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健

引言：中国近代史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研究、教学的重点方向和深耕领域，影响不止在高校学界，更及于中小学。改革开放后，历史学系着力建设中国近代史课程，并与中小学密切互动、联系。2019年，“中国近代史”入选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课程项目，这组笔谈，就是此轮建设过程中的教学论文成果，着眼于高校与中学的历史教学衔接。其中周健着眼中国近代史教学的基本问题和基础史料，探讨何为真正的关键问题、基本史料的基础性和重要性，进而思考中国近代史如何与其他断代史、国别史相激发。裘陈江把重点放在中国近代史史料的实证与解读上，为中学历史教学的薄弱环节提供可思且可行的案例与建议。于海兵讨论如何面对师范生开展中国近代史教学，指出他们来自中学，又要回到中学，在教学中，线索的建构与脉络的串联极为重要。范江通过细密解读统编高中历史教材，挖掘文字背后的意涵，来展示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的共通性方法。瞿骏则就中国近代史教学的“知常”与“察变”这两个基本点展开分析，指出若能明确近代中国之常形与变态，则其多歧的、非直线性的变化就能有更多呈现，其曲折隐晦，却相当深邃的促动因素就能有更多揭示。

我认为，有必要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提出“基本问题”的概念。因为这可以促使我们思考，通过理解哪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有可能去把握一个时代的基本面貌，进而与其他的断代史、国别史在共通的问题上进行讨论与激发。换句话说，就是怎样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提出和思考一些更有新意的问题。

我想到所谓“基本问题”，是受到研究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明清史的朋友的启发。2017年4月，我到珠海参加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举办的“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的基本问题”工作坊。主持会议的朋友提出“基本问题”的概念，指出这来自传统典籍与晚近研究（比如日本学者的“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丛书）的共同启发。在那样的场合参与讨论，势必需要走出中国近代史，在更长的时段中思考自己的课题。因而意识到，有一些课题只是近代史领域的问题，而另一些课题则能够跨越时空，在中国史、全球史的范围内引起更多共鸣。2019年7月，我又到珠海参加“中国史研习营”的授课。有一天我和一位厦门大学的朋友聊天，他说他开设了一门中国近代史方面的研究生课程，教学中的主要设想是思考什么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基本问题。这些经历对我都有直接的启发。

什么样的课题才算是基本问题？举例来说，出版于1997年、由日本的明清史研究者共同完成的《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一书（这是前述丛书中的一册）中，主编森正夫先生将书中21位学者承担的21项课题整理为12个主题，包括：1.商品市场、物价和货币、商人和财政;2.生产技术相关的——农业和手工业;3.长江三角洲的农村社会和都市社会;4.赋税（税粮、徭役）负担团体的里甲和村;5.明代的专制国家、王府、军队;6.清朝国家论和清代的政治和政治思想（附明代）;7.民众反乱与秘密结社;8.身份感觉与秩序意识;9.四川的移民社会和珠江三角洲的村落与宗族;10.徽州文书的世界;11.出版文化和学术、庶民生活和文化;12.西南少数民族、越南和明清帝国。①

什么又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问题？我还没有答案，不过以下这些问题或者可以成为思考的线索。比如，朝贡体系的解体与条约制度的建立，近代工业化的开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动（省一级权力的扩张），科举制的停废与社会流动的变化，寻求富强与国家政治重心的转移，从帝制到共和，满汉的族群认同及其相互关系，不同区域经历的不同的近代，等等。

提出基本问题的概念，试图探索的是如何丰富中国近代史的叙述。我们的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教学以及一般叙述，是以事件为中心的，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直到辛亥革命。這一叙述结构的形成，是由“近代”这一概念的意义决定的（它所强调的“变点”，普遍是重大事件），也与学科发展初期的资料编纂方式直接相关（比如20世纪30年代整理、出版的以近代政治外交为中心的史料集，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影响深远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系列）。这一叙述结构，短期内可能不会改变。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就需要思考怎样把更多的内容揉进中国近代史的叙述，而不只有干巴巴的事件与人物。比如讲太平天国战争，除了既有叙述中较为重视的洪秀全与天国的兴衰，或者清朝与太平天国的战争，我尝试将更多清朝内部的问题放进这一讲。比如作为该事件背景的“道光萧条”，又如战争带来的社会变迁进程：督抚权力的扩张、绅权的兴起、人口的大量死亡与区域间的人口流动、上海的崛起与苏杭的衰落、江南地区的战争善后，等等。这样的考虑是由于，从近代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太平天国战争确实是重要的转折点。对于江南等直接经历兵燹的区域，战争的形塑作用尤其明显。

关于近代史叙述相对单调的问题，赵世瑜教授曾以明清史与近代史的互视来加以反思。他发现，除了少数中外关系层面的论述，在时间上连接的明清史与近代史在研究主题上几乎无法对接，两者分别有各自不同的关注点。然而，并非明清时期的问题到1840年以后便戛然而止，1840年以后出现的也不都是前所未有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明清史讨论的帝国管理体制、社会经济的运行状态、市场体系、内发的社会危机及其应对等问题，到了近代史便缺失了呢？同样，为什么近代史讨论的沿海开埠城市的社会变化、太平天国或者义和团运动，甚至经学、理学等与此前的历史脉络了无关系呢？他指出，作为方法论的社会史可以在其中进行勾连，因为它本身是从“问题”出发，打破主观分期局限的一种探究方式。②

