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傲寒

南朝时期，以建康为描写对象的京都大赋数量非常少，且几乎没有名篇，这种现象在赋地位极高的六朝时期是颇令人疑惑的。王德华在《六朝政权合法性的获得与“建康赋”书写的缺失》一文中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南朝地理正统与文化正统的错位，这种错位使得文士无法如汉晋以来的前辈那样利用都城赋说明本朝的正统性①王德华《：六朝政权合法性的获得与“建康赋”书写的缺失》，《浙江学刊》2019年第5期。。但是，在都城赋衰落的同时，以都城生活为主题的诗歌却逐渐增多，而在描绘都城的诗歌中，“长安”和“洛阳”的出现频率是远高于建康、金陵的，王文中认为这种现象与通过文学移植缓解“失中”的压力、显示自己的正统地位有关。

然而这种比附是否可以达到消解偏安焦虑的效果呢？在南北对峙中，地域正统始终是南朝最不占优势的一个方面。从江南立国之初到南北朝后期，这种劣势是一直存在的。《晋书·王猛传》即言江左虽为正统，但终究有“僻陋吴越”②房玄龄等：《晋书》，第29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之憾，而在《洛阳伽蓝记》中魏人杨元慎亦嘲讽南朝偏安于蛮夷之地③杨衒之著，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第11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而作为梁人的陈庆之对此也是无从反驳。因此，无论南朝人如何在诗中将建康与两京相比附，都无法改变自己偏安的事实，反而会暴露自己的地域劣势。并且，在晋宋之际侨人尚未忘怀北方、朝廷屡兴北伐的时期内，在诗歌中出现两京的情况并不多，反而是齐梁之后，这类比附现象逐渐趋于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