空气动力学实验和数学数据到当代鱼类生物学的研究，都可以成为被广泛利用的确凿证据。这使得人们不完全相信某些解释，而接受其他更合理的解释。相比之下，艺术和文化的进化论观点并没有这样的论证结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简单地提出羸弱无力的主张。例如，博伊德曾断言：“如果艺术……在生存和繁殖方面没有提供均等优势，在经历数代的激烈进化竞争后，都应该已经被淘汰了。”换句话说，因为艺术存在，它必定具有某种适应功能。这句话典型地表现了许多进化理论的空洞的、循环的逻辑论证。它们从一开始就苛刻地排除了还原性视觉作为非适应性变化的可能性。然而，要使它们具有说服力，就必须表明某一具体艺术实践具有适应优势，而且首先必须阐明这些优势可以产生足够广泛和具体的影响，即确定为什么保留和复制了它而不是其他相互竞争性变体。然而，这正是适应论最薄弱的环节，因为很难预想某一具体的文化制度会像理论所要求的那样，对群体的生存产生如此决定性的影响。

最后，即使艺术能力成为适应性变化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艺术实践随后都可以参照进化的心理或其他倾向来解释。事实上，即使是富有同情心的评论家也认识到，艺术（和一般文化）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自主的领域，它施加着自己的选择压力，而这种压力完全不同于那些据称可以促进艺术和审美趣味出现的进化的力量。即使达尔文本人也认识到游戏的重要性；尽管特定的适应功能常常被认为取决于游戏本身，除了纯粹的乐趣之外，鸟类似乎无需任何理由来解释它们的歌唱。

我们可能有几种方法来仔细盘算如何将艺术从其假定的生物根源中分离出来。一种是基于与所谓的“生态位构建理论”（niche construction theory）相关的进化模型。1Kevin N. Laland and Michael J. O’Brien, Niche Construction Theory and Archaeology,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vol. 17, no. 4, 2010, pp. 323-355.这一理论解决了假定的基因突变和表型表达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兼顾两者的共同进化。生态位构建理论强调表型不仅仅是一种基因突变的表达，这种突变对外部环境压力能够作出有利的适应；并且适应活动反过来也改变了这些环境。生态位构建理论认为环境适应是自然选择的核心动力，但它也十分强调环境本身是由生物体的行为所决定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人类改造环境，当前主要是城市环境，创造着独特的前所未有的压力，但生态位构建理论把这概括为一个关于有机组织的论题，认为没有一个有机体在“适应”外部新环境时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因此，有机体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它们自己选择的环境压力。

生态位理论对艺术和文化的进化论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它质疑构建自然文化史的合理性。虽然它并没有被社会进化论捍卫者倡导的文化决定论所摧毁，但它表明，要区分普适性生物根源的特征和社会获得的特征并不那么容易。这两个范畴可以融合在一起，并意味着说社会发生学可以归入系统发生学（社会生物学和艺术进化理论更倾向的立场），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各种文化实践施加选择压力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文化建构的。

另一个有类似结论的理论由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2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美国发展和比较心理学家，主要著作有《灵长类认知》《人类认知的文化起源》《人类道德的自然史》等。——译者注提出，主要是关于文化实践的“棘轮效应”（ratcheting effect）的概念。他批判了进化论融合系统发生学（phylogenesis）、个体发生学（ontogenesis）和社会发生学（sociogenesis）的倾向。他认同语言、文化是人类认知进化的结果，具体地说，它们是一种把其他个体（同物种的个体）理解为意向行为体的能力。然而，他也认为，语言和文化实践（包括物质手工艺品的解释）使得对经验的阐述变得越来越复杂，而这些经验本身并不是系统发生学所限定的。他把这叫做棘轮效应。因此，数字意识和计数能力可能是普遍的、进化的认知能力，但高等数学知识，如代数和微积分，既不是所有文化中的普遍知识，也不是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所有成员所拥有的。相反，它是通过一个文化棘轮过程获得的，在这个过程中，累积的文化学习和改良可以转变和扩展为某种生物遗传特性。

大卫·萨默斯（David Summers）3大卫·萨默斯（David Summers），维吉尼亚大学艺术史教授，主要著作有《米开朗琪罗和艺术语言》《感觉判断：文艺复兴时期自然主义和美学的兴起》等。——译者注的《真实空间》（Real Space）一书是世界艺术研究的里程碑之作，其中列举了视觉艺术中的相似案例。萨默斯的著作以海德格尔的艺术原则——澄明人生在世（articulation of being-in-the-world）——为基础，以“艺术记录了人类塑造周遭世界的诸多方式”这一论题为基础架构。这种方法的中心思想是，艺术记录和澄明了人类的体验和空间的塑造，其中包括虚拟空间、社会空间和个人空间中的想象图像。所有这些的基础是“真实空间”，它由超越了文化差异的“身体有限的时空性及其典型的结构、能力和关系”来界定。

