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娟 （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1984 年潘懋元先生主编的《高等教育学》的出版，标志着高等教育学学科正式成立。以此时间来计算，我们可以说高等教育学将进入不惑之年。然而，当我们回顾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之后，会对高等教育学进入不惑之年这一说法产生怀疑。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虽已在20 世纪80 年代初获得了国家学科制度的认可，但时间已过去30 多年，高等教育学学科仍面临质疑。从学科内部即研究主题、研究方法来分析学科发展中遇到的困境，给出相应对策，以期推进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

一、追寻高等教育学学科创立的缘由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很好地诠释了我们需要追寻高等教育学初创缘由的意义。我国高等教育学的产生是应一线教育教学实践需要而生的，如课程和专业怎样建设、如何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等问题难以在传统教育学理论中找到答案，因此学者潘懋元、朱九思等先生发起建设高等教育学学科一呼百应[1]。高等教育学被广泛研究始于1978 年以后，1983 年，高等教育学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认定为二级学科；1984 年，潘懋元先生组织编写《高等教育学》出版，同年，成立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6 年，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成立。在这一时期，学者主要通过出版教材与专著、建立研究机构、培养高等教育研究人才等方面来发展高等教育学。

二、关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与“领域”论争

高等教育学在我国不断发展的同时也面临是“学科”还是“领域”的纷争，自1983 年高等教育学被学位委员会认定为二级学科以来，一直未摆脱学科危机的困扰，在2011 年《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发起的学术论文研讨中，很多高等教育研究者发表论文重议高等教育学到底是一门学科还是研究领域，在此次讨论中，有持研究领域论者、学科论者、折中论者和超越论者，这是一次非常深入且全面的讨论[2]，这也说明学界从多元角度来思考高等教育学，为高等教育学的发展提出了宝贵的建议。然而，随着2011 年版学科专业目录取消了二级学科建制、教育部第四轮评估的启动以及“双一流”建设等政策的出台，二级学科弱化问题突出，高等教育学受到巨大冲击[3]，加上学术界一直质疑其独立性，使高等教育学陷入更为紧张的处境，再次引起高等教育研究者的深思。

三、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研究主题与方法的现实难题

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合法性建立在知识基础和制度基础之上。就知识基础而言，学科合法性的关键是有适切的研究方法与独特的研究对象，适切的研究范式与明确的研究主题是学科内在合法性的重要依据[4]。然而，其“内在合法性”在不断遭到质疑，高等教育学这门学科发展仍然存在着发展困境，“从内修与外治的关系而言，其首要任务是要提高自身的学科实力与水平，以证明学科的专业性。”[5]因此，笔者主要分析了学科的“内在合法性”即高等教育学的研究主题、方法的现实难题，并寻求相应对策，以期推进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发展。

（一）在研究主题上，不重视微观主题研究

禹旭才教授曾认为“三重三轻”是我国近年来高等教育研究的特点，即：研究重心上，重宏观轻微观；研究取向上，重现实性问题轻预测性；方法上，重定性研究轻定量研究[6]。也有研究者以2004～2014 年我国CSSCI 数据库收录的5258 篇高等教育研究主题的文献为样本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领域是高等教育改革、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公平、高等教育学研究、高等教育大众化、外国高等教育、民办高等教育[7]。显而易见，以上主题主要与宏观研究相关。

表1 2008—2019 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历届学术年会主题

除文献中反映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主题之外，从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历届学术年会主题中也能从中有所发现，表1 列举了从2008～2019 年历届学术会议主题，从表1 可以看到，年会主题主要是强调宏观议题，但从近些年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研究在重视宏观主题的同时也关注微观主题，如2016 年的年会主题主要是强调高等教育学学科自身发展等。

（二）在研究方法上，不重视多元方法研究

透视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发展历程，高等教育研究者一直力图通过实证研究来证其科学性、客观性，但从整体来看，其研究方法主流仍是思辨研究。禹旭才教授曾认为有许多研究成果是纯思辨的研究，以定量研究方法为主的成果很少[8]。之后，有研究者对2015 年18 家期刊上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研究范式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结构主义占发文量的55.04%、经验主义占发文量的25.52%、实证主义占发文量的17.01%、人本主义占发文量2.43%[9]，以实证主义为研究范式的发文量远远低于以结构主义为研究范式的发文量，这说明了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范式中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此外，人文主义的、解释学的方法论等也没有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高等教育实践活动中，尤其是以微观主题为研究对象时，研究者会不断面临着复杂问题，如果研究者只是选择单一研究方法，这是无法从深层次去分析高等教育发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难以发挥高等教育学的功用。

