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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后汉书》“云台二十八将”的形象塑造

2021-04-01许云瀚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21年1期
关键词:范晔后汉书人物形象

许云瀚

内容摘要:“云台二十八将”是一个富有特色的人物形象群体,与前代史书所塑造的开国功臣形象不同,《后汉书》把他们塑造成忠厚质朴,深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的儒將形象,表现出编撰者独特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在描写这一群体时,《后汉书》对相关故事情节的安排较为平淡,但采用的描写技巧却丰富多样。从文学发展的宏观角度看,《后汉书》对于“云台二十八将”这一群体形象的塑造继承了史传文学的优良传统,启发了后代小说的演绎创作,具有重大的史学意义和文学价值。

关键词:《后汉书》 云台二十八将 范晔 人物形象

“云台二十八将”是东汉的开国武将群体。根据《后汉书》的记载,汉明帝时“追感前世功臣”[1],所以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以示纪念,“云台二十八将”以此得名,这也成为东汉开国功臣群体的一个代名词。历史上相似的做法也有很多。比如汉宣帝时就曾图画功臣于麒麟阁上,人称“麒麟阁十一功臣”;唐太宗也曾图画功臣于凌烟阁上,号称“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后汉书》在《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最后专门为其列了一个名单,书上记载的二十八将分别是:邓禹、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岑彭、冯异、铫期、王霸、任光、李忠、万休、邳彤、刘植、马武、刘隆、马成、王梁、陈俊、傅俊、杜茂、朱祐、祭遵、景丹、盖延、坚镡、耿纯、臧宫。在历史上,“二十八将”与刘秀一样多起自南阳、颍川地区,他们多有仕宦经历,有的还是豪族大姓,在地方上有一定势力,其中有些将领与刘秀还是亲朋故旧。这些人物为东汉开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且与开国皇帝刘秀关系密切,也有研究者称之为“东汉初年军功阶层”[2]。

一般情况下,面对特殊的人物群体,史传文学都会采取列专题的手法进行叙述。比如《史记》的《游侠列传》,《汉书》的《货殖传》等等。但是“传之为体,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时而异。”[3]“云台二十八将”的相关传记并没有像其他传记一样单独地列出一个标题或一个章节,而是让相关人物故事分散于《邓寇列传》《冯岑贾列传》《任李万邳刘耿列传》等八个列传中。尽管传记分散,根据《后汉书》的行文脉络以及后文单列的名单,“云台二十八将”可以称之为一个重要的形象群体,而且《后汉书》之前的史书也往往有把各个开国功臣合并为一个群体的习惯,为之制表排序。之前的研究者在对《汉书》和《后汉书》的人物形象进行研究时,多把注意力放在史书里的儒士形象、女性形象、西域形象等等,或者宽泛地讨论《后汉书》的文学价值和写人叙事艺术,却没有重点关注东汉初年“云台二十八将”这一特殊群体人物形象的塑造,所以这一文学形象群体的研究还有很大研究空间。对其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后汉书》独特的文学性与艺术性,以及范晔自己的价值观和历史观。

一.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开国将领

“云台二十八将”这一群体形象最主要的特征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而且性格忠厚。正是因为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这一群体才能忠诚可靠,不怀二心。这种现象也与时代环境有关。在汉武帝时,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就已经彻底确定,而且又开始了从“由功臣占主导地位和功臣子占主导地位……向‘贤臣政治的历史转变。”[4]所以推崇儒家,讲究通经致用的思想由此一直影响到西汉末年的社会和政治格局。

受这种思想潮流影响,“云台二十八将”多受过儒家教育,能通一经或几经,有良好的儒学素养和文化修养。所以“云台二十八将”也大都以儒为本,衷心拱卫皇权。比如书内记载“二十八将”之首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冯异“好读书,通左氏春秋”;耿纯曾“学于长安,因除为纳言士”。冯异还曾给李轶写劝降信,中间多用骈句写作,而且运用了大量典故,显得文采盎然。清代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他提到:“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5]可以说,开国将领自身常常把自己视为儒家人物而不是军队将领,显示出一种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这种现象显然与西汉重视经学,提倡儒家价值观的社会现实有关。就连光武帝自身也是如此:“光武少时,往长安,受《尚书》,通大义。及为帝,每朝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故樊准谓帝虽东征西战,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是帝本好学问,非同汉高之儒冠置溺也。”[6]东汉开国武将尊崇儒学的形象描述与西汉开国功臣群体的描述迥然不同。根据《史记》和《汉书》的描述,除了萧何与曹参是主吏和狱椽,共为一方豪长,西汉其他的功臣元勋多来自社会中下层,并且来自于各个职业。比如樊哙是以屠狗为事,夏侯婴是沛厩司御,周勃则以织薄曲为生,常在丧事上吹箫。而《后汉书》着重描写践行儒家伦理的忠臣良将,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人活跃在当时的历史舞台,历史环境与秦汉之际不同,另一方面显然也是由史书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夫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其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废而不载,余甚惧焉。”[7]史传文学担负着传递正确价值观的任务,所以范晔笔下的开国功臣也就成了儒家伦理的实践者和宣扬者。

