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沛泽 黄港（.江西中医药大学08级硕士研究生 南昌 330004；.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南昌 330006）

陈自明，子良甫，江西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家族三世为医，自少遍游东南各地，寻医访学，博百家之言，采众方之长，后集家传之经验，辑成《外科精要》一书。该书于前人经验的基础之上推陈出新，总结出了一系列较为全面的中医外科疾病诊疗理论，其中不乏诸多具有开创性的内容。现对该书中一系列颇具特色理论和观点，做一次系统性的剖析和探讨，具体如下。

1 四诊合参 重在辨证

在《外科精要》一书问世之前，前世医家对外科疾病的诊断和辨证有较完整的记录者，寥寥无几。在本书中，陈氏大量收集整理前人的资料，删繁化简，结合个人的见解，形成了集望、闻、问、切四诊信息于一体的整套诊断方法。如书中云：“夫痈则皮薄肿高，疽则皮厚肿坚”［1］250“常以脉别之，浮洪滑数则为阳，微沉涩结则为阴”［1］258。作者指出四诊信息是快速辨病和准确辨证的前提，尤为重要，故书中记录了大量获取四诊信息的方法。辨证既是论治的关键，又是对四诊资料的归纳与概括。陈氏首次将阴阳辨证、脏腑辨证、经络气血辨证、局部辨证等诸多辨证法囊括于一书之中，如云：“凡痈疽之候，先须明辨阴阳之征，更当诊其脉与外证，以为权衡。”［1］263可见陈氏以为外科辨证须首辨阴阳。又云：“夫痈疽疮肿之作者，皆五脏六腑……假令发于喉者，心之毒；发于皮毛者，肺之毒；发于肌肉者，脾之毒；发于骨髓者，肾之毒。”［1］260-261脏腑辨证是藏象学说的拓展应用，书中脏腑辨证的引入为外科疾病的辨证论治提供了更宽阔的思路。云:“凡疮肿以手指从疮旁按至四畔上，赤黑者按之色不变，脓已结成，又按之随手赤色，此亦有脓，按之白，良久方赤，游毒已息。”［1］265局部辨证既是获取四诊信息的诊断方法，亦是外科辩证中特有的辩证方法。云：“经亦云，气宿于经络，与血俱涩而不行，壅结为痈。”［1］258对于气血经络的辨证，虽然书中缺乏深入的解释，但是已经明确地说明了气血经络的壅滞是外科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病机，为疾病的后续治疗提供了更多的考虑方向。

该书所载各种辨证法则，虽特点上迥异，但内容上相互关联。故云：“痈疽发背者，五脏六腑不调所生也……皆因喜怒不测，饮食不节，阴阳不调，脏腑不和，腠理不密，寒气客于经络之间，经络为寒所折，则荣卫稽留于脉。”［1］262由此可见本书明确解释了外科疾病的发生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疾病的发展是诸多病机协同作用的表现。所以在辩证法的阐述上，该书形成了以阴阳辨证为纲，脏腑辨证、气血经络辨证、局部辨证为法的一套完整辩证体系。该辩证体系的形成为后世医者的临床诊疗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对中医外科学理论体系的完善与成熟提供了理论依据。

2 内治为首 治法鲜明

如书中云：“痈疽发背等疮，疗之于未危之先，庶收万全之效。”［1］264外科疾病的治疗，陈氏强调应早发现早治疗，以到达最好的临床疗效。在外科疾病的内治法方面，该书已经有了消、托、补三大治疗原则的详实记载，并且如何将三大治疗原则运用于外科疾病的不同时期有详细的举例论证。云：“治法，初觉则宣热拔毒，已溃则排脓止痛，脓尽则长肌傅痂，次序施治。”［1］262陈氏明确地说明了应在辨明疾病发展阶段的基础上，采用不同的治疗原则。围绕三大原则，书中又分别举例论述了消、托、补三法的具体应用，如作者常用的五香连翘汤运用了消法中的解表法，神功麻仁丸则是通里法的代表，漏芦汤和清膻竹叶汤是清热法的经典应用。关于托法，书中云：“初觉得背疽之疾，便合服内托散……疽破后，多服洪氏排脓内托散。”［1］259可见陈氏当时已经对托法中的补托和透托有了一定的理解。陈氏以为在外科疮疡的成脓期，应根据正邪的盛衰，判断如何应用托法，正虚毒盛者在托毒外出的同时需兼顾补益正气。而正气未衰者需选用一系列通透之药，使脓毒尽早地透泻。关于疾病末期补法的采用，根据患者辩证的迥异，书中例论了多种补益之法。例如命门火衰不能温煦脾土者，宜用八味丸及六君子汤加姜附；由于房劳过度，真阳衰微，禀赋不足不能生化脾土者，宜用补中益气汤加姜附桂。

本书对外科疾病内治法的论述，始终围绕着消、托、补三大原则展开，又分别阐述了不同病症下，三大原则的拓展应用，相较于以前的各类医籍，本书的内容更加的丰富和系统，为三大治疗原则的确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3 外治为要 灸药俱全