萨默斯特别关注史前欧洲艺术，他认为，那里展露了基本空间概念的端倪。因此，在最早的史前艺术中，平面概念（concept of plane）并没有从表面概念（concept of surface）中分离出来。例如，拉斯科（Lascaux）的洞穴中的动物轮廓画，蕴含着一种概念性的平面呈现，其图画的排列方式和精雕细琢仅仅是由洞穴的不规则表面决定的。相比之下，平面性要求一种所有位置上都具有统一性的表面概念。这在拉斯科是不存在的，但著名的旧石器时代的妇女雕像，包括所谓的维伦多夫（Willendorf）的维纳斯，呈现出轴对称性的偏好，这蕴含着对平面关系的理解，因为对称性只有在以特定方式观察躯体的隐含轴线位置的基础上才能观察到。此外，到了西班牙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 era，公元前10000—8000年）的库埃瓦·瑞米贾（Cueva Remigia）洞穴绘画时，平面感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绘画具有内在的时空关系，绘画中的物体之间的关系通过一种共同的尺度表现出来。

然而，萨默斯的关键论点，也是当前讨论中最紧要的论点是，艺术不仅记录了这种空间体验（真实和虚拟）的转变，而且为它们提供了有利条件（enabling conditions）。正是通过创造和雕刻小型人物雕像，轴对称的概念首先出现。在西班牙和法国西南洞穴的群像绘画（multifigure paintings）出现之前，平面性的观念没有意义，因此是不可能的。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箭头展示了一种雕刻技术，超越了它们作为武器使用的迫切需求。这种雕刻的物件和它们的日常对应物之间有明显区别，因此，它们不仅成为具有一定功能的工具，而且成为具有某种社会目的的手工艺品。这不仅彰显了功利和审美之间的明显差异，而且还区别了高层次和低层次之间的等级关系。这类物品超出了通常的技术方面的功用，可能用于具有更高等级的社会场合，或表明其使用者具有更高的社会等级。雕刻使社会差别和等级制度显而易见，但至关重要的是，它也参与了地位和权力关系的制定，因此可能促进了它们的演变和表达。因此，人类与物质世界的邂逅（encounter）被意向活动的主体间域所框定时，“文化手工艺品的世界浸润着意向性的给养（affordance），以补充其感官运动的供给。”同样重要的是，因为雕刻使得手工艺品的其他可能呈现在眼前，所以这种创新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雕刻可以在许多层面上鼓励着无拘无束的发明和创新……在一系列精致的手工艺品中，精致化正是为了与庸常形式相互区别，创新可能在该系列中的任何一点上都是合理的。”

只有借助艺术才能使某些空间体验成为可能的或可想象的。为了在进化论系统中重铸这一点，系统发育获得的能力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新的认知技能和形式首次得以实现。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文艺复兴时期发明的视角。讨论倾向于在有些过时的现实主义观点之间摇摆：一方面，它的发现等同于视觉感知事实的形式化；另一方面，潘诺夫斯基（Panofsky）1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美国艺术史家，20世纪艺术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主要作品有《图像学研究》《视觉艺术的意义》等。——译者注在20世纪20年代首次提出，透视空间是一种结构，或者是一种符号形式。2Erwin Panofsky, Perspective as Symbolic Form, trans. Christopher S. Wood, New York: Zone Books, 1997.现在很少有人接受他的论点的具体内容，但他的总体建构主义立场成为一个常见的表述。然而，这种二元对立所遗漏的是透视本身使体验和构想空间的新方式成为可能。潘诺夫斯基认为，透视的发明依赖于许多其他的智力进步，包括“零”的概念；在他之前，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3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意大利建筑师，以在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大教堂八角棱形穹顶而闻名。——译者注已经发现了空间的几何形式。正如马丁·坎普（Martin Kemp）4马丁·坎普（Martin Kemp），英国艺术史家，李奥纳多·达芬奇研究专家，圣安德鲁斯和牛津大学教授，现已退休。——作者注后来所证明的那样，包括非欧几里德几何学（non-Euclidean geometries）设计在内的日益复杂的空间概念演变，与艺术中越来越复杂的空间表现形式（包括多点透视）的发展密切相关。事实上，透视表现不再成为一种受视知觉影响的自主实践，而是解决抽象的数学问题。所有这些案例都说明了托马塞洛所确证的棘轮效应，这使得二元化的基因型/表型（genotype/phenotype）的区别——以及相关的“适应”观念——变得无关紧要。

