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冰

(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 国学经典与人文教育中心，重庆 401120)

一、中国哲学研究的史料梳理与解释原则外在化倾向

自近代以来中华文化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西方思想文化冲击，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纳入到西方学术分类模式下伊始，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反思也就随之开始了(1)李鸿章“三千年”之语并非虚说，实指从“制礼作乐”文化中国出现的周代开始。李景林先生指出：“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一种具有绝对话语霸权的、作为异质学术文化的‘他者’，能够打断‘国学’的历史连续性而使之屈尊为自己的一种知识和资料。清末民初的国学研究和整理国故运动，是中国学术文化首次面对一个异质性强势文化的冲击，而将‘国学’作为整体加以‘主题化’的一种反思。”(李景林：《教化视域中的儒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46页。)。虽已历经学界百余年进行现代学术转换的努力，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与定位一直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价值精神，如何对之进行哲学性的深入研究？这个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巨大发展，民族复兴事业对中国思想文化主体性重建的迫切要求亦愈加凸显出来(2)近期在推动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和“三大体系”建设问题意识下，围绕着中国哲学身份问题，学界又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参见《哲学研究》2020年第7期赵汀阳《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及《哲学研究》2020年第11期吴飞《经学何以入哲学——兼与赵汀阳先生商榷》、王齐《作为“学问”和“思想”的西方哲学研究——从《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一文谈起》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