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飞翔

(清华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4)

晚清以来，中华民族的外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列强入侵，国门被迫向世界开放，作为一个古老的封建帝国，中国不可避免地同世界接轨，进入了与西方国家、与世界各民族以竞争求生存的时代。在这一背景下，为配合清廷一系列变法图强措施，学习西方法学，建立和完善近代意义的中国法学和法学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沈家本(1840—1913)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近代意义上的法学家、法律教育家，他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通过著书立说以及身体力行的具体实践，对我国近代法学教育和法律人才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如近代法学家杨鸿烈所言，“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先启后，并且又是媒介东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1)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92页。沈家本注重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努力提升法学教育质量和发展水平；派员实地考察外国司法制度和法律教育概况，引入西方法律价值观念的同时，不超脱中国本土的现实国情；普及法律常识，加强法学基础教育，使民众明法、守法、用法等。为此，探究沈家本法学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对完善我国法律教育与法学人才培养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认识论：法学教育及法律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沈家本自同治三年(1864年)入刑部供职，直至民国二年(1913年)去世，除却八年外放经历，他的一生皆从事于法律职业，因此法律之学在沈氏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十分重视法学，并把毕生精力投入到法学研究与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