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提到，不是基因和性格塑造了“神经病”，而是社會的文化和价值取向筛选出了合群和不合群的人，不合群的人失去了与世界的联结支持，就会精神退缩和异化，成为人们眼中的“病人”—相反地，当一位已经有着病态行为和畸形生理需求的人，如果在社会文化的浸淫中，收到的是正向反馈—是百万人注目的中心、是源源不断的名声和金钱，他就不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失常的，也不会警惕带来的后果，回看泡泡龙的逝去，令人惋惜，是他极端的行为危害了自己的生命健康，但是千千万万在屏幕前围观过他的人也是这场谋杀的一级帮凶，不是泡泡龙生病了，是很多人都生病了。

—打字好难（读微信公众号文章《但凡这个世界正常一点，大胃王也不会出现》）

当同质化的“白瘦幼”价值观和“等级制”蔚然成风后，她们中的每一个固然会为达不到在她们之上的更顶端而焦虑，却也同时享受着与达不到她们的更底端相较所带来的优越感。于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体系下的“既得利益者”：因为打破等级也意味着价值观崩塌的风险，意味着将不得不和“白瘦幼”价值链的最底层平起平坐的“危机”，意味着自己的努力和优越化为一场空。就如同明清僵化的科举制一般，顺从它，尚有晋升，优越和超然的机会，而否定它，则注定“一无所有”。但是最终的历史告诉我们，由畸形体系所定义的得与失，本身即是荒谬的，而这样体系中的“有”或“没有”，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