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兼容并包中寻找中国文学的特色和自己的文学个性，是现代以来作家创造的必由之路。这里，兼容并包不仅是对于世界文学的取精用弘，也是对于本土传统文学的重新发现、广泛吸收。而当作家们在兼容并包世界文学与本土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创造出各有千秋的文学作品时，也就显示了世界文学与本土传统文学在彼此激荡与交融中呈现出的神奇亲和性，以及作家们在各具特色的发现与阐释中不断闪烁出的千变万化的可能性。不同个性、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会有各自不同的阅读经历，也由此会有各自的文学导师、人生宝典。那么，莫言的兼容并包世界文学与本土文学传统具有怎样的个性色彩和独特经验呢？

一.从本土文学出发

莫言出身农家。又成长于政治运动频繁、思想遭受禁锢的动荡岁月。而偏偏他又有一颗渴望阅读的心灵。于是，他像许多同龄人一样，在文化贫乏的年代里到处找书读。这是这一代人不同于“五四”那一代人的阅读背景：没有经过背诵古代经典的系统训练，也没有年轻时就出国，“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经历，因此，也就不可能像那一代人那样学贯中西。另一方面，在自己的摸索中读杂书、上下求索，其实也是古往今来许多作家的共同成长经验。在驳杂的广泛阅读中探索文学与人生的奥秘，找寻属于自己的灵感与智慧，也往往显示了某种冥冥中的曲径通幽。

莫言常常在回忆往事时谈到他读杂书的经历：“我童年时的确迷恋读书。……看‘闲书便成为我的最大乐趣。”1值得注意的是，他“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读鲁迅了。”那是缘于莫言正在上中学的大哥的一本鲁迅作品选集。虽然“不认识的字很多”，也不明白“那些故事里包含的意思”，只是被书中的绝望感所感染。2那绝望感本来就弥漫在贫困的生活中，读鲁迅的书进一步强化了那绝望感。在莫言后来的创作中，绝望感常常浮现，根子应该就在这里。

另一方面，他还读了一批古典文学书：《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这是许多出身农家的孩子共同的经历。（孙犁就曾经谈到了《红楼梦》在中国农村流行的普遍性：“……就是《红楼梦》这部比较‘高级的文学读物，稍微大些的村庄，就会有几种不同的版本。”3）由此可见即使是在革命文化无所不在的年代里，古典文学的影响也随处可见。古典文学在民间的影响根深蒂固，充分显示了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即使经过革命运动的几度荡涤，也依然诱惑着、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和老百姓。《封神演义》的魔幻色彩、《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传奇色彩，还有《儒林外史》的讥讽风格，都是千百年来老百姓打发光阴、驱除绝望的文学慰藉，也在冥冥中开启了莫言的想象力。魔幻色彩、传奇韵味、讥讽风格，都在莫言的创作中不时闪烁，滋养了他文学世界的丰富多彩。

接着，是读那个年代里产生的革命文学作品：“在那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文革前出版的那几十本有名的长篇小说，都让我看了。”有趣的是，革命文学留给少年莫言最深的印象是“有关男女情爱的情节”：“譬如《吕梁英雄传》中地主家的儿媳妇勾引那个小伙子的描写，地主和儿媳妇爬灰的情节;《林海雪原》中解放军小分队的卫生员白茹给英俊的参谋长少剑波送松子、少剑波在威虎山的雪地里说胡话的情节;《烈火金刚》中大麻子丁尚武与卫生员林丽在月下亲吻，丁尚武的‘脑袋胀得如柳斗一般大;《红旗谱》里的运涛和老驴头的闺女在看瓜棚子里掰手指头儿;《三家巷》里区桃和周炳在小阁楼里画像;《青春之歌》里林道静雪夜留江华住宿;《野火春风斗古城》里杨晓冬和银环逃脱了危难、拥抱在一起亲热之后，银环摸着杨晓冬的胡碴子的感叹;《山乡巨变》里盛淑君和一个小伙子在月下做了一个‘吕字;《踏平东海万顷浪》中的雷震林和那个女扮男装的高山伤感的恋爱;《苦菜花》中杏莉和德强为了逃避鬼子假扮夫妻、王长锁和杏莉妈的艰涩的偷情、特务宫少尼对杏莉妈的凌辱、花子和老起的‘野花开放、八路军的英雄排长王东海拒绝了卫生队长白芸的求爱而爱上了抱着一棵大白菜和一个孩子的寡妇花子……”“这些小说，都是在将近二十年前读过的，之后也没有重读，但这些有关性爱的描写至今记忆犹新，这除了说明爱情的力量巨大之外，还说明了在文革前的十七年里，在长篇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里，关于男女情爱的描写，的确是这辉煌成就的一个组成部分。”4这样的阅读记忆显然与革命文学的“主旋律”相去甚远，却也显示了那个年代里许多青少年在阅读革命文学时的相通趣味：因为青春期的萌动情怀而特别对爱情故事好奇，因此得到爱的启蒙。与莫言有着相通体验的，是学者刘小枫。他是在“文革”中因为阅读苏联革命文学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爱上小说中的冬妮娅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把革命描写得引人入胜，我读得入迷。回想起来，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描写伴随着恋爱经历的革命磨炼之路”，读着读着，“我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冬妮娅缭绕着蔚蓝色雾霭的贵族式气质，爱上了她构筑在古典小说呵护的惺惺相惜的温存情愫之上的个体生活理想，爱上了她在纯属自己的爱欲中尽管脆弱但无可掂量的奉献。”“‘史无前例的事件之后，我没有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的形象已经黯淡了，冬妮娅的形象却变得春雨般芬芳、细润，亮丽而又温柔地驻留心中，象翻耕过的准备受孕结果的泥土。我开始去找寻也许她读过的那‘一大堆小说：《悲惨世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白夜》、《带阁楼的房子》、《嘉尔曼》……”5由此可见，革命文學中的革命主题终究淹没不了禁欲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少年对于爱的天热向往。革命文学对于那一代人在禁欲年代里竟然起到了爱情的启蒙作用，实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学奇迹、人心奇迹。而那些革命文学后来在“极左”的风

