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晨

内容摘要：南阳作家群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他们以“在地”的姿态叙写本土生活经验和本土生命体验，在精神资源、文化视野、作品主题和文学风格等各个层面，都与地域文化紧密关联，从而写出了南阳的“灵魂”。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南阳作家普遍以敏锐的意识把握南阳现实所发生的变化，叙述南阳特别是乡土南阳在大转折时代经历的阵痛和新生。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南阳作家的南阳书写还存在“滞后性”等一些不足。

关键词：南阳文学 南阳书写 得失

作为一个以地市级城市命名的“小区域作家群”，南阳作家群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他们“以‘在地姿态叙写本土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1]，在精神资源、文化视野、作品主题和文学风格等方面，与南阳地域文化紧密关联。不仅写出了这片土地的“灵魂”，也成为这片土地的文化象征符号。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一体化”时代，这种特色在一定程度上蕴含了“个性化”对同质化、模式化、雷同化的反拨、纠偏、疏离、拒斥和反思。

一.南阳文学的地域性

诚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南阳作家群的创作以其源于民间、扎根乡土的本色带动了文学对地域文化的展现，他们的作品中折射出悠久厚重的南阳本土文化，为读者构筑出别具风情的地域文化景观。”[2]换言之，南阳作家喜欢用南阳特色的语言，叙述南阳人南阳事，呈现出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南阳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南阳历史和现实中所发生的方方面面的变动，都被扎根于这片土地的作家敏锐地把握住，并用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了。如果把南阳作家的创作贯连组合起来，几乎就是一副南阳的“清明上河图”。

以周大新为例，自登上文坛起，其创作的题材内容就没有脱离过南阳。毫不夸张地说，读者在了解、认识和评价南阳时，很少有不受周大新作品影响的。“极左”政策在南阳造成的“伤痕”、改革开放为南阳带来的生机、社会转折中南阳的挣扎和新变，等等，都在周大新笔下得到了鲜活呈现。至于在大历史进程中南阳民众的心灵变化以及展示出来的优秀品格，更是感动了无数读者。像《走出盆地》中奋斗进取的邹艾，《汉家女》中默默奉献的汉家女，《湖光山色》中引领时代变革的暖暖等，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经典意义的人物形象，成为读者认识南阳的名片。世纪之交，中国曾有过一场具有一定影响的“河南人形象危机”，以至“重塑河南形象”一度成为“河南社会共同体”的共同愿望。对这种危机的是非暂且不论，但应该看到，在这种大背景下，南阳形象却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这种现象的原因雖然较为复杂，但包括周大新作品在内的南阳文学功不可没，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包容宽厚、自尊自强、奋发进取的南阳人形象，影响了读者的思维、情感和文化心理。这就是文学的价值：通过对人的心灵的影响，“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地产生“无用之用”效果。

事实上，即便部分南阳文学的地域性不是特别明显，其对于南阳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因为南阳作家群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南阳文化软实力的有力提升。“地域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地域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综合实力的体现。……南阳文化软实力正是依托于南阳独一无二、缤纷多彩的文化资源而建构和传播的。”[3]就此而言，南阳作家群就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南阳在城市发展中，一直比较重视“人文南阳”建设，南阳历代名人名家，如诸葛亮、张仲景、岑参、张衡、范蠡，等等，一直都是南阳形象的重要名片。而南阳作家群就是当代“人文南阳”的名片，他们与南阳历史名人名家一脉相承，共同塑造了南阳深厚、悠久的人文底蕴。

值得称道的是，南阳作家并没有因坚持地域性而放弃了对文学的更高精神境界和文化境界的探索。相反，他们成功处理了“南阳性”“河南性”“中国性”“世界性”等不同层面的关系，即“小传统”与“大传统”之间的关系。简言之，以“小传统”为立足点达致“大传统”，以“大传统”为视野观照“小传统”，是南阳作家的普遍追求。仅仅固守地域特色，文学会失去超越性，一味着眼超越性，文学又会失去根基。而南阳作家的地域性既具有独立价值，也是承载更高追求的平台。他们就像马尔克斯书写马孔多故事一样，依托历史悠久的地方文化，思索更具普遍性人类历史、现实和命运。