三、进化论与世界艺术的政治信仰

如前面关于达顿的论述，在人类生物学中，艺术和艺术行为的基础也是对艺术普遍性的政治化争论的一种干预。一个多世纪以来，艺术史一直以欧洲艺术为先导，欧洲殖民主义对全世界艺术的排斥和有害影响已经被广泛地观察到。对这种知识遗产的质疑不仅影响到艺术地理学，而且也影响到艺术这个术语的跨文化生存发展能力。或许，非西方艺术被纳入艺术历史经典，已经成为一种既成事实，而这样做的代价是将其强行纳入欧洲的艺术观和审美体验中。艺术人类学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关注这个问题。虽然学界从来不缺乏对“原始艺术”的研究，从学术分析到更平民化的叙述都已开展。例如，大卫·阿滕伯勒（David Attenborough）5大卫·阿滕伯勒（David Attenborough），英国播音员和博物学家，与BBC自然史单元合作，他撰写并拍摄了《九大生命系列》。——译者注的BBC纪录片《部落之眼》（The Tribal Eye），“艺术”在原始艺术概念中的地位仍有争议。许多人会同意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斯（Raymond Firth）6雷蒙德·弗斯（Raymond Firth），新西兰民族学家，主要著作有《我们提科皮亚：波利尼西亚原始亲属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等。——译者注的断言，即在许多小规模社会中，“毫无疑问，有些人具有相当强大的审美感知力，但那种艺术概念很难与技术技能的概念，或者神秘的知识和控制的概念相分离。”1Raymond Firth, Art and Anthropology, in Jeremy Coote and Anthony Shelton (eds.), Anthropology, Art, and Aesthetic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4.然而，达顿的中心论点是，尽管全球艺术实践如此多姿多彩，但它们之间并不缺乏相互比较的基础，以至于使艺术和美学作为普遍现象的说法失效。二十多年前，理查德·安德森（Richard Anderson）2理查德·安德森（Richard Anderson），美国教育心理学家，美国教育研究学会前任主席，美国国家教育学院院士。——译者注认为，世界范围内有一些公认的艺术文化，与欧洲的艺术文化有着重要的共同特点。3Richard L. Anderson, Calliope’s Sister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hilosophies of Art, New York: Pearson, 1989.这不仅在旧世界（Old World）的高级文化中，那里有一种“相对纯化的非审美趣味的审美感知的特权（privileging），个人作为一种文化实践被教导和训练”，而且还包括一些较小规模的文化系统。许多经典研究现在都存在于特定文化的艺术话语中。哲学家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4R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美国分析哲学家，对心灵哲学、语言哲学和行动理论影响巨大。主要作品《真理、意义和方法》《真理与表述》等。——译者注标举的“慈善原则”（principle of charity）隐含着这样一种方法，即只有在假定的共同点的对立面上，差异才是可以讨论的和富有意义的。换言之，虽然在许多文化中，对艺术品的判断可能与其他类型的判断不可区分，但这并不排除谈论审美感知力的正当性。这仅仅意味着，在许多不同的文化中，表达这种感知力并不能立即被认为是审美的。因此，可以用戴维森的话说，不同的文化或许仅仅是语言之间的差异，而不是不同世界的分野。5Donald Davidson,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Blackwell, 1984, p. 198.