此外，与中国古代史相较，近代史叙述对于事件背后的制度与结构的理解也相对薄弱。然而，如果缺乏对于制度的理解，近代的许多史事是讲不通的。比如讲授鸦片战争的爆发与《南京条约》的签订，如果不从广州贸易体制下英商的活动、19世纪前期的中西关系讲起，是无法理解《南京条约》中多数条款的。而鸦片战争前史在多数的近代史叙述中语焉不详，甚至是缺失的。

又如讲到鸦片战争，便会提到道光朝的“银贵”问题，这是道光帝决定禁烟的直接动因。但要真正理解该时期银价的显著上涨，便需要从清代的货币制度——银钱复本位制讲起。这一问题牵涉甚多，一方面与全球白银的供应（尤其是来自美洲的白银）以及清朝的对外贸易有关，因为当时流通中的白银主要来自对外贸易（由此颇可质疑五口通商前清朝“闭关锁国”的论断）。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白银、制钱两种主要通货，流通中的银、钱数量直接影响银钱比价和物价，关系社会各阶层的生计，实为关键的社会经济问题。鸦片战争前后的货币问题，是流通中的白银数量显著减少，由此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道光朝的银贵钱贱、物价下落、经济萧条与社会失序，是贯穿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战争初期（19世纪20—50年代）最重要的社会经济背景。这在经济史领域已是常识（研究者称之为“道光萧条”），但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仍属于相对陌生的话题。①举此例是想说明，需要将相关的制度与结构问题，放入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叙事。

对于基本问题的思考，自然应从基础史料出发。对于这一问题，杨国强教授在《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一书中的表述，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写道：我是沿着曾文正公、胡文忠公、左文襄公、李文忠公，以及沈文肃、彭刚直、丁文诚、曾忠襄、刘忠诚、张文襄、翁文恭，还有李越缦、王湘绮、盛愚斋、张季子等人留下的奏议、书信、日记、诗文，具体地进入19世纪中国的历史，进入19世纪士大夫的真实世界和精神世界，并由此形成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和判断。②这是来自前辈读书治学经验的理想状态。但另一方面，我们会发现现状颇不理想：许多学生甚至包括一些研究者，主要依靠数据库的检索来搜集史料，仅以完成论文、项目为目的来阅读史料，除此之外的史料阅读与积累较为匮乏。要改变这样的状况，需要提倡对于基础史料的重视。

什么是中国近代史的基础史料？我认为，一方面是以事件、人物为中心的，另一方面是以典章制度为中心的。这些史料最能展现一个时代的氛围，据此我们或能回到往昔。在教学的过程中，我逐渐感觉到，适合作为中国近代史基础史料的，首先是20世纪后半期编纂的各种史料集。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一资料集奠定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史料基础。这套丛刊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10辑。此后又出版《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编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的《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若干辑。这一大型史料集自是时代的产物，其优点是汇编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史料，包括公文档案、文集、日记、书信、方志、笔记、报刊，以及外文记载。这些史料均由资深学者挑选，他们对所选史料的价值有充分的了解，并撰写了书目解题。对于初学者而言，这样的史料集是很理想的入门指南，可作为进一步深入阅读的基础。而且，以事件为主题选编的史料，并非只能用于研究事件。

20世纪后半期，类似高质量的中国近代史的专题史料集出版有多种，涉及各个领域。比如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同时期，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者编纂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便是十分重要的一种。该丛刊大体以行业为专题，包括《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等多种。与按照政治事件整理的政治史资料不同，经济史资料的搜集难度更大，也更体现整理者的观念。资料集的编纂也是研究的过程，可以视作学科发展中特定的著述方式。此类重要的专题史料集可以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史料，也适合作为中国近代史教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除了史料集之外，中国近代史的大宗基础史料是以人物为中心的材料，包括重要官员、士人的文集、公牍、日记、书信、年谱等。此类史料数量极大，最值得注意的是几种质量较高的史料丛书，比如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岳麓书社出版的近代湘籍人物的文集、日记等，以及近十余年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持出版的清史工程“文献丛刊”中的各种人物史料。此外，笔记史料多有关于人物、政局和制度的记载，也是理解一个时代的基础史料。在笔记史料中，以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与“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之选材与点校质量较高，最值得一读。

事件、人物之外，由于清代、近代缺乏高質量的正史及相关典志，典章制度方面便须以政书等为基础史料。主要包括五朝《大清会典》及《事例》，《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以及各种《经世文编》（以贺长龄、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为代表）。通过这些史料，我们能够对清代的制度——各部门的职掌、主要政务的运作，有一基本了解，这是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基础。

以上所谓基础史料自然属于常见史料，并不能直接拿来“写论文”。但是，要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的任何问题上有所推进，都应当建立在这些史料构建的常识的基础之上。关于“新史料”与“旧史料”的关系，前贤多有论及，不必赘述。而当下新史料的涌现，已呈目不暇接之势，但不少新史料的价值实未得到清楚的认定，故尤其应当强调对于基础史料的重视。

总而言之，无论是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教学，还是该领域的研究，都应在熟悉基础史料之上，不断开拓史料的范围，尤其需要提升解读的精度，同时也应多借鉴其他领域，如断代史、国别史的研究，提炼出更有新意的问题、思考更具情境感与纵深感的解释，真正推进这一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