外治法是外科疾病治疗中的必要方法，也是鉴别于内治法而别具特色的治疗手段。《外科精要》一书中，陈氏注重内治与外治的兼顾，而外治又强调药物、针刀、灸法的联合。故云：“痈疽初作之时，便要著灸，既灸之后，便宜用麦饭石膏，四围涂敷，以护其根脚，不可使开……痈疽才破有口，便合用猪蹄汤洗……痈疽既破，脓血溃多，五七日后，方可用神异膏贴……痈口将收之际，最忌用急涩收敛口之药，只宜用神异膏贴。”［1］259根据痈疽等外科疾病的不同病理阶段，陈氏详细地解释了何时采用何种外治法，并附各种外用方的组成、配比、功效及使用方法。另外，书中亦记载了部分如何使用针刀治疗相关疾病的内容，如“痈疽点烙法”［1］283一章记录了火针在外科临床上的早期应用。除了外用方药及针刀，灸法在外科疾病中的广泛应用是本书最鲜明的特色。本书中，陈氏一改前人有关外科痈疽之疾不可予灸的观点，大力提倡将灸法运用至外科临床。故云：“本因血化热盛，分肉之间，不能外泄，皮肤顽厚，渐逼入内，譬如强盗入室迫于近主，主力且弱，以兵斗之，于主如何，不若开门与出乃顺，所以著艾火攻，特破其肌，则邪毒无所容留”［1］253。作者认为，痈疽疮疡其主要病机在于热毒存于血肉之间，无法通透肌肤外泄，故容易入里伤及真气，加重病情。而艾灸可开泄腠理，透毒外出，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陈氏甚至独创“骑竹马灸法”［1］250-251，该法可用于痈疽发背等大部分外科疾病，无论男女老幼均可使用，且效果理想。

《外科精要》一书记录了诸多纷繁不同的外治疗法，尤其是陈氏对艾灸的推崇，不仅体现了盱江医学的特色，更将艾灸的临床应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体现了陈氏敢于变革的创新思维。

4 重视预后 尤在调护

外科疾患的日常护理直接影响疾病的转归及预后。在本书中，陈氏认为患者的日常的护理工作应该包括饮食习惯、起居环境、心理疏导等方面的指导。故云：“凡有疽疾，不可食羊肉、鸡肉、鹅肉、鱼面、煎炒炙爆及法酒，反之必发热。”［1］267作者指出患有痈疽疮疡者，不可食用牛、羊、鱼、酒等温热发物，医者需向患者说明，食用此类食物，会使病情严重，不利于疾病的恢复。又云：“病者之房……房内常令洒扫洁净，焚好香气，方使血气流畅，易得安愈。”［1］267维持一个安静清洁的居住环境也是日常调护中的关键。除此之外，陈氏根据患者的饮食、语言、二便、寒热、精神状态、脓肿疼痛等总体情况的评估，总结了一套“五善七恶”［1］263-264辨证法，医者可依据患者各类症状表现，判断疾病的转归。不仅如此，医者还需做好患者的心理疏导工作，云：“诸痛疮疡，皆属于心。心，君也，犹家主焉。疾如凶人，然家主衰，则凶人得以肆其暴。闻是疾者，尚且惊惧，况身履其危，安得不动心哉？心君不动，邪气莫能干犯，如主正于凶人，焉能自恣。”［1］264陈氏认为身有疾患者，难免心存恐惧，恐惧易致心神不安，动摇心君。然疮疡诸证皆与心相关，故安抚患者的情绪对患者的心理和生理都能产生积极的作用。

《外科精要》从人体、心神、环境三个层面探讨了调护对转归预后的重要性，体现了该书形、神、自然统一的整体辨证观。“五善七恶”法的提出，为外科疾病转归预后的临床判断，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评估体系。

5 结语

作为我国早期的外科专著之一，《外科精要》记载了痈疽疮疡、箭镞金疮、水火烫伤等多种外科疾病。在诊断方法上，从望、闻、问、切四个方面，具体地陈述了如何准确地收集四诊信息。在辨证上，该书较早地将内科辨证法应用于外科诊疗中，形成了以阴阳辨证为纲，结合其他多种辨证法的完整辨证体系。治疗方面，本书注重内治与外治的联合，其中在内治层面，确立以消、托、补为核心的三大治疗原则。外治上，该书不仅记载了各种剂型的外用方，而且对外科手术的应用有一定深度的认识，为外科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更多的手段。此外，陈氏发挥盱江医学的地方特色，极力倡导艾灸的临床应用。如书中云：“著艾之法，即是良便，或处于僻乡，无药可赎，或居于贫乏，无力可得，不问贫富贵贱，均可施治。”［1］253可见陈氏认为艾灸之法是一种效显价廉、操作简便的治疗方法。书中撷取较大篇幅对灸法的应用作了详尽的阐述，体现了灸法在旴江医学上的特殊地位，也肯定了灸法在治疗外科疾病中的临床疗效。对于疾病的转归预后，该书从人文关怀、生活指导、日常调护等方面说明了预后调护的重要性。故本书对疾病的诊断、治疗、预后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内容上十分丰富。

综上所述，《外科精要》一书虽大量采摭前人之言，但陈氏在纷繁的内容上，删繁化简，去粗取精，结合自身经验旴江医学特点，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中医外科理论体系。该书为中医外科的发展构筑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也为旴江医学增添了一部华彩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