历史学家大卫·刘易斯·威廉姆斯（David Lewis Williams）6大卫·刘易斯·威廉姆斯（David Lewis Williams），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岩石艺术研究所荣休教授。主要著作有《史前萨满》《洞穴中的心灵》等。——译者注建议，如果我们了解艺术术语的各种内涵，即使其中没有令人满意的选项，这个术语仍然是有价值的。7David Lewis Williams, Mind in the Cav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2, p. 41.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对的，无休止地争论艺术概念的跨文化不可通约性导致了空洞的循环。然而，他的观点存在的根本缺陷可能导致完全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这一点在新兴的世界艺术研究领域最为明显，自2011年《世界艺术》杂志创刊以来，世界艺术研究领域日益受到重视，并与生物学和进化论紧密相连。正如主要代表之一的约翰·奥尼安斯（John Onians）所宣称的，“面对将艺术理解为一种世界性现象的需要”，人们要么“坚持认为文化是自主的和社会建构的”，要么接受“地理学和生物学所揭示的环境本质方面的证据，以及遗传学和神经科学所揭示的人类本质证据”。8John Onians, World Art: Ways Forward, and a Way to Escape the ‘Autonomy of Culture’ Delusion, World Art, vol. 1,no. 1, 2011, pp. 132-133.然而，本章中讨论过的例子已经表明，并没有确定的“证据”证明奥尼安斯所指涉的、仅是修辞上的判断和推论。此外，由奥尼安斯和其他人，包括威廉姆斯设想的世界艺术研究计划是基于对艺术普遍性的强烈主张，但其中的“艺术”仍然明显缺乏理论阐释。正如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评论员所观察到的，在世界艺术研究中存在着“一个盲区，一种对前卫艺术、概念艺术的关联性的忽视，以及它们对具象传统的联合批判……就好像把某物描述成艺术是一种虔敬的诨名……这种品评更多地是为了向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的艺术史地位致敬，而不是向更令人生厌的现成品的地位致敬（troublesome status of the Readymade）”。1Paul Wood, Moving the Goalposts: Modernism and “World Art History”, Third Text, vol. 25, no. 5, 2011, p. 505.因此，不仅西方的“艺术”概念与前殖民大航海时期的非洲和美洲社会的关联性是有问题的，而且在世界艺术研究和与之相关的进化论中使用该术语时，甚至在欧洲和北美洲范围内讨论它，也毫无趣味。人们对“艺术”的含义和身份已经争论了一个多世纪。

除了“艺术”在世界艺术中的可疑地位之外，这一等式的另一边“世界”也同样是悬而未决的。新世界艺术研究的倡导者们促进了采纳宏观历史视角的需求。这里的隐含模型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美国社会学家，世界系统分析员（world-system analyst），主要著作有《世界系统分析导论》《欧洲普遍主义：权力的修辞》等。——译者注的世界系统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这个模型显著地体现在奥尼安斯的《世界艺术地图集》中，该地图集跟踪了全球艺术品的生产和迁移。地图集在突出手工艺品跨国运输范围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北美、中国和印度只是世界艺术体系中的省份。然而，其形式显示了地图集作为一种媒介和世界艺术项目的局限性，因为它无法超越实证主义文献，即艺术品在尼德兰、日本和中国之间，或柬埔寨和古罗马之间流通。当然，一切都取决于对艺术品命运的分析，以及它们一旦跨越文化界限，人们如何理解和吸收它们。地图集和许多新世界艺术研究没有探讨此类问题。与许多关于艺术品文化交流的研究相反，该研究路径确实侧重于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语义、概念、形式，甚至物质变化。缺乏特殊性的研究重复着进化论中常常遇到的弱点，这些弱点限制了他们用抽象概括法（如适应、适宜和选择）来解释艺术。它反映了生物学对终极原因的关注，提供了通常所谓的“末梢解释”（distal explanations），在迈克尔·巴克森德尔（Michael Baxandall）看来，它将艺术品视为艺术创造力自然法则的“证据”，或视为生物进化过程的“沉淀”。因此，对许多人来说，这种观点大大地忽略了在全球范围内研究艺术的最重要、也是最令人兴奋的方面：对文化差异性的协商和对纯粹多样性实践的拥抱。

戴维斯最近提出，艺术和人文学科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对进化论的拥抱源自于一种防御性焦虑，他们需要证明自身的社会关联属性，这是一个世纪或更久以前的事情。但是，戴维斯指出，还有更多的原因，“我们应该敏锐地看待辩论的政治维度，并且警惕那些感受深刻的、却未经检验的直觉，以及使其合理化的趋势。”学者们已经探讨过新达尔文主义理论的直觉化特征，但也需要仔细研究其政治层面的内容，因为艺术进化论经常与试图绕过普遍存在的文化差异问题联系在一起。一个宽容的观点可能认为这是20世纪50年代人类大家庭（family-of-man）观念系统的复兴，但不大宽容的论调可能会指出进化论话语中的保守和反动的潮流。例如，作为达尔文主义在文学批评界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卡罗尔一直对他界定的文化理论中的“后现代范式”（postmodern paradigm）持顽固的敌对态度，他据守的是“像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那样过时的社会学说和心理学说”。此外，他还说：“尽管对观念的固有特征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反抗，但这种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达顿采取了类似的立场，他把自己设定为学术机构的局外人，而这个学术机构被一种据说要试图否定人类共同意识的多元主义文化所束缚。特纳也批评了“从康德到马赫，从维特根斯坦到德里达”知识传统，他们都把意义和价值当成问题来看待。1Frederick Turner, An Ecopoetics of Beauty and Meaning, in Brett Cooke and Frederick Turner(eds.), Biopoetics:Evolutionary Explorations in the Arts, Lexington, Ky.: ICUS, 1999, pp. 119-120.从该立场出发，他试图展示如何用审美属性来微缩文化差异，以便设立一门生态诗学（ecopoitics），发掘诗歌、视觉艺术的“乌尔语言”（ur-language）2“乌尔语言”（ur-language），意为原始语言，初始语言。——作者注以及音乐的普遍基础。

