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伟，胡伟君

(安徽建筑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自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区域人口集聚非常明显。经济发达地区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从而吸引大量的劳动力，而劳动力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大量的涌入又会促进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从而形成回波效应，如Lowry(1966)证明人口流动对相应流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很大影响[1]。王桂新(2012)指出地区城镇收入水平是影响中国人口省际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这种影响逐渐加强[2]。杨东亮、李朋骜(2019)认为人口集聚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良好的人口结构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3]。因此，人口集聚是影响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因素。

在人口集聚对产业结构影响方面，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深入研究，认为人口流动将影响到当地产业发展。如Clark(1996)指出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就业人口逐渐从传统的一、二产业向现代化的第三产业转移[4]。Galor( 2005) 认为，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口度增长以及人力资本的存储对产业升级具有决定性作用[5]。范剑勇( 2006) 认为，人口集聚促进产业集聚，带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6]。柯善咨等(2014) 分析产业结构转变的边际效益，并进一步证明人口集聚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7]。马子量(2016)对2005—2012西北地区产业和人口进行General G指数分析，发现西北地区城市人口集聚程度与当地产业集聚程度正相关，共生增长态势明显，同时，Gi指数分布显示出二者还存在明显的地理耦合[8]。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从早期到现在学者们已经认识到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Berlianta(2000)通过研究指出，在城市形成的过程中，市场和人口集聚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人口集聚是形成城市的内生原因[9]。Martin(1999)等通过将内生增长与内生区位理论相结合，以探讨经济增长与企业选址的关系，认为创新收益大于通勤成本时，人口等要素集聚能够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10]。王智勇(2017)认为人口迁移促成了人口的集聚，如高素质人才和劳动力的集聚，从而影响经济增长[11]。张同斌(2016)研究指出人们不断进入大的城市从而推迟了大型城市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并且人力资本的积累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与整体经济效率[12]。另外，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如 Tanuwidjaja 和 Thangavelu( 2007) 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分解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结构变化，发现结构变化对提升中高技术部门生产率的作用最显著[13]。郑万吉和叶阿忠( 2015) 采用半参数空面面板 VAR模型分析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能够促进自身经济增长[14]。张蕊、李安林(2019)等认为从整体上看，产业结构高级化能促进经济增长，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15]。

综上所述，现有的文献多是研究人口集聚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以及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因素等问题，较少文献将“人口集聚—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三者结合起来，并对其中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主要探讨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中起到重要的中介效应，主要探讨：1)检验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间接作用——探讨淮河流域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口集聚与经济发展中的中介效应；2)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引入人力资本存量等与人口集聚相关指标，并结合产业结构升级探讨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机制。

1 淮河流域人口集聚状况

2018年11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文件，旨在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打造中东部地区发展新的战略支点，推动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淮河流域地处中国东部，介于长江和黄河两流域之间，是中国七大流域之一。淮河流域包括苏鲁豫皖鄂5省40个地级市，占全国总面积2.8%。本文研究40个地级市包括南京市、合肥市、洛阳市等。需要指出的是，2011年安徽巢湖市被撤销并将巢湖三分并入合肥、马鞍山、芜湖市。本文为了数据的统一性与准确性剔除巢湖的数据。以上述40个地级市2003—2015面板数据作为实证分析样本。数据来源于2004—2016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为对淮河流域地区人口集聚能力进行定量分析，本文借鉴刘睿文(2010)的人口集聚度指标[16]，来测算 2003—2015淮河流域40个地级市的人口集聚指数(PA)。计算公式为

(1)

式中：PAin为i地区第n年的人口集聚度，Pin为i地区第n年市区常住人口数量，Ai为i地区第n年土地面积，Pn和An分别为第n年全国人口总量和国土面积。

根据表1的分类标准，对2003—2015淮河流域40个地级市的人口集聚程度逐年进行归类分析，发现淮河流域地区人口集聚有如下特征：

表1 集聚度指数分类指标

1)淮河流域存在人口集聚的现象。南京市、南通、郑州市等城市市辖区的人口集聚程度PA>6，属于人口核心区；除随州市之外的地级市，人口集聚度指数均在2以上，属于人口密集区的范围。因此，无论在人口高密度区还是人口均值区，其人口集聚程度均不小于人口均值区，这表明淮河流域区域确实存在人口集聚现象。