暴中被打入禁区，也常常因为其中那些描写爱情的“小资情调”的情节。当这样的革命文学也被打

入了禁区时，“无产阶级文化”就成了一片荒原。

由此可见，少年莫言的文学阅读是驳杂的。这种驳杂其实是那个年代里许多青少年求知胃口的缩影。虽然一直接受正统的革命教育，却仍然对光怪陆离的世界一直保持着难以抑制的强烈好奇。一边是革命理想、英雄故事、纯洁趣味的正面教育，另一边是绝望感、历史遗产、青春情绪的五味杂陈。甚至，对于莫言这样家庭出身不好、在饥饿与早早失学的

绝望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少年，绝望感、历史遗产、青春情绪五味杂陈的影响比起革命理想、英雄故事、纯洁趣味的正面教育来，无疑具有更强大的亲和力。他的文学道路就是这样从本土文学开始的。本土的古典文学与革命文学，还有鲁迅的书，给了少年莫言以慰藉。他也从本土的古典文学与革命文学，还有鲁迅的书中发现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心得。这一切，对他后来的创作影響深远。而接触外国文学，则要等到改革开放的年代到来以后了。

二.走向外国文学

在谈到自己创作之初受到的外国文学影响，莫言难忘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小说《灯塔看守人》：“本篇中关于大海的描写我熟读到能够背诵的程度，而且在我的早期的几篇‘军旅小说中大段地摹写过。”“后来我读了显克微支的长篇《十字军骑士》，感觉到就像遇到多年前的密友一样亲切，因为他的近乎顽固的宗教感情和他的爱国激情是一以贯之……充满了浪漫精神……浪漫主义总是偏爱戏剧性的情节。”还有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莫言自道“胡里奥·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公路》与我的早期小说《售棉大路》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在此之前，我阅读的大多是古典作家，这个拉美大陆颇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充溢着现代精神的力作，使我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第一次感觉到叙述的激情和语言的惯性。”还有乔伊斯的《死者》中“富有喜剧性而又深刻无比”的情节，还有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中“那群讲鬼故事的孩子、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鬼故事”，还有卡夫卡的《乡村医生》那样的“仿梦小说”，以及日本作家水上勉的《桑孩儿》中的“大宗教的超然精神”与“乡村风俗”，6都体现出莫言看外国文学的兴趣广泛、胃口驳杂。莫言小说的多变风格，时而写实，时而浪漫，时而魔幻，时而诡异，显然也导源于此。

