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传锐 陈 鑫 陈奋强 黄健铭

(1.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福建福州 350116； 2. 淡江大学商管学院， 台湾台北 251301)

一、引言

近年来，诸多文献围绕公司治理层面就智力资本自愿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因素展开探索，然而无论是股权集中度、机构投资者持股等股东治理结构，还是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等董事会治理特征，它们与智力资本信息披露间的关系都尚未取得一致的结论。[1][2]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公司治理重要机制的高管薪酬激励却被已有文献“集体性”地忽视了，一直未能进入国内外智力资本学者关于智力资本信息披露发生机制的研究视野。与股东、董事会相比，高管不仅掌握着对包括信息披露政策在内的公司各项战略决策的控制权，而且是这些决策的执行者。主要由工资、奖金构成的高管货币薪酬旨在实现高管与股东的利益一致，缓解代理冲突，激发高管为股东财富最大化而努力的工作热情与意愿。在我国企业高管持股比例低、零持股现象较为普遍的情形下，高管薪酬更是对高管工作付出与努力程度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激励方式。那么，高管薪酬与智力资本信息披露间是否存在关系或存在怎样的关系呢？亦或者说，高管薪酬能否通过对高管的补偿与激励，进而积极引导高管披露智力资本信息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无疑能够从高管薪酬的角度为智力资本自愿信息披露的行为动因提供新的解释。

必须指出的是，目前尚未有中外文献就高管薪酬与智力资本信息披露间的关系予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