2)各个地级市的人口集聚程度相对稳定。从2003—2015各个地级市人口集聚程度分类可以发现，绝大多数地级市人口集聚程度所属类别并没有发生变化。如南京市、合肥市等一直处在人口中密集区，这与实际情况也相符。

3)通过对人口集聚度指标计算，可以发现淮河流域区域内人口集聚存在不平衡现象。较大的地级市人口集聚程度一直居高不下，如南京市、南通市、许昌市、开封市的人口集聚程度一直在人口中密集区以上，其中，郑州市市区人口集聚度最高时达到10.212 1，只有个别地级市人口集聚程度较其他地区弱，如随州市从2003—2015集聚程度指数一直在1～2之间。

2 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2.1 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

从文献中得知，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人口集聚与产业结构的关系。那么“人口集聚—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三者关系如何？既然存在人口集聚现象，那么产业结构升级是否具有中介效应？早在1890年马歇尔在其著名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劳动力池效应，他认为人口聚集会提高该地区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这个“稳定的技能市场”使本地厂商获得超额收益，因而吸引更多厂商，形成产业集聚。缪尔达尔(Myrdal, 1957)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阐释了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集聚与产业集聚相互促进，产生回波效应。另一方面，从产业集聚发展初期来看，集聚人口数量占主要地位，充足的劳动力为初级劳动密集型厂商提供大量的劳动力，为初期资本积累提供可能。随着经济的发展，厂商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后，产业进入结构转型升级阶段。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据此分析，人口集聚可能会通过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来影响经济增长。温忠麟(2014)在中介效应分析中提出，考虑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如果X通过影响变量M来影响Y，则称M为中介变量[17]。因此，产业结构高级化可能为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的中介变量，如图1所示。

图1 人口集聚、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2.2.1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gdp)表示，直观地反映出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状况。

解释变量用人口集聚度指标(PA)表示，即上文测算的淮河流域地级市JJD指数。公式测算出人口集聚现状，因此，人口集聚度指标能直观地反应该区域的人口集聚。

中介变量借鉴王玥(2018)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变量(UIS)[19]表示产业结构升级。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的常用指标包括两类：一是用各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二是用各产业的产出占全部生产总值的比重。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法。

(2)

式中:yi为第i产业的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根据公式可以知道UISit越接近3表示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占主导，则产业结构升级程度越高。

2.2.2 模型设定

根据温忠麟等(2014)对中介效应模型的设定，可用下列回归方程来描述三者之间的关系[17]：

lnpgdp=αlnPA+e1，

(3)

lnUIS=βlnPA+e2，

(4)

lnpgdp=θlnPA+λlnUIS+e3.

(5)

式(3)的系数α为解释变量lnPA对被解释变量lnpgdp的总效应；式(4)中的系数β为解释变量lnPA对中介变量lnUIS的效应；式(5)的系数λ是在保持解释变量lnPA不变的情况下，中介变量lnUIS对被解释变量lnpgdp的效应；系数θ是中介变量lnUIS的影响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解释变量lnPA对被解释变量lnpgdp的直接效应。对于这种中介模型，MacKinnon、Warsi和Dwyer(1995)验证出中介效应等于间接效应，即等于系数乘积βλ，它与总效应和直接效应具有以下关系[18]：

α=θ+βλ.

(6)

2.2.3 实证结果

根据温忠麟等(2004)对中介效应检验流程[17]，本文对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口集聚度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中起到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从表2可以得出：模型(4)中人口集聚度(lnPA)前的系数为0.082 01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模型(5)中产业结构高级化(lnUIS)的系数为15.340 91,依然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两个系数显著表明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效应显著;模型(5)中人口集聚度(lnPA)的系数为1.165 7且通过1%的置信水平检验，表明人口集聚度对经济增长存在直接效应。由于3个模型中各个变量前的系数均为正，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只是部分中介效应，而不是完全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082 01×15.340 91/2.423 31=0.519 2。同时，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地区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这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口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并且当产业结构升级越好时，地区经济增长越快。值得注意的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在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中起到的中介效应占51.92%，而并不是100%的完全中介效应，剩下的48.18%的影响效应由人口集聚直接作用于地区经济增长。由MacKinnon、Warsi和Dwyer(1995)所提到的中介效应等于间接效应可知，人口集聚会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增长，即验证了人口集聚能够间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3 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途径的影响机制