根据莫言的回忆，他1984年开始接触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而且“读得十分轻松”。“读了福克纳之后，我感到如梦初醒，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地胡说八道，原来农村里发生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写成小说。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尤其让我明白了，一个作家，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而且可以虚构地理。于是我就把他的书扔到了一边，拿起笔来写自己的小说了。受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启示，我大着胆子把我的‘高密东北乡写到了稿纸上。”71986年，莫言还发表了《两座灼热的高炉》一文，谈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对他的巨大影响。这两位作家是当代中国作家谈论最多的文学大师，是当代“寻根文学”的精神导师。他们的小说都有“地区主义”的特色，也“都生动地体现了人类灵魂家园的草创和毁弃的历史”。8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因此也既富有浓郁的“地区主义”色彩，又“体现了人类灵魂家园的草创和毁弃的历史”。有趣的是，莫言一面从福克纳那里汲取了灵感，一面又“坦率地承认，至今我也没有把福克纳那本《喧哗与骚动》读完……我承认他是我的导师，但我也曾经大言不惭地对他说：‘嗨，老头子，我也有超过你的地方！……我的胆子也比你大，你写的只是你那块地方上的事情，而我敢于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改头换面拿到我的高密东北乡，好像那些事情真的在那里发生过。”9敬佩却不迷恋，这样的态度显示了莫言特立独行的个性。也正是因为他的特立独行、情绪多变，才使他得以不断前行、不断超越自己。他说过：“我读外国的作品太杂了。我喜欢的作家是因着年代和我个人心绪的变化而异的。开始我喜欢苏联的，后来是拉美是马尔克斯，再后来是英国的劳伦斯，再后来又喜欢起法国的小说来，我看了他们喜欢了他们，又否定他们否定了喜欢过他们的我自己。你看我钦佩福克纳又为他把自己固定在一个地域一个语言系统中而遗憾。……我讨厌千篇一律，希望在每一篇作品中都有不同层次的变化。要想变化就得反叛，不断地反叛家长权威、过去的规范连同你自己。”10这样的想法，在当今作家中其实也相当普遍。莫言与其他作家的一点区别也许在于：他在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导师的同时很快就有了远离导师的冲动。

后来，在谈到“将自己的故乡经历融会到小说中去的例子”时，莫言还提到了“水上勉的《雪孩儿》、《雁寺》，福克纳的《熊》，川端康成的《雪国》，劳伦斯的《母亲与情人》……”11而在谈到“高密东北乡”的第一篇《白狗秋千架》时，莫言特别谈到了川端康成的《雪国》：《雪国》中那句“一只黑色壮硕的秋田狗，站在河边的一块踏石上舔着热水”激活了自己的灵感，写出了《白狗秋千架》第一句：“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12他还写过一篇《三岛由纪夫猜想》，在表达了他对三岛由纪夫的理解同时，其实也曲折地写出了自己与三岛由纪夫的心有灵犀一点通：“我猜想三岛其实是一个内心非常软弱的人。他的刚毅的面孔、粗重的眉毛、冷峻的目光其实是他的假面。他软弱性格的形成与他的童年生活有着直接的关系。”“他是一个病态的多情少年，虽然长相平平，但他的灵魂高贵而娇嫩”。“三岛是决不甘心堕入平庸的，他对文学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我猜想三岛是一个十分看重名利的人……三岛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作家，评论家的吹捧会让他得意忘形，评论家的贬低又会使他灰心丧气，甚至恼怒。三岛并不完全相信自己的文学才华。”“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文人。”13是的，与川端康成的细腻、温柔相比，莫言的强悍、华丽显然与三岛由纪夫更为接近。他像三岛由纪夫那样迷恋于爱与死的叙述，而且字里行间常常充满了耐人寻味的政治色彩（莫言的许多作品都有战争、政治运动的背景，而且常常引起沸沸扬扬的争论，就是例证）。

他还谈到过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的小说《天使望故乡》的启示：那里面“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搬用了他故乡的材料，以至小说发表后，激起了乡亲们的愤怒，使他几年不敢回故乡。”14

