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文明，李芸昕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引言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借鉴国外应急管理有益做法，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我国当前应急体系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叠加百年大变局深刻调整，后疫情时代文明形态的互鉴性与差异性，国际话语交流体系变革泛在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空前突出。中国依托制度优势在疫情防控中取得了巨大成果，但面对可能的新挑战，有效应对方式就是未雨绸缪、有备无患，作为互联互通的基础性资源之一，对外语言能力在国家应急体系中的作用亟需提高。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应急语言服务在紧急动员、国际合作、外交沟通、科普宣传、方言手册、医疗技术文件翻译、国际舆情监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彰显出中国巨大制度优势与强大动员力量。但在此过程中也暴露出我国对外应急语言服务体系的不足[1]21，如对一些新情况在初期命名上不太准确到位；应急呼叫与应急回复体系有时缺位；与国际社会沟通的语言管道不够顺畅；个别误译或误读的海外疫情信息造成错误认知等。

针对上述情况，有必要积极探索重大突发事件下如何构建与相关国际组织、有关国家、国外社交媒体用户沟通的有效机制，避免“失语”“语失”“自语”“误语”“被误读”“被曲解”“被抹黑”等现象，加强对外应急语言能力理论探索和机制构建。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述评

(一)国外研究现状分析述评

早在2300多年之前，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诗学》中就指出语言是传播思想的媒介，不过直到1993年，美国学者布莱希特和沃尔顿才率先明确提出“国家语言能力”概念，开辟了专门研究领域[2]。此后，各国学者将国家实践与语言能力相结合开展研究，但西方学者多持“英语中心化”态度，话语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缺失。

国外早期关于国家对外应急语言能力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国际话语权力和国家形象塑造方面。冷战期间，美国相关部门初步注意到语言能力，并针对性调整传播政策框架[3]6。21世纪以来，美国对外话语顶层设计初步成型，对外通过英语霸权和关键语言教育提高国际话语权，对内采取同化政策[4]29。危机(应急)话语研究方面，国外学界更关注减轻危机、挽回形象[5]219、减少负面影响[6]345，有较为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9·11事件”后，非传统安全因素引发对外语言政策研究转向，逐渐聚焦于突发公共事件引发的国际经济和政治问题及外交纠纷[7]57。但大多研究基于“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缺失，历史文化、民族心理、认知思维层面的阐释力度不足。社交媒体兴起后，社交媒体应急传播研究增多，如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在应急传播中的比较[8]22，公众通过社交媒体获取突发危机信息机制[9]189等。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学界开始反思公共卫生危机话语策略[10]1735与突发公共事件下的应急话语评估[11]1。但总体而言，定性分析与短暂热点追逐较多，语料库大数据驱动的历时和共时定量研究相对较少，对国际组织、国际社会、社交媒体用户的分级话语体系鲜有研究。

(二)国内研究现状分析述评

近10年来，国家语言能力及应急语言能力研究在国内逐渐受到重视，自李宇明将国家语言能力概念引入以来[12]1，研究方法日趋成熟，但国内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在基本概念、实践主体、体系范畴、方法论等方面还存在一定争议。

早期研究中借鉴性研究较多，主要集中于英国[13]和美国[13]语言战略介绍；2018年后，有学者开始关注美国紧急语言服务体系[15]，但仍缺少国家实践层面对外应急语言构建行为。宏观研究方面，即“建什么”的问题，尚缺乏将对外话语与应急语言研究相结合的系统构建。王立非将国家应急语言能力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讨论，并定义为“针对重大自然灾害或公共危机事件的预防监测、快速处置和恢复重建提供快速救援语言产品、语言技术或参与语言救援行动的能力”[1]22。李宇明等学者大都认同国家应急语言能力是国家运用语言处理国内外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16]4，但目前尚缺少将国家对外应急话语能力作为独立概念考察的尝试。中观研究方面，即“何人建”的问题，在构建主体方面尚有争议，赵世举[17]106、文秋芳[18]26、李宇明[16]2等大都认为国家语言能力建构主体为国家，也有学者认为主体包括国家与个人[19]2，[20]454。微观研究方面，即“如何建”的问题，视角还有待开阔。近10年来，国家应急话语研究加速发展，研究视角包括应急语言人才培养[21][22]、国家安全[23]、突发公共事件下舆情与官方话语分析[24]、社交媒体公众参与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沟通[25]等， 2020年后国内学界注意到国家应急官方话语构建[1][26] [27]，但关注母语内部的研究较多，较少关注到对外应急话语的系统性建构。对外话语体系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学界较为关注的话题，但大部分研究依照传统思维将对外语言等同于翻译，置于从属地位，视为“决策后”的跨文化传播尝试，而非对外话语决策环节，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缺少交叉，在战略上结合尚嫌不足。

