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州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2）

春秋末期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各国混战、民不聊生。墨子出身于“仕”阶层，极力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他借助天的权威，用尚同统一天下义，平天下乱。把尚贤作为为政的根本，推行其民本思想，以达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目的，墨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以尚同、尚贤为核心，以实现中央的高度集权。墨子的义政思想，以天志为基础，以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为手段，实现天下之利。[1]

一、墨子政治伦理思想产生的背景

尧、舜、禹被墨子认为是圣王，虽然尧、舜、禹文化没有得到充分证实，但其公平、选贤等优秀的道德品质在先秦时期乃至当代依然符合社会主流观念，被社会普遍认可，这一理念同样被墨子所吸收。而桀、纣等暴君，横征暴敛、残酷无情的政治行为被墨子所唾弃。商代统治者将自己打造成上天指定的权力行使者，并使天下的人们深信不疑。这样选人用人从原始社会以人的道德、能力为标准逐渐转变成以宗法、血缘为标准。与此同时，生产技术逐步提高，尤其是铁器的广泛使用促使生产水平进一步加强，一部分奴隶主占有土地，转化成地主。井田制逐渐被土地私有所取代，农民不再耕种国家的土地，部分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多劳多得。手工业取得了发展，商品交换频繁，新兴的“仕”阶层兴起，这一阶层要求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好的生活。墨子出身于“仕”阶层，代表着小生产者的利益，这一阶层是受压迫的，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墨子极力推行符合小生产者利益的主张，以求富民强国。

二、墨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内容

政治伦理中，政治和伦理是密不可分的。只谈政治不谈伦理，或者只谈伦理而不谈政治，都不是政治伦理。以墨子对政治伦理的理解来看，尚贤是为政的根本，尚同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我们分析墨子的言语，还原墨子的本来意愿，以此来论证尚同、尚贤为什么是行政的过程、手段和方法。

1.尚同统一天下义。尚同是墨子政治伦理的重要手段，是墨子政治伦理的核心部分之一。墨子分析了天下乱的原因是人各有义。义不同，而交相非。进而建立由上至下的高度集权的体制，实现政令、民情的有效上传下达。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建立以后，存在着明显的优势与弊端。

第一，人各有义造成天下乱。墨子认为人在开始存在的时候，具有不同的意见，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想法，两个人有两个人的想法，十个人则有十个想法，而每个人的想法又互不相同，所以相互交往自然产生矛盾和纠纷。故而需要用尚同的方法，平天下义，治天下之乱。那么怎么实现尚同，这里需要组织机构的建立，发挥组织机构的作用，这个组织机构在墨子眼里指的是国家各个权力机构，也包括各个权力机构的指挥者、领导者。机构建立之后，先是选天下最贤的人立为天子，显然只有天子的力量是无法实现尚同的，所以再立三公，有了天子和三公的力量还是不够，再立国君和政长，这样组织机构就建立起来。这个组织机构再发挥效能，天下间发生了善的和不善的行为，这些都能顺利地上传到天子，天子认为对的，下面的人就认为对，天子认为错的，下面的人就都认为错。奖赏能够尚同的人，惩罚不尚同的人，这样实现一同天下之义，为治理国家提供有利条件。

第二，尚同实现天下的治理。墨子认为天子如果能够统一天下人的意见，则天下能够治理好。天子认为对的，天下都认为对，天子认为错的，则天下都认为错。学习天子的善言，去掉自己不善的言行，则天下治。天子应该是天下最贤能的人，天子应顺应天意、民心。天子的行为、言语具有权威性，天下的人也要向天子学习，这里要学习天子的好的言行，好的思想，而不是坏的思想行为，可见尚同是绝对的尚同，而天下人向上学习，不是全部学，需要天下人能够甄别是非好坏，学习人格化的天。尚同最终应尚同于天，而不是尚同于天子。天下之百姓皆尚同于天子，而不尚同于天，则灾犹未去也。

第三，在尚同的同时，要注重政令、民情的上下传导。上天并不是让天子诸侯骄奢淫逸的，而是让他们承担职责，公平地治理人民。实现民富，增加人民数量，使危难的人安全，混乱得到治理。所以，古之圣王审查统一意见，立行政长官，使上下之情相通。上有遗留的利益能够得到开发，下面有积怨可以得到疏解。则为善者和为恶者，天子皆能视听。怎么做到的呢？天子非神，是民众的耳朵、嘴唇、思考、行动，使事情可以很快地办成。这是因为圣王尚同的缘故。上面的人不能治理下面的人，下面的人不能侍奉上面的人，上下残害，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各人的道理不同，导致不能赏善罚恶的依据一致。人民见到善的事情，应该上报，遇见恶的东西，也应该上报。如果没有上报，则也应和做恶的人一样受到惩罚。国家能够治理好，就需要向上统一道理。

2.尚贤为政之根本。尚贤是墨子政治伦理的另一个手段，是墨子政治伦理思想核心的另一部分。墨子将尚贤视为为政的根本。天下没有治理好的原因归根于尚贤，这就引出尚贤平等性的问题。尚同实现一同天下之义，形成高度集中的国家体制，尚贤又保证了高度集中体制的实施。