一切阅读都看似随心所欲，一切体会又都独出心裁。驳杂中自有一脉独到的发现与理解，显示着作家的自由个性与独到目光。

值得注意的还有，莫言读书眼光之独到。除了前面谈到的从革命文学中发现爱情的诱惑以外，他常常谈小说的气味也显示了他眼光的独到。他的文集中有一本就题为《小说的气味》。还有一本文集题为《什么气味最美好》。可见他对“小说的气味”情有独钟。他写道：“我喜欢阅读那些有气味的小说。”“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里，向我们展示了他的特别发达的嗅觉。他描写了顿河河水的气味，描写了草原的青草味、干草味、腐草味，还有马匹身上的汗味，当然还有哥萨克男人和女人们身上的气味。”“马尔克斯小说《百年孤独》中的人物，放出的臭屁能把花朵熏得枯萎，能够在黑暗的夜晚，凭借着嗅觉，拐弯抹角地找到自己喜欢的女人。”“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里的一个人物，能嗅到寒冷的气味。”还有，“我国的伟大作家蒲松龄在他的不朽著作《聊斋志异》中写过一个神奇的盲和尚，这个和尚能够用鼻子判断文章的好坏。”由此可见，小说应该也可以写成“有气味、有声音、有温度、有形状、有感情的生命活体”。15他还说过，“法国大文豪普鲁斯特的不朽巨著《追忆似水流年》就是从对一种小薄饼的气味的回忆开始的。当那种特殊的薄饼的气味在他的口腔和鼻腔内弥漫开来时，逝去的往昔生活画面便在他的脑海里展现开来。”还有，“八十年代初，德国作家聚斯金德写了一部著名的小说《香水》，在西方引起过很大的轰动。他在书中写了一个嗅觉极其发达、对气味特别敏感的制造香水的天才。……”16莫言眼光之独到，于此可见一斑。而他的小说常常写感觉的奇异、想象的怪异，富有光怪陆离的色彩，也显然源自于此。

三.回归传统

然而，莫言在成名以后谈得最多的，还是鲁迅和司马迁、蒲松龄这些中国作家。

他是反反复复读鲁迅的：“除了如《故乡》、《社戏》等篇那一唱三叹、委婉曲折的文字令我陶醉之外，更感到惊讶的是《故事新编》里那些又黑又冷的幽默。尤其是那篇《铸剑》，其瑰奇的风格和丰沛的意象，令我浮想联翩，终身受益。截止到今日，记不得读过《铸剑》多少遍，但每次重读都有新鲜感。”成名以后，他还通读了一套《鲁迅全集》，还“摹仿着他的笔法，写了一篇《猫事荟萃》。”尤其是，在文坛的风浪中，他学习鲁迅，“感到胆量倍增。”17他还特别谈道：“《铸剑》是鲁迅最好的小说，也是中国最好的小说。”“每读《铸剑》，即感到黑衣人就是鲁迅的化身。鲁迅的风格与黑衣人是那么的相像。”18在谈到自己对现实主义的认识时，他说：“巴尔扎克、老托尔斯泰、肖洛霍夫、鲁迅（鲁迅也‘魔幻的很可以）、赵树理等人的创作都对我产生过影响。”19他像许多当代作家一样敬仰鲁迅、学习鲁迅，而且好像不曾有过远离的念头。这与他对待福克纳的态度，很不一样。

他也常常谈到司马迁和《史记》：“司马迁《史记》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彻底粉碎了‘成者王侯败者寇这一思维的模式和铁打的定律。……换一个角度看世界的结果，便是打破了偏激与执迷，比较容易看透人生的本质。……太史公的实践，对当今的作家依然富有启示。”另一方面，“司马迁一生最大的特点是好奇。……他是童心活泼的大作家。司马迁的童心表现在文章里，项羽的童心表现在战斗中。”“好奇是司马迁浪漫精神的核心。”20莫言的话剧《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都取材于《史记》，前者“是一部让女人思索自己该做一个什么样子的女人的历史剧;这是一部让男人思索自己该做一个什么样子的男人的历史剧;这是一部让历史融入现代的历史剧;这是一部让现代照亮历史的历史剧”，21后者写“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荆轲”，都做到了“推陈出新”。在这一点上，莫言与张承志心心相印。张承志就曾在《击筑的眉间尺》一文中写道：“《史记·刺客列传》从少年时代便给了我以镂刻般的记忆，不仅使我不能忘却，而且使我评定它是中国古代散文之最。”因为，其中有作家“钟爱的异端”：“荆轲也曾因不合时尚潮流而苦恼;与文人不能说书，与武士不能论剑。他也曾被逼得性情怪僻，赌博奢酒，远远地走到社会底层去寻找解脱，结交朋党。”他的慷慨赴死“已经不是为了政治，不是为了垂死的贵族而拼命;他只是为了自我，为了诺言，為了表达人格而战斗。那时的他，是要同时向秦王和燕太子表现抗议。”这无疑是对荆轲之死的全新阐述。还有高渐离，“他的行为，已经完全是一种不屈情感的激扬，是一种民众对权势的不可遏止的藐视，是一种再也寻不回来的、凄绝的美。”22《史记》就这样穿越了历史的云烟，参与了当代文学的建构。