总体而言，35年来相关研究呈上升趋势，较明显的增长节点是“9·11事件”与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欧美相关研究较早较多，但具有单语单向特征，少有系统构建行为，缺乏话语共同体视角。作为新兴领域，国内研究视角和内容也有待扩展。

二、国家对外应急语言能力概念内涵

国家对外应急语言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话语体系构建能力的组成部分，涉及对外和应急两个维度，是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国家进行对外传播、交涉、沟通的语言能力，其内涵包括语言政策、语言服务、语言规划、话语体系建构、对外传播渠道建构、应急语言人才培养、语言技术等。对外应急语言能力建构是横跨多学科、多领域、多语言、多渠道、多文化的复杂性整体工程。就学科而言，对外应急语言涉及外交学、语言学、翻译学、新闻传播学、心理学、组织管理学、计算机科学、术语学等诸多领域，其行为载体应为复合型外语类人才。就此次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为例，对外应急语言除考虑到时效性、准确性外，还要考虑术语命名、文化差异，乃至承担起“反污名化”的任务。

(一)实践主体

任东升在构建“国家翻译实践”概念的论述中认为，“国家在国家翻译实践中承担名义主体和法律主体地位。国家授权的翻译机构、组织作为国家翻译实践的落实者，属于中位主体。国家翻译实践的低位主体包括国家或以国家授权机构聘任的译者、作者、读者等个体”[28]70。借用这一观点，国家对外应急语言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大规模、机构性国家实践行为，其首要主体和法律主体应该为政府部门，特别是语言行政部门、外交外事行政部门、应急管理部门；其次为相关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最后为社会组织、高校团体和语言服务业志愿者。“国家、专家和民间”三位一体的多元集中主体，共同形成权责分明、统筹协作的国家对外应急语言组织管理基础，其中前者处于基础和统领地位。对外应急语言是一种国家行为，因此政府部门主要负责顶层设计、方向把握、政策制定、统筹协调；同时，对外应急语言服务时间紧迫、类型多样、任务复杂，面对不同突发公共事件，如自然灾害、公共安全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等，单一由语言专家组成的团队难以满足多维、紧急的要求，需要及时吸纳相关专家，提供专业支持[27]。此外，考虑到国家对外应急语言的跨学科、多渠道等特性和现代传播的多层次性，相关行业组织、学术团体、企业、志愿者也应该纳入国家对外应急语言能力建设体系，成为其中的重要部分。

在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各政府部门在中央的精密部署和统筹指挥下，以极高的效率建立起疫情防控权威外文发布机制。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指导的“战疫语言服务团”先后推出《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29]及《疫情防控外语通》[30]，分别从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方面，为抗击疫情提供了应急语言保障。外交部门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加强与国际社会沟通，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处方，同时消除某些国家和政客的“污名化”影响，及时传播了中国声音，履行了对外应急语言的主体责任。中国外文局及其下属的中国翻译研究院等机构和媒体，通过发表署名文章、社交媒体发声等多种方式，在术语翻译、多语种传播方面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尝试，并以新媒体、数字产品等多形式出版多语种抗疫主题出版物、举办抗击疫情国际智库云论坛，积极构建疫情防控对外应急话语体系。