第一，墨子把尚贤视为为政的根本。在政治路径的选择方面主张“尚同”以实现“一同天下之义”，并通过“尚贤”缓和“人异其义”的伦理困境，“君无常贵”、“贤无常贵”的贤德建设和合治德冲突。[2]国家没有治理好在于没有重视尚贤。现在的王公大人为国家执政，其目的是促使国家富强，增加人们数量，刑政能够得到治理。而达不到目的，究其原因是贤才没有得到重视，如果一个国家贤才众多，则国家的政绩雄厚，所以，王公大臣的任务应是使贤才增多。贤者当行政长官，能够更好地收税，更好地管理，行政命令更好地上传下达，也就是有利于尚同。尚贤也有利于形成社会良好风气，平常百姓可以崇尚贤能，争当贤才，这样同样有利于尚同这一制度的运行。换言之，如果不是贤能的人作为行政长官，则行政命令就不能够很好落实，社会风气自然也就不是尚贤的风气，那么上下思想不统一，观念不一致，自然导致尚同的机制运转不畅。可见，尚贤与否是国家是否能够得到治理的关键因素。

第二，选用贤才的平等性。尚贤的标准是不区分身份高低，有能力就可以推举，授予高的爵位，给予俸禄，委以重任。贤才的爵位、俸禄和重任也不是永远不变的，根据德行高低授官，根据官职授予权力，根据功劳大小给予奖赏。德行高低和功劳大小都会发生变化，所以民不会一直低微。能者上，无能者下。做到举国家的公意，抛弃个人的私怨。德是贤才的重要特征，也是首要特征，德行的高低是评价贤能程度的重要指标，就算是农民与手工业者，只要贤能就应该被推举。墨子提出了重视贤才的三个方面，授之爵位，目的是受民众尊敬；授之以禄，目的是使民众信服；授之政令，使民畏惧。虽然这三个方面都利于贤才得到利益，但是目的是使民众敬畏、信服和畏惧，以实现行政有效。对于官员的考核同样如此，根据德、劳、功对官员进行奖赏，有能则举，无能则下。

三、墨子政治伦理思想的特点

墨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特点：墨子政治伦理具有宗教特征和形成了高度集权体制。这两个方面不仅维护了统治阶级利益，而且也维护了普通民众利益。

1.墨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宗教特征。在整个《墨子》一书中，多次提到天。墨家突出了“天志”观念的赏善罚恶政治功能、仁义价值的道德功能和宗教功能。[3]尚同、尚贤、兼爱、交利都是天的意愿。百姓上同于乡长，乡长尚同于里长，里长上同于国君，国君尚同于天子，天子最终上同于天。这个天是人格化的天。天具有大爱，是最无私的，要求天下人平等。上天喜好义，憎恶不义。这种义能够匡正人，这种匡正是自上而下的匡正，并非自下而上。百姓做事，士去匡正；士做事，有将军、大夫匡正；将军、大夫做事，三公、诸侯匡正；三公、诸侯治国，天子匡正；天子治政，上天匡正。顺应天意的人，兼相爱，交相利，必会受到赏赐；违反天意，交相恶，必定受到惩罚。上天爱护百姓，对百姓能够明察，给百姓提供食物。

2.形成了高度的集权体制。我们看墨子的尚同思想，国家高度集中于天子，天子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天下的每一个人，天子认为对的，下面的人也必须认为对，天子认为错的，下面的人也必须认为错，无论天子对与错，都要依照天子的意愿去做事。这样就形成了由上至下的高度统一的集团。虽然天反映了民众的意愿，天的意愿与民众的意愿具有一致性，天子的意愿必须遵从天，但是如果天子没能领会好天的意愿，或者是虽然领会好了天的意愿，但是没有能将天的意愿实施出来，或者实施的不彻底，那么国家岂不是遭受灾祸。同时这一高度集权的模式，也高度维护了统治阶层的利益。

四、墨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墨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尚同、尚贤等诸多方面，与现实社会都具有相通之处。结合当下实际，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现实中人们对利益强烈追求，用墨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与之结合，可以发挥一定积极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是通观全球，立足国内，惠及沿线沿路国家，惠及千秋万代的重大决策。从政策的起步到政策的稳步推进，再到各国的合作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渗透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与墨子的伦理思想有很多契合之处。墨子的伦理集中体现在以民为本，兼相爱，交相利，非攻，义利统一，墨子认为国家建设的目的在于实现人民的利益，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应该互敬互爱，互不攻占，以实现互利共赢，实现仁义与利益的统一。墨子的伦理思想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但其兼爱、非攻、尚俭等思想可以服务于“一带一路”，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发生变化，很多人把利放在第一位，公平、正义理念淡化。而墨子注重道德培养，认为人与人应“兼爱”，义利并重，以义为先。“尚同”思想要求君、臣、民思想上下一致。这种一致性又体现出平等性，无论身份高低，财富多少，顺应天的意愿，依天行事，则会受到天的奖赏。若违背天的意愿，逆天而行，则会受到天的惩罚。遂只要德才兼备之人，应该委以重任，使其发挥才能。墨子讲，兼相爱，交相利。利的前提是义，有义则有利，有利无义，或有利少义，利也不会长远。这种利是国家之利，百姓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