这种政治定位表明，其中的利害关系不仅仅在于争夺艺术话语领域的控制权。事实上，它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进化论的艺术理论试图拥抱全球范围内的艺术，但许多代表人物被强烈的全球文化意识形态不安所搅扰，因而选取了一种本质化艺术观的站位方式。

四、结 语

以上分析表明，目前学界将进化论应用于艺术和美学理解的尝试存在太多问题，过于依赖直觉化假设和推测，无法提供可信的概念框架，更不用说是艺术史学家所谓的“无利害”关注的雄辩观点。然而，这些尝试常常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研究假设的可质疑性，而在于他们平庸的见解，以及他们无法将艺术品视为“数据”之外的任何东西。一个有启发性的例子是奥利维尔·莫林（Olivier Morin）3奥利维尔·莫林（Olivier Morin），人类学家，就职于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作者注最近对肖像画的讨论。通过对14世纪末至19世纪末朝鲜王室官方肖像画、希腊和罗马葬礼肖像画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肖像画的比较分析，莫林注意到一种他称之为“避免凝视”（averted-gaze）肖像画（即四分之三的视角）被“直接凝视”（direct-gaze）（即全脸）图像取代的跨文化倾向。在以上考察的文化中，这种现象并没有以统一的速率出现。在朝鲜，这种现象持续了大约三个世纪；而在意大利，仅经过一个世纪的时间，直接凝视便成为了肖像画的主要方式。尽管如此，莫林认为，这种共同模式（common pattern）产生于一种进化的、与生俱来的对“直接凝视”图像的“文化吸引力”。

莫林的论点无疑大大简化了肖像画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开放地质疑这个总结正确与否。然而，这里值得玩味的是莫林对这一现象赋予的重大意义。他没有解释，既然“直视”具有先天的吸引力，为什么曾有避开凝视的肖像，或者为什么这种直视转向发生在同一个历史区间，从进化的角度来说，这个时间跨度是微不足道的。莫林忽略了凝视在不同文化中的意义，或者说，即使在单一的文化中，“直接凝视”也有多重含义。在一幅画到另一幅画之间，其心理信息存储位置是可变的。他的论点依赖于一种天真的现实主义认识论，只把图像视为“数据”，不区分凝视和对凝视的表征。就他的观点而言，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画、拜占庭艺术的圣象（icons）、托马斯·拉夫（Thomas Ruff）1托马斯·拉夫（Thomas Ruff），德国摄影师。——译者注的头像摄影和表现对象之间如同面对面相遇（face-to-face encounter）一样，没有区别。这种对终极“末端”解释的偏好可能完全符合进化论和生物科学的学科惯例，但当它被用于分析具体的艺术实践时，就是一种贫乏的理解。

这是否意味着进化美学与艺术分析无关？完全取消该研究可能为时过早。例如，萨默斯和托马塞洛的著作表明，基于对生物学和文化进化之间关系的更深刻理解，全球化的艺术“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仍然可能是合理的。进化美学的阐述者认为，由于进化论总体而言并没有受到挑战，并且由于他们作为唯物主义者，很少有人坚持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因此进化论必须为理解人类文化实践提供基础。但是，即使对于坚持本体论的一元论者，也不能因此而确保存在一个统一的知识域，除非人们忽略了各种可以激发探索欲的趣味。此外，进化论的拥护者，包括那些要求整合的拥护者，似乎完全忽视他们各自理论实践的修辞学维度，后者通常提出“听起来合理”的论证过程，而不是令人信服的铁证。艺术理论家和艺术史家，以及大多数人类文化的解释者，早就警惕修辞学在阐释中的作用。当倡导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的学者们忽视了自己的话语的修辞属性时，在他们最想说服的群体里，怀疑主义的旗帜必然会高高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