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可馨

从1901年到1921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同寻常的二十年。

古老中国开始脱离和告别王朝体制与天下观念，按照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式整合内部，凝聚民族意识，明确疆界和现代规则，并遏制住地方分离主义倾向。

二十年的政治乱局，国家制度的建设踉踉跄跄，政潮来去，中国经历了帝制的破产和反复，共和的初试与失败，遭受了外来列强的挟制操纵，以及国内暴民运动的伤害，内外交困。

上层权力虽然更迭频繁，但是依然积累下来一些设施和共识，比如学堂和工业，包括京师大学堂在内的众多高等和初等学府，传承至今；比如变革图强的意识观念，从器物到民主科学之制度与文化，学习层层深化，天演进化论深入人心。

各种救国方案，如君主立宪、排满革命、民主共和竞相登场，不论后人如何评论各派，认为他们或迂腐、或激进、或古板、或偏执，但没有人想国家受列强欺凌。在君主制支持者眼中，君权与国家福祉相统一，在民主派眼中，君与国相分离，君权不可救国反将误国，加上排满浪潮，折衷调和的可能几近于无。

古今之变借着东西冲突的面貌冲击着古老中国。章太炎的一句话部分地揭示了革命的古今不同：“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是以观念引领行动，世纪之交的观念革新，动摇了王朝的根本。

伴随着国家观念和民权观念的输入，君权的自然基础被瓦解，当皇帝和国家在观念上脱钩，谁来做那个皇帝就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民权代之而起，最高权力反而需要自证，皇恩浩荡已不足以说服现代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