专业机构、专业人员、社会组织、学术团体在对外传播、多语种援助、澄清谣言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新冠疫情为例，专家加民间组织的力量在对外应急语言中得到凸显。教育部指导北京语言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及商务印书馆等单位成立的“战疫语言服务团”推出《疫情防控外语通》，以多模态的形式面向在华来华留学生和外籍人士提供疫情防控和治疗方面的多语种语言服务。武汉翻译协会、四川翻译协会、深圳翻译协会、山东翻译协会等地方翻译工作者协会迅速组织起志愿翻译队伍，向境内外籍人士提供语言服务，分发翻译疫情防控政策、技术手册等资料，并为防疫物资运转提供语言服务等。各高校也发挥自身语言优势，开展语言服务，构建对外话语。北京外国语大学承担了世界卫生组织委托的典型病例和疫情资料翻译；上海外国语大学师生团队推出了“全球抗疫童书互译共读项目”；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师生团队承担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的英译任务；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团队提交了“应急语言服务不能缺位”的智库咨政报告；武汉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应急保障组在短时间内组建了武汉翻译志愿者总群，包括数百名医疗工作者和语言服务工作者，可提供十多个语种的翻译服务，积极为抗击疫情提供及时有效的语言支持。

在此次疫情中，国家对外应急语言团队紧急组建，是数字时代突发重大公共事件背景下第一次大规模实践，并且依托我国强大的制度优势，各方配合密切、组织有序，体现了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但是，在对外应急语言实践中，仍暴露出部分问题。如对外话语并未迅速形成整体；由于误译、跨文化误读、曲译等原因，造成一段时间内疫情伪信息(misinformation)通过自媒体等渠道泛滥，暴露出法律、伦理和监管的暂时缺位。因此，国家对外应急语言实现机制化、常态化刻不容缓。

(二) 国家对外应急语言能力构成

文秋芳在分析国家语言能力构建时，采用了李宇明5元素结构，又运用了赵世举统一以“××××能力”命名的方式，将国家语言能力分为5个分项能力：(1)国家对涉及国家战略利益语言事务的管理能力(简称管理能力)；(2)国家对语言人才资源的掌控能力(简称掌控能力)；(3)国家对语言人才资源的创造能力(简称创造能力)；(4)国家对语言处理技术的开发能力(简称开发能力)；(5)国家对中文国际影响的拓展能力(简称拓展能力)[18]26。五种分项能力中，管理能力处于基础地位，其余能力的优先顺序为掌控能力﹥创造能力﹥开发能力﹥拓展能力。这一结构将国家语言视为整体，并未区分对内话语与对外话语，而鉴于两者涉及主体不同、受众不同、渠道不同、舆论场域不同，加以区分则更有可操作性。在后续研究中，文秋芳又提出了国家话语能力的概念，其分项能力包括话语战略事务管理能力、国家领导人话语能力、国家机构话语能力、国家媒体话语能力以及国家话语外译能力，其中前四项能力包含了对外话语能力，第五项为对外话语的翻译传播能力[31]69。这一拓展已经由Langue/Competence 的层面上升到Parole/Performance 层面，但仍未将国家对外语言能力独立构建。在文秋芳的研究基础上，笔者认为国家对外应急语言能力作为国家对外话语实践和参与全球话语体系的基础性能力，应得到更多重视。正因为国家对外应急语言能力是应急机制，更应该进行常态化构建，做到有备无患。为满足对外应急语言的需要，国家对外应急语言能力应包含以下分项能力，即对外语言事务管理能力、对外语言资源掌控能力、对外话语议题设置能力、对外话语渠道拓展能力、对外话语技术开发能力。

对外语言事务管理能力包括组织协调能力、规划能力和应急调配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指有跨机构的协调机构，协调政府部门、专业机构、专业人员、社会组织、学术团体，为对外语言“定基调”。规划能力指负责战略顶层设计，针对不同时期、不同语种、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媒体渠道制定相关对外语言工作方案，起到“组团队”的作用。应急调配能力指在突发事件语境下，能够迅速调配语言资源，应对国际舆情，实现国家话语有效正面传播。

对外语言资源掌控能力包括对外语言人才掌控能力与对外语言渠道掌控能力。国家对外应急语言主体应全面了解对外语言人才现状与培养情况，熟知他们的专业语种能力、复合型能力、是否语言服务专业人才等信息。我国政府已着手建设语言人才资源库，但“与真正运行还有相当的距离”[32]26。对外语言渠道掌控能力指对于相关国际沟通渠道有较深入的了解，如国外主要媒体情况、国外社交媒体运营情况、国外传统媒体、社交媒体意见领袖情况。如果说前者是对“队伍”的了解，后者就是对“阵地”的熟悉。

