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

内容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的公共领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转变，1990年代是该转变的转折点。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媒体组织被用来宣传意识形态。但随着时间推进，传媒领域开始进行一些渐进改革。媒体商业化是新的多元化公共领域形成的主要原因，可以增加民主政治改革的前景。中国媒体市场规模和多样性的快速增长为私人所有者创造了机会，除了商业化之外，它所带来的更先进的技术也促进了中国媒体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当代传媒 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 转型 媒体商业化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刘擎和马奎特大学政治学教授巴雷特·麦考密克（Barrett McCormick）描述了当代中国媒体和公共领域的变化。通过分析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的公共领域理论以及中国特殊国情下中国媒体与政府关系的变化，他们提出了一个与西方普遍认知相反的论据，即媒体商业化可以增加民主政治改革的前景[1]。虽然文章中所讨论内容可以涉及的更全面，例如媒体商业化在除公共领域之外的影响和体现，但本文依旧为研究商业化媒体对中国乃至其他一些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影响提供了一个有益视角。

在刘擎和麦考密克的看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的公共领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转变，1990年代是该转变的转折点。1990年代以前，中国的公共领域可称为垄断性公共领域;1990年代以后，随着媒体自主性的恢复，多元公共领域随着媒体商业化而出现。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媒体组织被用来宣传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但随着时间推进，传媒领域开始进行一些渐进的小改革[2]。政府逐渐注意到媒体商业化带来的高额利润，却开始无力承担媒体机构日益增长的开支，因此将部分自主权归还给了媒体[3]。而在1990年代初，以邓小平提出的经济改革为首的一系列改革彻底推动了中国公共领域的变革[4]。刘擎与麦考密克认为，媒体商业化是新的多元化公共领域形成的主要原因，它使国家、市场和传媒机构形成了一种新的三角平衡关系。自此之后，公众开始认识到媒体的概念，参与媒体的声音中，进而使得公众话语的形式更加多样化[5]。

在对中国过往和如今的公众领域及其转变做出整体背景介绍之后，刘擎和麦考密克提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在解释了哈贝马斯理论的官方定义及其对中国公众领域的存疑之后，两人承认哈贝马斯的理论可以作为一个理想化目标，应用于批判性反思，但也认为其思想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哈贝马斯的理论只适用于西方国家，而并非有着完全不同历史环境的中国[6]。中国确实存在公共领域，而公众领域概念在中国背景下的实际应用才更为关键，即当前多元化公共领域与之前的垄断性公共领域相比有哪些进步和发展。刘擎和麦考密克总结了过去和现在公共领域的特点，并提到前者到后者的转型所带来的几点贡献。例如，代表性不足的小群体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表达他们的要求;这种转型是垄断终结的信号[7]。

在文章最后，两人提出媒体的商业化可以增加民主政治改革的前景。然而，西方对媒体商业化的评论大多是完全否定的，如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和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的文化产业理论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后者担心随着媒体的商业化，娱乐消费话题将取代公共领域中的理性辩论。而在中国学者当中，多数人怀疑媒体商业化究竟是否能为中国民主化进程做出贡献[8]。对此，刘擎和麦考密克认为，大多数英文文献是基于自由资本主义媒体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些理论观点，但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至关重要的是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在当前的中国公共领域，消费导向的话语已经超越了党的政治话语，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政治化的转型[9]。为了支持和补充这一论点，作者提出三个基本结论。首先，在中国，公共领域的商业化可以增加民主政治改革的前景，这种转变是必要的，但不足以直接促进民主改革。其次，当今多元化的政治领域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最后，当前的公共领域在政治上给我国带来了改革的压力[10]。

對于媒体商业化，绝大多数人持反对意见，认为它会对政治民主化产生负面影响，然而两人认为媒体商业化在中国究竟是否具有积极意义，需要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来看待[11]。在文章的结构构造上，作者们也回应了这一观点，即文章前两部分分别描述了中国过去和现在公共领域的历史及其特点，为自己的论点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背景;再以公共领域为切入点，将媒体商业化的表现的广义概念简化为易于理解的概念。通过描述媒体商业化对公共领域转型的影响，刘擎和麦考密克进一步阐述了其对政治民主化的影响。两人的论点有助于媒体研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公共领域提供了意见和资料，也为分析媒体商业化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有效视角，这种观点和研究方法也可以为分析与中国有相似之处的国家的媒体商业化对政治民主化的影响提供思路和帮助。

