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宗志，张 亮，龚银银，余建国

(安徽建筑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自20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已位居世界前列，工程建筑业由于其庞大的市场需求和良好的劳动力吸纳能力也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在工程领域甚至有“基建狂魔”的称号。当然，在面临良好的发展前景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国内建筑企业不仅要和本国企业竞争，甚至还面临着来自国外的竞争压力，因此，工程建筑市场包括工程建筑企业改革刻不容缓。

1 研究背景

1.1 发展状况

1)工程总承包。工程总承包指的是从事工程总承包的企业受业主方委托，将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竣工验收等实施全阶段或者若干阶段的承包。在工程总承包模式下，大部分工作都由一家承包公司负责，该承包公司最后交付1个达到要求的工程给业主即可。它区别于一般的传统意义上的施工总承包、施工总承包管理、分包等，是1种具有系统管理思想的全面承发包模式，相较于传统承发包模式，工程总承包使项目管理更加高效，符合建设单位的根本利益，必将成为今后工程建设领域的主流承发包模式。

2)发展状况。在中国，工程建设是一项比较依赖国家政策、程序的生产经营活动。工程建设行业对公司和从业人员实行双重的资质管理，同时对工程总投标、工程合同等工程建设要素都有严格的规范管理体系。但是，由于工程总承包模式在中国起步较晚，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相对滞后，尤其是落实到各地的具体政策还非常欠缺，因此，要求相关企业对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必须熟悉。自20世纪80年代初引进工程总承包模式以来，直到2020-03-01正式实施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中国一直坚持不断探索适合工程总承包模式的相关法律法规。

上述文件的制定毫无疑问地体现出国家对推进工程总承包模式的决心，然而，工程总承包模式在实际推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依然很多，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与中国工程建设行业关系密切的两大法律《建筑法》和《招投标法》的制定参考的是行业内工程建设的主流模式，即设计和施工分块的模式，其中，关于工程资质、招投标和定价、支付等规定在具体实施中和工程总承包模式有较大差异，这些差异不可避免对企业在选择承发包模式时的决策产生影响[1]。

因此，就目前国内市场而言，相较于传统承发包模式，实施工程总承包的单位还比较少，无论是设计单位还是施工单位，由于长期在传统承发包模式下发展，形成了惯性思维，尽管在国家的支持和推动下，部分大型设计和咨询单位开始涉足工程总承包模式，但作为市场占比较大的中小型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最多也就是通过将设计、施工等工程单位组成联合体投标一些工程总承包项目，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工程总承包，没有体现出工程总承包现代化管理和优化组织结构的优点。因此，探寻出企业内部层级和推进工程总承包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级别所关注和忽略的因素，从而对症下药，加快企业走向工程总承包发展模式，成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

3)研究现状。中国学者对工程总承包的研究一直从未停歇，目前对工程总承包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EPC模式，设计管理、合同管理、施工管理及风险管控，总承包商、分包商和业主的协调管理等方面[2]，大部分的研究依然停留在项目施工过程中的技术环节上，对工程总承包推进机制的研究少有人提及。其中，张水波、张蕾等提出选择工程总承包商时以商务、技术、管理三方面为核心建立评价指标体系[3]。孙继德等提出工程总承包模式推进的三点困难的方面：体制、法制和机制；业务供给能力；业主意愿[4]。谢丽芳对工程总承包企业核心竞争力要素进行了实证研究[5]。

1.2 理论支持

根据现有的管理学组织结构理论，作为1名管理者，需要达成某一目的时，不仅仅需要自己的决策和领导，还需要注意组织内群体成员的结构及作用，因为西方人的管理是以事为中心，而中国的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人为中心的[6]。根据赵涛《管理学》的组织结构理论，将企业职级职等从低到高分为4个等级，从低级别到高级别，其管理行为更加向宏观决策突出，同时，从高级别向低级别，其决策更加向技术细节层面突出，但每个级别都是具有相应的前瞻性和控制型的决策能力(见图1)。不同组织结构的员工影响着公司不同层次的决策[7]，在工程建设企业中面对工程总承包问题也是一样，不同级别员工的日常工作和关注面不同将会导致其对工程总承包模式的理解有区别，同时他们也是解决该层次工程总承包问题的最合适人选，因此，将各级别的员工对工程总承包模式的意识集合起来研究，从而找出针对不同层级的工程总承包推进路径。

图1 组织结构层级

1.3 提出问题

工程总承包模式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同时国家也在积极推动，那么工程总承包模式依然未成为市场主流的原因就值得深思了[8]。本文就是从工程总承包模式发展的指标入手，根据工程建设企业内不同职位层级的决策差异，依据管理决策、管理控制系统和管理行为控制理论，通过对工程建设行业从业人员的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探寻组织结构内不同层级的人对影响工程总承包指标的关联程度，从而对症下药，为工程总承包建设企业向工程总承包模式转型提供参考，并为国家工程总承包模式的推进提供政策建议 。

2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数据,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通过实地调研的方式，共发放问卷350份，收集问卷284份，剔除无关人员以及不了解工程总承包人员后，有效问卷210份。目标人群包括涉及工程建筑行业相关人员，包括房产、设计、施工、工程咨询等企业人员，其中，高级管理人员18人，中层管理人员48人，基层管理人员60人，普通员工84人，样本情况大致与实际群体情况相符(见图2)。