对外话语议题设置能力是指主动设置话语议题，进行话语构建，消解“污名化”，避免“急不能言”“急不择言”“言不及义”等问题。近年来，部分西方国家以“西方中心论”与“文明冲突论”为话语体系规则，将中国话语“异质化”，并进一步“妖魔化”，以貌似逻辑自洽的话语体系排除对话理性。从疫情期间的国际舆论战也可以看出，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一手信息交流通达程度不足，舆论场处于相对隔离状态，国际传播布局短板凸显。西方媒体通过“中国病毒”“中国经济衰退”“中国威胁论”等主题词，辅以多维度推导渲染的手段形成有体系的舆论观点，但中国媒体可以积极利用外国人高度关注这一契机，主动出击，有针对性地回应对方关切，还原中国真实形象，传播中国理念。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外话语议题设置能力，并以积极、正面、高效、系统、分层的对外话语消解话语霸权，努力实现国际话语平衡。

对外话语渠道拓展能力是指积极拓展对外话语渠道，分类考察中国对外话语在不同国家地区和受众中的认同效果，探讨“外交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分层及其传播接受效果。近年来，我国政府在对外话语渠道拓展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不仅体现在传统媒体的国际版不断开通完善，也体现在对国外社交媒体的重视，但“目前我国在海外社交媒体舆论场的传播主体相对单一，无法对西方主导的涉华舆论提供有效信息对冲，进行及时有效的回应，扭转社交媒体中不利的涉华舆论局面”[32]81。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格局、全球化进程等造成了深层次影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面临着新的调适。在国际政经社会问题矛盾不断演变消解的过程中，在面对日后的国际危机，中国应继续践行全球抗疫中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民心相通工作作为首要工作。因此，应积极丰富海外社交媒体主体，将“融媒体”建设与对外话语渠道拓展相结合，统筹引导国内媒体在海外社交媒体发声，充分利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多模态传播。

对外话语技术开发能力是指对外语言服务技术应用开发能力。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监测与预警国际舆情，及时研判，并启动对外应急语言队伍。通过数据算法分析，可以掌握新媒体传播规律，及时了解国外对华议程和话题设置、舆论引导情况。机器翻译加译后编辑模式可以高效、海量地分析语言情报。运用智能建模，可以评估对外应急语言效果。

三、后疫情时代国家对外应急语言体系面临的挑战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暴露出许多国家治理能力上的不足，也凸显了全球化语境下国际秩序脆弱的一面。面临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有些国家不仅未及时在治理体系上查漏补缺，反而急于“甩锅”“抹黑”，国际舆论场进入“冷战”后最为错综复杂的时期之一，中国国家对外应急语言体系也面临着以下挑战：

(1)西方主流舆论场的“抹黑”与“甩锅”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西方主流媒体开始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有组织、有节奏的“抹黑”。疫情暴发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舆论场散布“中国危机论”“中国衰退论”，攻击中国治理体系。中国及时有效控制疫情，欧美却陷入大流行后，相关外媒又频繁“甩锅”，指责中国，论调变成“中国威胁论”，扭曲中国国家形象。究其原因，中国的崛起和高效治理对其所谓“世界领袖”地位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其目的在于给中国贴上种种负面标签，破坏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并上升到意识形态与制度和价值之争。

(二)西方涉华话语体系化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舆论交锋中，西方舆论采用“打组合拳”的方式，根据形势发展，主动设置议题，意图将中国拖入相同的节奏。“治理危机论”“人权论”“阴谋论”“中国威胁论”等涉华话语已逐步形成体系。如何打破偏见性的话语体系，及时做出回应，实现国际话语平衡，正是国家对外应急话语体系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三) 西方涉华舆论布局立体化

以时代华纳(Time Warner)、迪士尼(Disney)、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公司为代表的西方传媒通过分销、并购等手段，形成了跨国家、跨渠道、多语种、数字化的大型传媒集团，把控西方舆论主流。相对而言，中国对外语言能力建设海外布局较晚、规模不够壮大、平台建设相对滞后；近期，个别国家政府采用行政干预的手段，封锁中国国际发声渠道、设置物理性障碍，企图进一步压缩中国的对外话语空间。