在这种儒家价值观的影响下,“云台二十八将”大都性格谦逊朴实,对皇权绝对忠诚。事实上,《后汉书》在对这一群体的人物性格进行描述时,最常用的词语就是“忠厚”、“质朴”。吴汉是“质厚少文”,臧宫是“谨信质朴”,任光是“少忠厚,为乡里所爱”。这些词语都十分类似。而且“云台二十八将”还十分谦逊,面对封赏多推辞不受。寇恂就曾尽散家财于朋友、从吏,并且说:“吾因士大夫以至此,岂可独享之乎!”事实上,“云台二十八将”这一形象群体的塑造最大的问题就是流于脸谱化、概念化、扁平化。这种描述方式可能与编撰者范晔个人经历和思想追求有关。范晔祖父范宁为东晋经学大家,范晔诞生于儒学氛围浓厚的家庭。他自述撰写《后汉书》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8],所以他注重表现自己为皇权服务的“忠臣观”,同时展示他心中理想化的君臣关系。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后汉书》塑造了一批忠心耿耿、质朴谦虚、与皇帝关系融洽的“儒将”形象,但同时也陷入了这种人物模式的窠臼之中,这是其缺憾之处。

二.多种刻画人物的技巧

尽管“云台二十八将”呈现出脸谱化倾向,但《后汉书》还是采取多样的技巧对其进行刻画,主要包括语言描写,侧面烘托,细节描写和编者评价这几种方式。首先,《后汉书》采用语言描写,通过人物对白表现人物。人物对白包括将领与将领之间的对话,将领与皇帝的对话,将领与皇帝的往来书信等等。由于范晔指导思想的影响,文中着墨较多的对白都集中在将领与光武帝刘秀的对话上,很多将领的应答都是为了衬托光武帝的雄才大略,表现对皇权的绝对服从。邓禹在光武帝安集河北时前往投奔,光武帝问他是不是想做官,鄧禹表示不是为了仅仅谋一个官位,而且回答说:“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这里一方面间接地赞颂了刘秀,另一方面则表现了邓禹高远的志向与胸襟。在讨伐巨鹿时,刘秀对李忠说:“今吾兵已成矣,将军可归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属者,赐钱千万,来从我取。”李忠则说:“蒙明公大恩,思得效命,成不敢内顾宗亲。”这里表现的依旧是李忠对刘秀的忠诚。书中还有很多类似的对话,都起到了显示将领“忠厚”的作用。

其次,注意从侧面烘托人物形象。侧面烘托是文学作品常用的刻画人物的方法,有时比正面描写更能展示人物特征。《后汉书》在采用侧面描写时主要通过与皇帝的交往、对相关战争的记述、他人的评价、子孙后代的遭遇等角度表现人物。“云台二十八将”均为武将,战争无疑是展示他们自身才华的最好舞台。但是《后汉书》对直接战争的描写比较简洁,侧重于对主人公将领战前战略安排的记述。而且在记叙战略安排时,《后汉书》有一种常见的对比模式,即在当时主人公将领的意见往往与身边大多数将领意见不同,但是依靠主人公的战略计划却取得了胜利,由此凸显“云台二十八将”卓越的军事才能。在写冯异与隗嚣的栒邑之战时,其他将领都说“虏兵盛而新乘胜,不可与争。宜止军便地,徐思方略。”唯独冯异认为栒邑对三辅地区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不能放弃,主张“先据城,以逸待劳。”最终大破隗嚣的军队,光武帝刘秀也下诏褒奖。而具体的战争过程《后汉书》则用寥寥数语带过,只是记录一下双方的争斗的事件,以及将领对于战略的执行。其中比较有特色的是对王霸相关战争经历的描写。王霸在与苏茂交战时,“茂雨射营中,中霸前酒樽,霸安然不动。”将混乱的战场与安静的军营作对比,这里形成了一种场景反差,就充分展示了王霸运筹帷幄,冷静对敌的心理素质。