3.1 模型选择

本文以2003—2015淮河流域4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借鉴 Lucas 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设定方法[20]，采用如下生产函数：

(7)

式中：Yit，Kit，Lit，mpit分别为i地区第t期的总产出、物质资本、劳动力以及人口密度。A为不变的技术水平，Xit为i地区第t期的其他控制指标,包括财政分权、外商资金利用额、非农经济比重等，为了克服各个地级市人口基数差异较大、外商资金利用额等指标采用人均值。对式(7)两边同时取对数可得到

lnYit=lnA+∂lnKit+(1-∂)lnLit+

γlnmpit+θlnXit+υ.

(8)

式(8)两边同时减去lnLit得

lnYit-lnLit=lnA+∂(lnKit-lnLit)+

γlnmpit+θlnXit+υ.

(9)

整理式(9)可得

lnyit=lnA+∂lnkit+γlnmpit+θlnXit+υ.

(10)

式中：yit和kit分别是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存量，mpit为人口集聚程度的人口密度。则式(10)为证实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重要模型。另外，为了探讨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途径机制，本文借鉴王智初(2018)引入人力资本等指标[21]，得到如下方程

lnyit=lnA+∂lnkit+γlnmpit+βZit+θlnXit+υ.

(11)

式中：Zit表示人力资本(hum)等与人口集聚程度相关的解释变量。

3.2 指标选取

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与产业结构升级同上文，分别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gdp)、人口集聚度指标(PA)、产业结构高级化(UIS)来表示；人力资本(hum)参考向华丽(2019)[22]用普通高校学生数代表指标；非农就业比重(emp)采用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除以总就业人数得到；财政分权(fis)反映了地方政府财政缺口和财政能力对中央政府的依赖，用地方财政支出减去地方财政收入的差值除以地方财政支出得出；对外开放程度(popen)是考虑到对外往来经济关系带来的先进生产和管理技术，能够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同时也可能对企业发展造成冲击，影响到企业的利润，这里采用各省份进出口额除以GDP表示；人均资本存量(mat)借鉴张军(2014)所提出的物质资本存量的[23]计算方法，利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区域物质资本存量，其中，固定资产折旧率σ取9.6%。

根据式(11)，本文实证检验中采用的模型如下：

lnpgdp=lnA+γlnPA+∂lnmat+

β1lnpopen+β2emp+β3fis+υ，

(Ⅰ)

lnpgdp=lnA+δlnUIS+∂lnmat+

β1lnpopen+β2lnemp+β3fis+υ2，

(Ⅱ)

lnpgdp=lnA+γlnPA+δlnUIS+

∂lnmat+β1lnpopen+β2emp+β3fis+υ3，

(Ⅲ)

lnpgdp=lnA+γlnPA+λlnhum+

∂lnmat+β1lnpopen+β2emp+β3fis+υ4.

(Ⅳ)

数据源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并将相应指标折算成2000年不变价格。各个指标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

表3 描述性统计分析

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已建立的4个模型，对2003—2015淮河流域4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模型Ⅰ是为了分析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模型Ⅱ是进一步验证上一章节所要实证的人口集聚通过以产业结构升级为中介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模型Ⅲ和模型Ⅳ则分别将产业结构升级(UIS)和人力资本(hum)加入到模型Ⅰ中，以考察人口集聚经济效应实现的途径。为考察各模型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对各模型进行 Hausman 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

表4 各模型的Hausman 检验结果

由Hausman检验结果发现，各模型均拒绝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因此,各模型均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经济增长水平效应的实证结果

从表5可以得出以下结果：

1)淮河流域40个地级市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型Ⅰ中人口集聚度指标(lnPA)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lnpgdp)的系数为正(0.6466)且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是有直接促进作用的。这可能是因为人口集聚扩大了地区的生产需求市场，拉动了当地的内需，推动产业扩大发展，带来经济上的发展。