(四)西方涉华舆论渠道下沉化

后疫情时代，国际思潮的混乱与社交媒体兴起的叠加，造成主流媒体的权威性逐渐被解构消解，社交媒体成为国际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当传统主流媒体不再拥有阐释意义的唯一合法性和权威地位时,社交媒体就上升为具有阐释意义和价值的新主流媒体[23]69。以美国为例，其政要就涉华议题发布推文,内容与对华政策走向紧密相关,社交媒体正在成为观察美对华舆情的新风向标[34]66。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急速发展，西方媒体大力布局新媒体，实现舆论渠道下沉化、精细化。他们以Facebook、Instagram、Twitter、You Tube等社交媒体为主要载体，以官方机构和互联网意见领袖为主要发声者，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多媒体为主要形式，主导着境外涉华舆论。

综上所述，西方涉华舆论一方面巩固、扩展其全球传播的先发优势，一方面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协同、外交话语与社会话语的协同，在“去全球化”“民粹主义”开始抬头的后疫情时代，不仅歪曲中国国际形象，还试图捏造不实的中国国际形象，将“竞合”关系拖入意识形态之争的预设阵地。

四、国家对外应急语言能力对策研究

国家对外应急语言能力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我们不断整合优化已有资源，积极补齐短板。面对后疫情时代国际形势的挑战，需要做好对外应急话语能力总体规划，着力“新基建”、多“赋能”、多“蓄能”，对此，笔者就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建议和对策。

(一)强化和落实顶层设计

建设统一、高效、积极的对外应急话语机制，应对后疫情时代的国际舆论角力挑战，由“应对式”“反驳式”话语体系转换到攻守兼备、主动传播的多语种对外话语体系，是对外应急语言能力建设的首要任务。统揽全局，宏观调控则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包括法规制定、机构设置、总体规划等。2007年11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可依据本条法案制定相关预案，明确国家对外应急语言的领导机构、相关主体、工作机制、预警监测措施、演练体系、应急保障措施，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循。在目前我国对外话语体系中，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国家新闻出版署、文化和旅游部、中央编译局、中国外文局等部门都对此有所涉及，但目前尚无跨机构的协调机制，难以形成合力[31]69。成立国家层面的对外应急语言服务管理机构，可以有效协调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专家学者、民间智库开展相关工作。建议做好资源统筹和战略配置，积极实现“政治语言”和“生活语言”的相得益彰，协调西方主要国家、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舆论场域的资源配置，协调传播路径与传播效果追踪，了解国际话语传播的内容生产机制、传播规律，主动设置议题。

(二)加强对外应急语言基础设施建设

我国对外应急语言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初步成型，但尚需进一步加强。后疫情时代，对外应急语言在应急事件、语言环境、传播渠道、受众分层等方面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目前较为薄弱的对外应急语言基础设施更需要进一步加强。信息时代，语料是语言服务行业的核心资产。目前，外文局建设发布了“当代中国特色话语外译传播平台”“中国重要政治词汇对外翻译标准化专题库”等，但主要针对政治类词汇，覆盖面较小。各大高校、语言服务商自建的语言平台也存在偏重文学、条块分割、语料质量不确定等情况。面对涉及不同行业、不同语种的海量语料，单个机构很难建设具有通用性和权威性的语料平台。鉴于此，国家对外应急语言主体部门可以协调建立开放性多语种语料库或术语库平台。针对地震、洪水、火灾、战争等突发事件进行模拟，结合以往相关部门公告、媒体报道主题词，预设场景，整理出多语种应急语料库，并且定期对语料库进行维护更新。做到主题覆盖常见场景需求，内容涵盖公共突发事件下各行业常用术语、公共政策等。重点建设反恐、公共卫生、自然灾害、航空安全、心理干预等核心应急领域的应急语言资源，保证语料库服务效能。另外，利用区块链技术建设协同翻译云平台、远程口译平台，积极发展机器翻译技术、语音识别、语音合成等技术，加快发展舆情数据统计分析及可视化技术，开发多语种对外应急语言智能系统，提高对外应急语言服务的效率及质量。