然而同时也应该承认，刘擎和麦考密克的文章有一个明显的局限性，即两人仅以公共领域的视角作为通篇讨论切入点。在此基础上，其他研究媒体商业化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影响的学者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观点，可以进一步支持并完善刘擎和麦考密克的工作。有学者对于中国的媒体商业化提出了与两人类似的观点并同时提到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但主要是从新闻业的角度进行讨论。这些学者认为，由于互联网和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商业化相结合，更多压力被施加到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新职业精神上。这为新闻业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同时也认同媒体商业化有助于中国政治民主化，即与过去相比，现在的中国记者有空间挑战政府当局，而这正是媒体商业化所带来的环境①。另外，也有学者通过分析中国经济改革后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重点探讨了中国传媒体制的变迁，并提出“中国作为一个特例，有助于学者们解决传媒制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②。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提出了更为微观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媒体市场规模和多样性的快速增长为私人所有者创造了机会，除了商业化之外，它所带来的更先进的技术也促进了中国媒体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③。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里提到有两个因素（技术和商业化）都促进了中国媒体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但商业化是其中的重点，因此并未与刘擎和麦考密克的论点相矛盾。

专攻中国民主化、政治传播等相关学术領域的莱顿大学副教授斯托克曼也对中国的媒体商业化进行了多元而全面的分析。她认为，市场化媒体为中国提供了政治稳定，但不一定提供了民主变革的力量。这一观点似乎与刘擎和麦考密克的观点相反，但事实上是相似的，因为两人也认为媒体的商业化可以带来政治民主化的前景，但并不能保证政治民主化。斯托克曼将中国动态的媒体环境与其他类似政权的趋势进行了比较，这些比较揭示了制度因素在决定媒体商业化影响方面的重要性④。这就带来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即国家制度与一国媒体商业化的影响有着重要关联。因此，刘擎和麦考密克的研究成果在媒体研究领域的贡献可以有一个合理的推测和拓展：在中国及与其有着相似政治制度的国家，媒体商业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政治民主化。

综上所述，刘擎和麦考密克的文章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公共领域领域的变化，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进行了理性分析和探讨，并结合中国的媒体商业化和公共领域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媒体商业化可以增加政治民主化的前景，但并不能完全保证政治民主化推进的论点。与西方传统观点及多数中国学者相反，两位作者肯定了媒体商业化在中国的积极作用。在媒体研究领域，将公共领域作为研究中国媒介商业化的切入点是具有创新性的，同时，他们的研究结论也可以为具有与中国类似国家制度的国家媒介商业化提供研究方向。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若要更全面地探究媒体商业化对政治民主化的影响，除了公共领域之外，还需考虑更多其他方面。然而，以不同角度（新闻学、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私人所有者）为切入点的相关研究完善了两人的论点，并为他们的文章为媒体研究领域做出进一步贡献提供了可能性。

参考文献

①Gang， Q.， & Bandurski， D. （2011）. Changing media， changing China（改变传媒，改变中国）. Chinas emerging public sphere： The impact of media commercialization，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Internet in an era of transition（中国新兴公共领域：转型期媒体商业化、专业化和互联网的影响）， 38-76. S. L. Shirk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②Winfield， B.， & Peng， Z. （2005）. Market or Party Controls（市场或政党控制）？ Gazette （Leiden， Netherlands）， 67（3）， 255-270. doi： 10.1177/0016549205 052228

③Tang， W.， & Iyengar， S. （2011）. The Emerging Media System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Regime Change（中国新兴媒体体系：政权变革的启示）.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8（3）， 263-267. doi： 10.1080/10584609.2011.572446

④Stockmann， D. （2013）. Media Commercialization And Authoritarian Rule In China（媒体商业化与中国的统治）.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注 释

[1]Lou， Q.， & McCormick， B. （2011）.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Boundary 2， 38， p131.

[2]Lou， Q.， & McCormick， B. （2011）.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Boundary 2， 38， p102.

[3]Lou， Q.， & McCormick， B. （2011）.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Boundary 2， 38， p104-105.

[4]Lou， Q.， & McCormick， B. （2011）.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Boundary 2， 38， p106.

[5]Lou， Q.， & McCormick， B. （2011）.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Boundary 2， 38， p110-111.

[6]Lou， Q.， & McCormick， B. （2011）.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Boundary 2， 38， p113-114.

[7]Lou， Q.， & McCormick， B. （2011）.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Boundary 2， 38， p121-122.

[8]Lou， Q.， & McCormick， B. （2011）.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Boundary 2， 38， p127-129.

[9]Lou， Q.， & McCormick， B. （2011）.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Boundary 2， 38， p129-130.

[10]Lou， Q.， & McCormick， B. （2011）.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Boundary 2， 38， p130-134.

[11]Lou， Q.， & McCormick， B. （2011）.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Boundary 2， 38， p130.

（作者单位：湖北知音传媒集团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