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承波

我时常怀念我的朋友。

三年前的某个春日上午，他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下了两行遗书。两个小时后，他给一条幽默又励志的微博点了个赞。午后，他便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自杀，对他来说，好像如此之日常。此前一天，他写下一些凌乱的字句，“决定自然而然地来了。”

张一得的自杀也同样令人感觉突然。作为广州育儿圈的那个优秀的“别人家的孩子”，就读埃默里大学哲学专业的高材生，张一得的“朋友圈”停留在2月14日，配文里写着“生活还要继续，生活也还会继续”。

斯人已逝，留下不解的谜，没人知道事情何以如此。

他们是如此日常而平静地走向了那个“决定”，留给我们的，是更深的无力感。当转变为一种社会救援的视角时，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宏大起来，社会如何以一种最合乎伦理的方式去回应那些理性的自杀？

“理智的决定”

2018年，一位29岁的荷兰女孩决定自杀。

1 月 26 日下午 2 点 ，奥蕾莉亚·布劳沃抱着一只粉色的玩具恐龙，听着她最喜欢的音乐，在好友们的围观下，她喝下了自己的处方药。她的朋友对媒体表示：“她脸上带着微笑，轻轻地进入了梦乡，非常的平静。”

四个小时前，布劳沃在脸书上发布了她的最后一条消息。“我正在为我的旅行做准备……从现在开始，我已经不能在这里了。”

同样是平静且理智地走向她渴望的决定。

事实上，布劳沃多方寻找安乐死的机会，她的精神科医生认为，她并不符合安乐死的标准，她也无法说服医生。但她长期经受焦虑、抑郁和失眠的折磨，有自残史，多次尝试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