(三)加强学科整合

目前，对外应急话语往往落实在翻译行为上，难免具有从属性，且一般时间紧迫，翻译人员难以仔细揣摩原文口吻、斟酌句式结构和把握修辞转换。而且“对于文件中的新观点、新提法，翻译人员也需要一个理解、消化和转换成外语的过程”[35]6，有时造成语言过于机械、句子重心不当、表达晦涩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从语言战略而言，翻译往往是“临门一脚”，是对外话语中“说出来”的关键环节，却不是唯一环节。内容生产与筛选加工、多模态的表现形式、传播载体的建设与选择、叙事的逻辑和展发、传播效果的反馈与分析，都是对外应急语言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加强语言服务的跨学科交叉与整合，统筹对外语言发布，以“语言协同”代替“翻译”，让对外语言工作人员全程参与重要文献制定或修订工作，对于构建更为精准、立体的国家形象有着重要意义。鼓励应急管理学、医学、新闻传播学、国家安全学、文献计量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进行交叉学科研究，储备专业化复合型人才，也是对外应急语言能力的当务之急。此外，对外应急语言总体规划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规划语言资源、人才资源、媒体资源，分语种、分行业做好对外应急语言规划，建立应急语言响应机制。

(四)建构对外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体系

后疫情时代国际话语舆论竞争的内在动力是对外语言人才之争，对外应急语言服务人才是国家对外应急语言能力建构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对外应急语言能力的最终执行者。面对后疫情时代的不确定性，应着眼于平战结合，加强对外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动态库建设，尤其注重具备符合能力的语言人才和非通用语种语言人才储备和培养。首先，对外语言的主导部门机构应培养一支专业水平高、实践能力强的对外语言人才队伍。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可委托高等院校、社会培训机构开展应急语言服务培训，将基础语言培训扩大至更多的政府基层部门，以备不时之需。其次，教育部门可在兼顾学生未来就业的基础上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扶持高校小语种学习平台建设；在专业设置上，推动人才培养的供给侧改革，在语言服务人才培养过程中加强应急语言服务能力、应急语言伦理、对外话语能力、翻译技术运用能力、译后编辑能力、多模态传播能力等环节，培养高素质应用型翻译人才；调动高校科研力量专设应急语言人才库和语言志愿者库，动态调整高校应急语言人才的数量和结构。最后，除专业语言服务人才外，还应注重发掘不同行业背景的对外语言志愿者。掌握多层次语言人才培养整合情况，在必要时快速精准地配置资源，畅通对外应急语言服务国际管道。

(五)搭建对外应急传播矩阵

在对外传播方面，发生紧急事件时应做好国际舆情监测，研判国际局势，细分传播目标、对象。整合国内国际优质传播平台，与国外媒体开展合作，及时发布多语种权威信息，以权威时效信息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地方政府接应结合自身特色优势，主动对接国家级外宣平台，融入总体布局，尤其注重省级和边境地区市(地)级层面的对外应急传播。在发送预警提示信息、分发宣传手册时，应注意对信息文本进行简化，增强文本信息的可读性，以此满足不同文化水平和语言流利程度人群的需要。为在华外籍人士开通紧急求助渠道，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与外籍人士进行沟通时，需充分考虑与外籍人士的宗教、历史、文化背景差异，避免因语言或翻译问题，产生误解冲突，甚至引发社会或国家不稳定事件。其间还可适当收集友华文章、视频记录作为进一步对外传播素材，挖掘新主题、新视角，占据国际舆论主导地位。有效利用新闻发布会、官方媒体、社交媒体等不同渠道，减少国际社会对华“认知误差”，扭转“认知偏差”，弥合“认知逆差”。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第4期《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指出，要“占据主动，有效影响国际舆论。继续做好同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沟通协调，促进疫情信息共享和防控策略协调”，要“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36]。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深入人心的今天，在中国逐步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背景下，提高国家对外应急语言能力机制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构建国家对外应急语言能力，分析国家对外应急语言能力话语规范、话语层次和传播路径，能为重大突发事件下中国话语有效正面传播提供借鉴，提升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后疫情时代，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应居安思危，加强国家对外应急语言能力的系统化、常态化、制度化、规模化、应急性和前瞻性建设，把握好“人类语言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局，由防御性语言体系过渡到积极性语言体系。作为国家治理能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外应急语言能力也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笔者只是初步探讨了国家对外应急语言能力建构的框架，希望能引发学界更多的思考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