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聪慧，刘 嫦，孙洪锋

(1.石河子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0；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会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一、引言

大股东主要通过金字塔层级结构、交叉股权、同股不同权和兼任高管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1]。不同于西方国家分散的股权结构而形成普遍的交叉持股，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高度集中(1)2007—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值为35.37%，拥有超过1/3的投票权；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值为53.85%，拥有超过半数投票权。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经作者整理而得。，金字塔结构的股权设计应用广泛，高管纵向兼任更是能够缓解金字塔结构控制层级的提高引致的信息不对称和控制能力的弱化。因此，作为控股股东增强对上市公司控制的手段和桥梁，纵向兼任高管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甚为普遍，2007—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纵向兼任高管总体均值为59.6%，且这一比例在国有企业中甚至达到了72.8%(2)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经作者整理而得。。

国外对纵向兼任高管的研究多是基于家族企业的创始人或者家族成员的兼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2-3]，对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存在的纵向兼任高管的研究相对较少；国内关于纵向兼任高管的研究也多是考察其经济后果[4-13]，关于第三方中介——审计师是否能够识别纵向兼任高管效应的研究尚付阙如。现有纵向兼任高管的研究主要基于兼任高管产生“监督效应”抑或“掏空效应”两种观点。这两种效应产生的根本在于兼任高管缓解或加剧了不同的代理问题，而代理问题是影响审计师执业风险的重要来源[14-15]，因此探究审计师能否通过代理成本的差异有效识别纵向兼任高管的不同效应并最终体现在审计收费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