除了通过相关战争表现人物,《后汉书》也经常用他人的评价展示人物特征。他人的评价包含有很多种,例如敌方的评价、皇帝的评价、友方共事将领的评价等等。其中最富有戏剧效果的就是敌方的评价了。岑彭在进攻公孙述时,急速进军,绕到延岑军后,结果蜀地大为惊恐,敌方首领公孙述“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后汉书》在记述开国将领的事迹时,已经开始用东汉盛行的人物品评的方法表现人物特征。例如书中记载贾复“事舞阴李生,李生奇之,谓门人曰‘贾君之容貌志气如此,而勤于学,将相之器也。”这里用李生的评价表现出贾复才智卓越,异于常人。事实上,整部《后汉书》有很多地方都采用这种方式衬托人物,也从侧面充分表现了汉代喜好品评人物的风气。

《后汉书》在进行侧面烘托时,又不把叙事只局限于主人公本身。由于东汉特殊的历史原因,“云台二十八将”不止代表他们个人,还是他们庞大家族的象征。所以在写完每一个人物的故事后,作者的眼光又聚焦于主人公的子孙后代。“云台二十八将”多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他们的后世多成为东汉的外戚家族或名门望族,范晔借描述这些后世继承人的遭遇,又从侧面烘托出这一群体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形象,而且在这当中还潜藏着作者的因果意识。比如《后汉书》记载邓禹的孙子邓乾就娶了显宗的女儿沁水公主;邓禹的另一个孙子邓骘借助妹妹和熹皇后邓绥的地位成为权倾一时的外戚。而邓骘的妻子又是另一位开国名将寇恂的孙女。由此“云台二十八将”的家族与皇族形成了一个密切的关系网,这使得他们的地位不断得到巩固。与此相反的是西汉开国功臣家族的迅速衰败。而东汉这些开国功臣家族的繁荣显然是因为“云台二十八将”所开创的良好家风。《后汉书》记载邓禹“内文明,笃行纯备,事母至孝……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如果说前文表现的是邓禹在政治和战争上的能力,那么这里表现的就是他在家庭中的家长形象。范晔通过写这些开国元勋子孙后代的经历,又表达了只要谦逊、忠厚、对皇权忠诚,那么家族就会繁荣的思想。

再次,加入生活场景和细节描写,使读者从细节中窥见人物形象。《后汉书》比较注重生活小事和细节的描写,这就弥补了人物塑造扁平化的缺陷。在描写吴汉时,《后汉书》专门写到“汉恒侧足而立”,这就从一个小角度表现了吴汉对光武帝诚惶诚恐的敬畏心理。光武帝在征伐王郎时,行至饶阳,“时天寒烈,众皆饥疲,异上豆粥。”第二天光武帝就对其他将领说:“昨得公孙豆粥,饥寒俱解。”后来走到南宫时又遇到大风雨,光武帝把车引入道旁空舍,这时候“异抱薪,邓禹异火,光武对窍燎衣。异复进麦饭兔肩。”虽然这两幅图画的中心依旧是光武帝,但是这里冯异和邓禹已经不再是南征北战的将领,而是照顾光武帝生活起居的贴身管家;这时众人也不再像是君臣关系,而像是相互扶持的朋友。这些平淡无奇的生活场景的描写,反而勾勒出一幅温暖的君臣群像,迥异于其他史书的记述内容,令人耳目一新。

最后,编者会用直接评论的方法表现人物特征。中国的史传文学多在铺叙正文之余加入作者自己的评论和思考,传递出作者自己的观点,这是中国史传文学的重要特征。比如《史记》当中的“太史公曰”,以及《汉书》中的“赞曰”,都采用了这种方法。而在“云台二十八将”每篇相关列传的最后,范晔均附上自己的论赞,从性格、命运等多方面入手,点明这些将领能够成功的因素,并且传递出自己对于“云台二十八将”人生经历的思考和自己的态度,颇有独到之处。这也使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人物。