莫言还写过一篇《学习蒲松龄》，并将他那些涉及鬼怪题材的作品编成一本集子，并以《学习蒲松龄》题之。他还在《超越故乡》一文中写出自己与蒲松龄的精神之缘——

我的故乡离蒲松龄的故乡三百里，我们那儿妖魔鬼怪的故事也特别发达。许多故事与《聊斋》中的故事大同小异。我不知道是人们先看了《聊斋》后讲故事，还是先有了这些故事而后有《聊斋》。我宁愿先有了鬼怪妖狐而后有《聊斋》。我想当年蒲留仙在他的家门口大树下摆着茶水请过往行人讲故事时，我的某一位老乡亲曾饮过他的茶水，并为他提供了故事素材。

我的小说中直写鬼怪的不多，《草鞋窨子》里写了一些，《生蹼的祖先》中写了一些。但我必须承认少时听过的鬼怪故事对我产生的深刻影响，它培养了我对大自然的敬畏，它影响了我感受世界的方式。童年的我是被恐怖感紧紧攫住的。我独自一人站在一片高粱地边上时，听到风把高粱叶子吹得飒飒作响，往往周身发冷，头皮发奓，那些挥舞着叶片的高粱，宛若一群张牙舞爪的生灵，对着我扑过来，于是我便怪叫着逃跑了。一条河流，一棵老树，一座坟墓，都能使我感到恐惧，至于究竟怕什么，我自己也解释不清楚。但我惧怕的只是故乡的自然景物，别的地方的自然景观无论多么雄伟壮大，也引不起我的敬畏。23

中国从来就有许许多多的鬼怪故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24有趣的是，“须知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25中国的古典小说因此就充满了神秘主义的氛围。这样的氛围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崇巫、尚鬼，“把‘天、‘地、‘鬼联系起来……使天地人鬼成为一个可以互相系连的大网络”的心理和知识特征。26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现代小说已经形成了严格的写实传统。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文学中。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神秘主义文学的灭绝。到了思想解放的新时期，神秘主义思潮也在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中悄然复活了。这一思潮与现实主义思潮风格迥然不同，却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文学与文化意义。

而当莫言在鲁迅那里发现了“魔幻”，在司马迁那里发现了“浪漫”，又在《聊斋志异》里找到了神秘感的共鸣时，他也就在走向世界文学的同时回归了中国小说的根——那深深植根于中国人浪漫的想象力、泛神的惊悚感、从古代“志怪”、“传奇”那里发展而来的文学传统。这样，他就与西方文学中严格的现实主义传统拉开了距离。

注 释

1.《童年读书》，《什么气味最美好》，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2页。

2.《读鲁杂感》，《小说的气味》，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3.《“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学遗产》，《孙犁文集》（四），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页。

4.《漫谈当代文学的成就及其经验教训》，《小说的气味》，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150页。

5.刘小枫：《记恋冬妮娅》，《读书》1996年第4期。

6.《独特的声音》，《小说的气味》，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297页。

7.《福克纳大叔，你好吗？》，《什么气味最美好》，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12--213页。

8.《两座灼热的高炉》，《世界文学》1986年第3期。

9.《福克纳大叔，你好吗？》，《什么气味最美好》，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14--215页。

10.赵玫：《淹没在水中的红高粱》，《北京文学》1986年第8期。

11.《超越故乡》，《小说的气味》，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72页。

12.《神秘的日本与我的文学历程》，《什么气味最美好》，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95页。

13.《三岛由纪夫猜想》，《小说的气味》，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98--301页。

14.《超越故乡》，《小说的气味》，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页。

15.《小说的气味》，《什么气味最美好》，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81--186页。

16.《杂感十二题·世上什么气味最美好》，《什么气味最美好》，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55頁。

17.《读鲁杂感》，《小说的气味》，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1页。

18.《读书杂感》，《小说的气味》，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49--50页。

19.《我痛恨所有的神灵》，《小说的气味》，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119页。

20.《读书杂感》，《小说的气味》，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6页。

21.王润：《莫言话剧霸王别姬曾修改四年，首演引争议》，《北京晚报》2012年12月19日。

22.《击筑的眉间尺》，《花城》1995年第2期。

23.《小说的气味》，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75页。

2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9页。

2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76页。

2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

樊星，著名学者。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与文化思潮的研究。1997年—1998年美国俄勒冈州太平洋大学访问学者，2007年德国特利尔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2016年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系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顾问、武汉市文联副主席。著作《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曾于1998年获湖北文艺最高奖——屈原文艺奖。论文《全球化时代的文学选择》曾于2001年获中国文联2000年度优秀文艺论文一等奖、于2003年获湖北省第三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还曾于1999年获得“湖北省师德先进个人”称号、于2009年获“宝钢优秀教师奖”、武汉大学“十佳教师”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