四、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现实难题之原因分析

“学科性质是对学科本质属性及功能分类的界定，它通过深刻影响学科的研究对象来决定学科体系的结构、层次和构建学科体系的方法。”[10]学科性质决定了学科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必须高度重视一门学科的性质，将有利于这门学科的建设与优化，高等教育研究者在研究主题与方法的选择与其如何定位该学科性质有关，传统高教研究集中于宏观领域，对高校发展关注不足[11]。因此，要彰显高等教育学的功用，其学科性质应得到正确认识，而从我国学界现有的观点来看，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大致有四种界说，即“应用学科说”“主要是应用学科说”“应用理论学科说”和“基础理论学科说。”[12]可知，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仍存在争议，学界对高等教育学的性质尚存在争议时，这就会影响学者的研究方向以及研究方法的选择。

进一步来说，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偏向宏观领域是为适应当时形势，自1999 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日益提高，同时给高等学校如何办好高等教育，并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带来了难题。因此需要高等教育研究者从宏观角度出发，提出宏观理论、政策来指导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传统高教研究偏向宏观研究与政策研究。而对于微观领域的研究，需要高等教育研究为高校的管理、教学和科研服务，为本校的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教育决策、课程与教学改革、教师专业发展、信息咨询服务等方面发挥功用[13]。微观领域的高等教育研究以高校在管理、教学与科研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为导向，为解决实践问题服务。

五、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对策思考

（一）加强微观问题研究，提高研究成果的实践实用性

“潘懋元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学不是一门纯理论学科，而是应用性的社会科学。”[14]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应用学科是指高等学校以解决社会生活、生产等方面的实际问题为目标所开展相关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平台与专业，应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以基础学科为支撑，以社会的实际需要为导向[15]，为我国科技创新、经济建设和社会不断发展服务。应用学科的性质决定了高等教育学应以现实中的问题为导向，并凝练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经验和策略，进而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来指导现实问题。而且，质量时代高等教育核心任务的变化要求其更多地服务于提升高校教育质量，关注课程教学、大学师生与院校办学等微观领域[16]。如果高等教育研究者能够为本校设计合理有效的人才培养方案，在实施的过程中积极与其他教师保持交流，共同致力于本校的人才培养，同时高等教育研究者能够为高校中其他的现实问题提供可行性建议，这将不断彰显高等教育学的功用，高等教育学学科也将顺其自然地走出发展困境。综上所述，高等教育研究应聚焦微观领域研究，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

（二）多元研究方法共同参与，服务高等教育发展实践

20 世纪90 年代初期，潘懋元先生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主要问题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17]，高等教育研究者要高度重视理论研究与实际问题相结合。高等教育研究须关注现实问题，而且为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的发展，这就需要高等教育研究走向微观领域。同时，高等教育研究者要重视现实问题研究和重视调查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的对象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如果我们只一味运用一种研究方法，这是不可取的，尤其是面对众多高校里面的微观主题，这是需要研究者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如解释学、人文主义的方法论等。这样才能提高研究成果的针对性、时效性，更好地服务于高等教育中的现实问题。因此，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应该追求多种研究方法共同参与，为高等教育发展实践服务。

（三）加强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研究与高等教育实践的联系

我国高等教育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这门学科一开始为服务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从学科建制的角度成立的，高等教育学发展初期得到学科制度上的支持，高等教育研究人才、研究机构、学会、教材与专著等大量增多，为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高等教育学的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知识体系、本质等基本理论学术界尚存争论，高等教育学是“领域”还是“学科”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因此，为推进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研究的不断创新，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学科，就要不断提高研究者的素养，加强学科建设的国际合作，更关键的是需要从高等教育的实践出发，高等教育研究既要重视宏观主题的研究又要更加重视微观主题的研究，通过解决高等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来提炼出理论，并指导高等教育改革实践。因此，加强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研究与高等教育实践的联系，促进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