《后汉书》对人物的评述分两种,一种是“论”,一种是“赞”。“论”放在每篇列传的中间,有时最后也有,主要是对前面叙述过的人物做一个简单的评述,同时起到分割文章的作用。比如在《任李万邳刘耿列传第十一》这篇人物较多的列传当中,中间就插入了一段评论前文邳彤的话,表示了对邳彤战略眼光的赞赏。而“赞”会在每篇列传的最后出现,范晔会专门采用四言颂赞体,用一种类似《尚书》的偏古的风格对这篇讲述的所有人物作一个简单的概括,颇有文学色彩。相比之下,“论”比“赞”更清晰地传达出了作者对所描绘人物的态度,替读者概括出了人物特征。例如在评论吴汉时,范晔就直接点明吴汉的特点是“质检而强力”,准确贴切。而有时范晔在评述人物时,还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对某些人物事迹进行更深的思考,尝试揭露一些本质原因,使读者对人物的理解更深一层。比如范晔对耿弇的评述。(范晔在《后汉书》中为耿弇单列一传,足见其重视程度)范晔在这篇列传中专门提到了与耿弇一样都平定过齐地的淮阴侯韩信,并且敏锐地注意到耿弇在平齐后就没有大的战功出现。范晔大胆地猜测这个原因是“将时之度数,不足于相容乎?”但是范晔对某些现象又没有能力深究。例如范晔发现耿弇“三世为将,道家所忌,而耿氏累叶以功名自终”这个特殊现象,但是他又不能揭示这一事件的深层原因,只能主观臆测这是由于耿弇“将其用兵欲以杀止杀”,所以耿氏家族才能兴旺发达。这就又体现了他相信因果报应、天命循环的局限性思维。除了上文所述,在“云台二十八将”相关传记的最后(即《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末尾),范晔又专门写了一篇长篇论赞,对“云台二十八将”与刘秀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将其与前代西汉的功臣下场作对比,指出“议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职,至使英姿茂绩,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图远算,固将有以焉尔……光武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虽寇、邓之高勋,耿、贾之鸿烈,分土不过大县数四,所加特进、朝请而已。观其治平临政,课职责咎,将所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者乎!”[9]这里直接点明了光武帝对于功臣的爱护和顾虑,体现了范晔独到的历史眼光,后来这篇经典的文章也被收入《文选》当中。

三.“云台二十八将”的形象塑造对前代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

历史本身是连贯的,前代与后代的人物故事往往有相似和不同之处。传记文学家在对材料进行选取安排的时候,体现的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素养。在塑造“云台二十八将”这一群体形象时,范晔就展示了这种历史的对应性,在文学化的表达中传递出一种深刻的历史意识。细读《后汉书》“云台二十八将”的相关传记,就会发现有些事件与前代历史事件极为相似。前代《史记》、《汉书》中记载的开国功臣虽然也竭尽全力地为刘邦服务,但是书内更记载了君臣之间相互猜忌,相互防范的事实,从而表现了一种更为复杂和现实的君臣关系。比如史书记载刘邦在和项羽相持不下时,多次派遣使者慰问萧何,其实是担心萧何的背叛。所以萧何只好把自己的兄弟子孙派往前线,这才消除了刘邦的疑虑。而《后汉书》“二十八将”中的寇恂,当时负责转运军食粮草,光武帝刘秀竟然也像刘邦一样,多次通过策书询问慰劳寇恂。于是寇恂身边的谋士就劝说寇恂:“君侯以此时据大郡,内得人心,外破苏茂,威震邻敌,功名发闻,此谗人侧目怨祸之时也。昔萧何守关中,悟鲍生之言而高祖悦。今君所将,皆宗族昆弟也,无乃当以前人为镜戒。”寇恂深以为然,于是称疾不视事,并且“遣兄子寇张、姐子谷崇将突骑愿为军锋。”最后“帝善之,皆以为偏将军。”这个故事本质上与上文所述的萧何的故事并无区别,《后汉书》专门记述这个事件,一方面是为了表现寇恂像萧何一样慎重,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展示在绝对的权力面前,大臣不得不如履薄冰,深自忌讳。所以从本质上看,“云台二十八将”忠厚谦逊,进退有节,还是因为对于皇权的恐惧。前文提到,范晔侧重表现将领忠厚的性格与皇帝的信任,侧重表现自己心中理想化的君臣关系。但理想毕竟只是理想,在皇权的高压之下,皇帝与大臣本质上永远是相互猜疑的,只不过刘秀与“云台二十八将”的良好关系为这种猜忌涂上了一抹温和的色彩。范晔把这个故事记入《后汉书》中,说明他透过这种色彩清醒地看到了历史问题的本质,这是难能可贵的。