4.按照提取温度、提取时间、固液比、酿酒酵母质量百分数为四因子，以葛根素的含量为指标，设计L9（34）四因素三水平正交试验（因素与水平表见表1）。

2)产业结构高级化(UIS)对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5实证了人口集聚对产业高级化(UIS)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里从模型Ⅱ中可看到产业结构高级化(lnUIS)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系数为2.184 4，且其同样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经济增长确实具有促进作用。人口集聚为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人们间的交流使知识得以共享，思想的碰撞有利于提升创新水平，为产业优化升级提供基础，使经济外部性得到充分释放。产业结构升级不仅表示传统产业的生产升级，譬如第一产业中的农业、林业以及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等产业越来越机械化，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带来经济的发展，而且第三产业中的高技术行业快速发展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创新发明，直接推动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产业结构升级也间接证明了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水平的作用。因此，人口集聚可以以产业结构升级为中介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3)产业结构高级化(UIS)和人力资本(hum)是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水平途径。模型Ⅲ和模型Ⅳ是在模型Ⅰ中分别加入了产业结构高级化(UIS)和人力资本(hum)。产业结构高级化(lnUIS)系数为正且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存在直接促进作用；人力资本(lnhum)系数也为正，同样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比模型Ⅰ和模型Ⅲ、模型Ⅳ的人口集聚度指标(lnPA)，发现人口集聚度指标的回归系数由0.646 6下降到0.565 2以及0.425 9，说明在加入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人力资本指标后，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说明结构高级化和人力资本是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水平的途径。人口集聚特别是高素质人才的集聚，会带来思想上的碰撞从而产生创新发展的火花，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有了资源才有区域经济增长的基础。

4)模型Ⅰ至模型Ⅳ中的物质资本存量(mat)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目前中国经济总体技术水平依然较低，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需要高投资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人均对外开发(popen)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且其中3个模型的结果不显著，表明其对区域经济增长并未起到促进作用，这与淮河流域地区的地理位置有较大关系，多数城市属于内陆城市，对外开发的作用受限。非农就业比(emp)指标，是从就业人数方面反映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其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财政分权(fis)对经济具有负作用，其可能原因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过度依赖导致，同时与财政干预中存在的外部性、规模不经济以及收入再分配等问题相关。

3.4 稳健性检验

上述结论得出人口集聚、产业结构升级等因素均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采用被解释变量滞后、核心解释变量替代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稳健性检验

续表6

1)消除内生性问题。借鉴陈乐等(2018)的做法，对人均生产总值进行一阶滞后作为解释变量[24]。从模型Ⅴ和模型Ⅵ分别可知人口集聚度指标(lnPA)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lnUIS)的系数依然为正，表明其对经济增长依然有正向的影响，这与模型Ⅰ、Ⅱ的结论一致；模型Ⅶ中人口集聚度指标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系数依然为正，且人口集聚度指标的系数减小到0.030 3，再一次证明了模型Ⅲ的结论。

2)用人口密度(mp)代替人口集聚度指标(PA)。人口密度用全市年末常住人口与区域面积之比得出。将人口集聚度指标(PA)换成人口密度(mp)后，模型Ⅷ、Ⅸ的人口密度(mp)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证明了上述模型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4 结 论

本文以淮河流域40个地级市的数据为基础，研究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上述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淮河流域40个地级市存在不同程度的人口集聚。人口集聚指数的测算结果表明，各个地级市除了随州市其余均属于人口密集区，根据以往年份常住人口的比较，集聚扩大的趋势还很明显。

2)通过中介效应的检验流程，证实了淮河流域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口集聚促进经济增长中起到中介作用，并得出人口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检验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人口集聚通过产业结构的中介作用对经济增长具有间接影响。同样，非农就业比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一结果也验证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促进淮河流域经济发达区域进行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进行产业优化升级，有助于其经济快速增长。

3)人口集聚也能直接促进经济的增长。大量的人口集聚的结果直接会给区域带来各种内需，最基本的就是生活需求。而需求的扩大直接拉动当地消费，促进经济的发展；淮河流域正处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成为该时期淮河流域最迫切的期望。近年来，京津冀都市圈、长三角等区域快速发展的虹吸效应，使得淮河流域缺失了大量高素质劳动力。当地政府可制定更为宽松的政策、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入等引进人才，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夯实基础。

本文将“人口集聚—产业结构高级化—经济增长”三者结合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在人口集聚促进经济增长中起着中介效应，人口集聚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且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口集聚影响地区经济增长水平的作用机制之一。该实证检验对淮河流域发展经济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研究不足在于只基于淮河流域40个地级市的数据，若范围扩大至全国地级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在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中是否起着中介效应需要进一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