二.新世纪南阳书写的焦点

那么，新世纪南阳作家南阳书写的焦点何在？

总体而言，是在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叙述乡土南阳的变化。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变化，就是因城市化而带来的社会变迁。集中叙述城乡题材，既是南阳作家对整体“中国经验”的参与，也是对具体“南阳经验”的参与。“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4]，南阳也是这样。从根本上说，南阳作家都是乡土作家。而在叙述“乡土南阳之变”的众多作品中，尤以梁鸿《中国在梁庄》最具代表性。因此不妨以这部作品为例案，看看本时期南阳作家是如何紧密结合时代语境，叙述“乡土南阳”图景的。

《中国在梁庄》以南阳邓州梁庄为考察对象，通过“非虚构写作”形式，“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透视当代社会变迁中乡村的情感心理、文化状况和物理形态，以及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乡村的关系。”[5]即是说，《中国在梁庄》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或者说是以启蒙眼光展开叙述的“问题写作”。而在梁鸿笔下，新世纪乡土南阳的最重要特点是什么？概言之，伴随着事事物物的进步，依旧有着很多“老问题”和“新问题”，而且两种问题纠缠在一起，共同阻碍着乡土南阳的现代性转化。这种“新旧杂陈”现象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诸多方面。以村容村貌为例，一方面，现在的乡村从表面上看，是“一排排新盖的楼房矗立在每一条乡村道路的两旁，而且全是尖顶的欧式建筑，非常‘现代”。另一方面，绝大多数“豪宅”却又空无一人。整个村子很少见到青壮年，妇女、儿童和老人构成了村庄人口的主体。而且很多房前屋后都是荒草丛生，被“废墟所统治”，荒凉、萧瑟、颓败构成了乡村的精神特质。作家认为，现在的“村庄不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或者，它的生命已经到了老年，正在逐渐失去生命力与活力”。《中国在梁庄》全书共八章，几乎每章都是以此为立论基础来展示乡土南阳的。

梁鸿认为，在城市化大潮冲击下，南阳乡村已经成了“空心村”。所谓“空心”主要并不指人口减少，而是指精神面貌的衰颓。在这里，生态环境的恶化令人触目惊心，作家童年记忆中绿树成荫的池塘，如今已成为一潭死水，变成了“黑色的淤流”。在这里，留守儿童生存现状堪忧，有未成年的少年奸杀一位八十二岁的老太太，有七八岁的儿童掉进池塘淹死而无人知晓。在这里，有留守妇女因忍受不了夫妻分离而自杀，有怀揣梦想的青年进城打工后因历尽艰辛，发出“再也不去北京过那种非人的生活”的悲怆喟叹。在这里，有一个又一个“守在土地上的成年闰土”，有的因生存压力而患上精神病，有的因难以融入人群而“把家安在墓地里”，有的辛辛苦苦半辈子才成立一个家庭，“领回来的老婆最后还是跑了”。但更可怕的还是人心的“荒凉、颓败和疲惫”，乡土社会固有的人伦美德逐渐消失，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规范却又未建立起来。作者在访谈中就注意到一个现象，留守老人在抚养留守儿童时，不由自主地就把这种抚养视为与儿女的一场交易，认为只有自己抚养了孙辈，儿女才会为自己养老。这倒不是老人在杞人忧天，因为乡土社会很多年轻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不会赡养没有替自己照顾小孩的老人，尤其是在这种需要外出打工才能维持生活或‘发家致富的时代背景下。”乡土社会向来是一个注重“情”的社会，作者却敏锐地看到了这种新变。而且这种以经济支配一切的新变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市场经济兴起之前，村民一般按照家族、宗族关系聚居，而现在则按照财富多寡自然而然形成了不同的聚居区，先富起来的多半住在公路旁，留在老宅的都是未能抓住商机或“没有能力”抓住商机的弱势群体。作者当然不是在批判市场经济，只是认为当金钱成为支配人们的唯一指标时，现代化就走向了偏误。它对乡村造成的最明显的伤害，就是对知识和文化的轻视。在1980—1990年代，除非贫穷到极致，否则家长都会鼓励、支持孩子读书，他们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全村村民都有一股精神头儿”。而到了新世纪，新“读书无用论”日益蔓延，梁庄小学竟然被改造成了养猪场。失去对知识、文化的追求之心后，人们或者将精神寄托在“信教”上，或者根本就没有精神寄托。政府虽然耗资兴办了很多文化馆，但建成之后不久就成了打麻将的场所。作者因之得出一个沉痛的结论：“听着文化馆传来麻将的噼噼啪啪声，想着乡村少年茫然的眼神，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不可避免地走上颓废和衰退。”建设“新南阳”时，如果离开了乡村或乡村文化的参与，其前景注定是一场悲剧，甚至根本就没有前景。

