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嫦， 赵 锐

(石河子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新疆 石河子 832000)

一、问题的提出

现金是企业重要的流动资产，如何决定现金持有量更是企业的一项重要财务决策。一方面，因现金具有流动与稀缺并存的双重属性，极易诱发代理人利用其谋取私利的动机[1]；另一方面，现金持有水平的多少和企业生产经营决策密不可分，且与企业价值高低并非一一对应关系[2]。因此，为揭开“现金持有之谜”，研究如何决定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以及评价其经济后果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公司现金持有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全面，主要基于预防性动机和代理动机：一方面，出于抵御环境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经营风险的目的，与非融资约束公司相比，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倾向于储备更多现金[3]。另一方面，公司内部代理问题是造成公司维持较高现金持有水平的原因[4]，超额现金将会被管理层用于追求私人利益并显著降低现金持有价值[5]。而随着公司治理机制趋于完善，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也会更为合理。然而，现有研究却忽视了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类决策配置等制度层面的因素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

自哈特将决策机制纳入公司治理范畴之后，决策权配置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Baiman & Rajan[6]基于决策专业化程度研究发现，当资本投资非专业化时，决策更倾向于集权，而实质性的投资更倾向于分权，但管理层在资本支出方面能够行使的自由裁量权空间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