《后汉书》在塑造“云台二十八将”这一群体时,也借鉴了前代史传文学“类聚法”和“互见法”的叙事技巧。“类聚法”是纪传体史书常用的记叙方式。“《后汉书》中的类传,一般不受时间先后的限制,或按人品相同,或按事迹相近,或按性质相类等原则来归类立传,使得某些历史事件或某类人物得到集中的反映。”[10]作者以“类聚法”写历史人物,把特征相似的人物放在一起来写,而且写每个人物时都要反映其后代的兴衰状况,是一种较有特色的记叙方式。前文已经提到,《后汉书》没有给“云台二十八将”列专题,而是把相关人物故事分散于几个不同的列传中,但是这几个列传被紧密地安排在一起,传记的故事互有照应,这就属于“类聚法”。除此之外还有“互见法”,这也是史传文学常用的手法。虽然“云台二十八将”的故事集中在人物本身的传记中,但是通过阅读其他人物的传记,也可以使我们对某些人物的印象有些补充。比如《吴盖陈臧列传》中的吴汉是一个作战勇猛的正面人物形象,但是在《公孙述列传》当中,却记述吴汉在接受公孙述部将延岑的投降后,“夷述妻子,尽灭公孙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宫室。”光武帝听到这个消息后勃然大怒,专门责备吴汉及其部将“一旦放兵纵火,闻之可为酸鼻!……良失斩将吊人之义也!”吴汉这种颇类似于项羽焚烧咸阳宫室的行径,显示了其残暴嗜杀的一面,与本传忠厚勇敢的正面形象截然不同。所以如果想要全面了解吴汉的形象,必须把他的本传和其他传记结合起来阅读。

范晔所成功塑造的“云台二十八将”这一群体形象,在后代多成为良将忠臣的代名词,影响了后世各种文学形式作品的创作,特别是历史演义小说。中国的传统小说擅长用一定数量的群体性人物为小说本身增色,明清时期的《东汉演义》就深受《后汉书》相关材料和这种群体人物描述方式的影响,把“云台二十八将”艺术化地处理成天上的“二十八宿”,书中有一篇回目就是“二十八宿画云台”。而且文中还专门提到“旧演义竟架空杂奏,甚至以光武骑神牛,严子陵作军师,荒唐不已,且不贯串。读传奇,虽以消暇,而亦足以资感发。故唯按史书实事,纪事编年,错综出入,则披览之余,启人神智,不无裨益。”[11]这说明有关东汉初年的这段历史,已经经过了多种形式的演绎,成为了文学宝库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民国蔡东藩的《后汉演义》也仿照《后汉书》的体例,把“云台二十八将”的故事引入小说,用通俗的小说语言对其进行描写。由此种种,我们可以看出文学史上经典人物形象的传递性。研究“云台二十八将”这一群体,可以使我们对《后汉书》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有更好的把握,对史传文学的意义也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参考文献

[1](清)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2]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向中世社会的过渡[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吕思勉.秦汉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5]裘汉康.略论《后汉书》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与特色[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2).

[6]徐志啸.范晔的文学主张[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3).

[7]汪耀明.论《后汉书》的写人叙事艺术[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2(5).

[8]董桂超.东汉私学与豪强世族化[J].群文天地,2012(11).

[9]郭雪峰.范晔及其《后汉书》文学思想研究[D].安徽大学,2007.

注 释

[1][南朝宋]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89页.(本页所引《后汉书》相关作品皆出自本书,后文不再一一注出。)

[2]孙腾达:《东汉初年军功阶层研究》,渤海大学,2014年,第1页.

[3][唐]刘知幾:《史通》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

[4]王子今:《秦汉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35页.

[5][清]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劄记校正》卷四,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92页.

[6][清]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劄记校正》卷四,第92页.

[7][唐]刘知幾:《史通》卷八,第221页.

[8][梁]沈约撰:《宋書》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31页.

[9][梁]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五十,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938页.

[10]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00页.

[11][明]谢诏:《东汉演义》,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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