图2 人员职位分布

问卷对象中，从事工程建设行业10 a以上人员超过40%，数据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见图3)。

图3 人员从业时间分布

3 指标体系构建和数据分析

3.1 指标体系构建

通过前期大量的文献阅读和专家学者访谈讨论，构建出问卷关于工程总承包的23个观测变量，分别是政府引领X1、工程总承包商数量X2、政策环境X3、利益分配X4、工程总承包项目数量X5、政府融资支持X6、大纲型法律法规X7、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X8、工程总承包项目投融资担保法规X9、工程总承包招投标法律法规X10、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法律法规X11、法律法规执行力X12、全过程工程咨询X13、BIM技术发展X14、装配式建筑技术发展X15、业主对项目控制力X16、业主主观接受程度X17、企业信息化管理X18、企业组织架构X19、企业风险控制能力X20、人才培养机制X21、组织性人才X22、复合型人才X23。因为前期为了收集更多更全面的信息，设置指标较多，为了防止信息重叠和减少数据处理难度，对问卷进行相关的效度和信度检验，将该19个指标变量运用SPSS 25 数据分析软件进行可靠性检验和因子分析，并转换成数量较少的观测变量。可靠性检验见表1，因子分析结果见表2。

表1 可靠性统计

表2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由可靠性检验的结果可知，其克隆巴赫Alpha系数为0.881，大于0.6，观测变量具有良好的可信度。

由因子分析结果可知，KMO值为0.867，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结果其显著性为0.000,小于显著水平0.05，表示拒绝原假设，说明变量间存在相关关系，数据可信性较强。

根据总方差解释(见表3)和成分得分系数矩阵(见表4)，将23个观测变量分为以下6类，如表5所示。

3.2 数据分析

1)相关性分析。正式开始分析前，代入公司职位这一变量，将职位和指标得分进行双变量的相关分析(见表6)。1表示高级管理人员，2表示中层管理人员，3表示基层管理人员，4表示普通员工。可以看出，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0.231，表示二者存在负相关。两者之间不相关的双侧显著性为0.028<0.05，可以得出结论，职位和指标得分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且为负相关，即职位越低，对工程总承包相关指标的评价越低，可以进行下一步对应分析，结果见表6。

表3 总方差解释

表4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表5 指标分类

表6 相关性分析

2)对应分析。基于工程总承包行业中，企业人员职位和指标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差异，因此，有必要对企业内各个层级和反映工程总承包模式发展的各个指标进行对应分析。对应分析可以直观地判断研究对象在指标上的分布情况。故本文就6个职位等级和6个指标运用软件SPSS 25进行对应分析，得到维度惯量(见表7)，可以看出，本次数据处理维度为3个维度，其中，第一维度占最多的贡献：0.841；第二个维度与第一维度正交，占0.152，前两个维度的贡献率达到99.3%；第三个维度解释能力几乎没有，可以通过二维对应图对4个职位等级所对应的工程总承包指标进行相对准确的评价。维度惯量内容见表7。

表7 摘要

如图4所示，高级管理人员靠近政府导向的指标，表示企业内部的高级管理人员更加注重政府支持对工程总承包的影响，与他们是企业领导者，关注点较为宏观相适应；中层管理人员离法律规范、参与方倾向很近，而远离行业技术指标，表示中层管理人员更加关注法律规范对工程总承包的影响，而缺少对企业工程总承包行业技术的关注；而基层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与企业发展和行业人才聚为一类，表示二者比较关注行业人才和企业发展方面，与他们参与的工作直接面向工程本身，和人员接触广泛有关。对应分析详见图4。

图4 对应分析二维图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决策意愿得分较高，其关注点主要体现在行业技术和政府导向两个方面，表示目前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工程总承包模式推进方面主要的关注点是政府导向的支持力度和行业内的承包商是否有这个技术和管理能力来承接工程总承包项目，由于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对企业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其决策方向决定着企业发展方向，因此，政府导向和行业技术这两个因素是工程总承包模式推进的关键因素。

第一，要想推进工程总承包，必然要先从政府导向开始入手。比如，政府项目应该带头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9]，并且可以明确一定比例采取工程总承包模式，成为工程总承包模式的先行者，也可以适当提供一些激励措施，鼓励业主方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以及承包商向工程总承包商转型[10]。政府导向对于建筑业总承包模式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总承包项目数量的增加，具有工程总承包能力企业的增多，才能更有效地推进工程总承包。

第二，要想推进工程总承包，需要从技术方面着手。应该大力培养行业内工程总承包商的企业能力和行业内先进技术，使其运行能力能够与工程总承包项目所需的能力相匹配，同时推进BIM技术和装配式建筑的发展，才能使工程总承包模式的发展更加健康[11]。总承包商企业能力的提升，也使其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使企业健康发展的同时，更适应工程总承包的发展。

第三，要想推进工程总承包，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目前还需结合国内建设工程发展的现状，完善相关的总承包招投标法规、规范合同示范文本以及相关的管理办法。使工程总承包在健全的法律法规的保障下，有序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