不过，《中国在梁庄》并没有陷入悲观主义。作品每章开头都引用了一段“主旋律叙事”，或是县志，或是年鉴，或是政府工作报告，以展示“南阳成就”为主。显然，作者并没有否定“主旋律叙事”的价值，而是将它们与“南阳问题”并置在一起。这种结构设置隐含的意蕴就是在新世纪南阳，“成就”与“问题”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密不可分，“问题”是在“成就”之下出現的。因此无论存在多少“问题”，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南阳“乡村的未来梦想”。而作者最终的结论就是：“古老的村庄正在消失，新的村庄将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心态和面貌达到健康的新生？这是一个大课题。”但无论如何，乡土南阳一定会实现华丽转身，则是不容置疑的。这种“相信未来”的乐观主义情绪是新世纪南阳作家普遍拥有的，如廖华歌《村子》、刘正义《沿陵河语事》、李雪峰《坐在田垄上晒太阳》、王俊义《第七个是灵魂》、宋云奇《蓝色寓言》、池长生《桐柏山寨》等，都是如此。就像另一位南阳作家李天岑所说：“南阳人总是向美、向好、向善。有了这些，我想就是最宝贵的财富。”[6]基于这种认识，在南阳人南阳事中挖掘真善美元素，建构真善美南阳，就成了新世纪南阳作家的共同追求。这当然也是符合南阳社会现实的，进入新世纪以来，南阳建设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个崭新的南阳即将出现在了人们面前。

三.南阳书写存在的问题

新世纪南阳作家的南阳书写依旧存在一些不足。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书写南阳时，经常出现“滞后”现象。在这个现代化进程日益呈“加速度”进行的时代，南阳的变化也是日新月异，然而南阳文学却似乎缺乏与这种变化保持同步的能力。虽说文学在现实面前不一定亦步亦趋，但能否与现实对话在某种程度上仍是衡量作家作品的重要指标。此外，在书写南阳的文学中，还缺乏具有厚度和广度的“全景式”的代表作，这种“全景式”经典之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并不鲜见，最典型的就是茅盾《子夜》。读者从《子夜》中获得的有关1930年代上海的各种信息，并不亚于大多数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著作。“全景式”写作考验的是作家对现实把握的综合能力，至少到目前为止，在南阳文学中尚未出现《子夜》式的作品。

同时，很多南阳文学还未能如实呈现“当代南阳”的复杂新象。对“当代南阳”的呈现，要求作家具有敏锐的现实认知，对作家的思想穿透力和艺术穿透力提出了较高要求。1980年代之后，与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南阳社会相适应，南阳作家对南阳现实进行了正面书写，以其对社会生活复杂、深广的呈现，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不过到了新世纪，在摧枯拉朽的城市化进程中，“当代南阳”社会变得日益复杂，而以之作为叙述对象的南阳文学却出现了“力不从心”的疲态，以至对现实的把握能力越来越不尽人意，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在这方面就比较典型。这部小说虽然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但面对丰富多姿的乡土万象，作家难以掩盖诸多叙事困境。譬如小说的故事背景尽管是新世纪前后的乡土南阳，但对乡村生活的描写以及对农民思想、行为的叙述，却与周大新1980年代的作品毫无二致，甚至让人觉得是对此前创作的简单复制。像小说女主角暖暖的父母和男主角开田的父亲，竟然还生活在“农耕渔猎”的传统模式下，新世纪乡村的种种变化，几乎没有对他们造成任何影响。事实上，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乡土南阳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周大新虽然希望结合时代背景叙述南阳“新图景”，却陷入了“新瓶装旧酒”的困境。

像南阳作家群这样的“小区域作家群”，无论是创作的生命力还是内在的凝聚力，都来自于滋润它成长壮大的南阳文化。他们的南阳书写因与南阳文化紧密相连的“共鸣”关系，构建了独一无二的地域精神家园，也形成了南阳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特色品牌。在新时代背景下，南阳社会已经在整体上步入了万象更新的现代化进程，如何借助这种机遇，依托地域文化同时又超越地域文化，将南阳文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是作家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刘成勇.新世纪“小区域作家群”论[J].宜宾学院学报，2020（04）.

[2]谢春红.论南阳作家群作品鲜明的地域特色[J].中州大学学报，2011（4）.

[3]王燕.南阳形象的塑造、展示和传播[J].文化传播与教育，2013（2）.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

[5]梁鸿.中国在梁庄·前言[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2.

[6]李天岑，曹新洲.南阳历史地位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32.

（作者单位：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