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兴，周 娟

(武汉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哲学概念因其含义丰富而使翻译尤其困难，其译名从诞生到接受往往会经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其间，翻译者初次接触外来哲学概念时除了音译之外往往会借用本国现有概念予以比附“格义”；每一次的译名之争都是翻译者为争取哲学概念翻译的“立名”而做出的努力；一个看似确立的译名还会不断受到质疑而面临“正名”的命运。然而，从现有哲学概念的翻译研究来看，研究者大多以“忠实”为标准结合义理分析来探讨哲学概念的翻译问题，而对翻译过程中的“格义”“立名”与“正名”现象关注不多，对其中的动因及其影响的探讨尚显不足，鲜少进行动态历时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伯克新修辞学的视角，结合洛克认识论核心概念“understanding”汉译史上的几个代表性译名对哲学概念翻译中的格义、立名与正名现象进行探讨，以期对哲学翻译研究，尤其是哲学概念的翻译研究有所裨益。

本文选取洛克(John Locke)认识论中understanding这一概念的汉译进行实例分析，主要基于洛克认识论在西方哲学的重要地位和understanding在洛克认识论中的核心地位。西方哲学在洛克处转向了认识论，开始对知识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论(epistemology，又译“知识论”)是关于“知道”(knowing)的理论，回答的是“什么是知道(knowing)，什么是已知(the known)”这样的问题，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什么是知识”(what is knowledge)。[1]46对“知道”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理解”(the understanding)的探讨。understanding作为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洛克认识论的核心论题。西方哲学史学者梯利(Frank Thilly)认为洛克的哲学实际上就是一篇“关于人类理解的论文”[2]334。甚至有学者提出由于洛克将悟性(understanding)作为讨论和存在的中心，洛克的哲学应该被称为悟性哲学。[3]3作为西方启蒙运动的旗手，洛克对understanding的探讨拆解了宗教和权威对人的理性所设立的束缚，激发人们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4]3在《人类理解论》(AnEssayConcerningHumanUnderstanding，下文简称Essay)和《理解的行为》(TheConductoftheUnderstanding，下文简称Conduct)两部著作中，洛克对understanding进行了系统探究。这两部著作对启蒙时代的贝克莱、休谟以及康德等人的认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洛克认识论传入中国以来，understanding的汉译史上先后出现了“悟性”“理解”“认识”“理智”等译名，经历了格义、立名与正名三个阶段，对 “understanding”汉译名的历时考察无疑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哲学概念翻译的认识。

一、伯克新修辞学的“认同”思想与哲学概念翻译中的“认同”运作

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伯克(Kenneth Burke)为代表的新修辞学家在继承古典修辞学的基础上提出，修辞的作用是“人使用语词形成态度或诱导他人采取行动”[5]41。修辞根植于语言的一个基本功能，即“用语言这种象征手段诱使那些本性能对符号做出反应的存在者进行合作”[5]43。在伯克看来，“认同”(identification)(1)伯克的修辞学核心术语identification主要有两个汉语译名，即“同一”“认同”。本文基于陈小慰对该术语译名的辨析，采用“认同”作为identification的译名，参见：陈小慰：《“认同”：新修辞学重要术语identification中译名辩》，载《当代修辞学》2017 年第5期。是合作的源泉，是对传统修辞学“说服”作用的拓展。

认同与分离(division)共生，在分离的基础上，实现同质(consubstantial)。正如伯克所言：“A与他的同事B不一样，但只要他们的利益被连接起来，则A便认同B。或者，即使他们的利益没有连接起来，如果他假设他们利益连接起来，或者被说服相信如此，那么他也可以认同B。”[5]20这样，相互分离、各具特性的个体在保持独特性的同时，在态度、概念、观念、意象、感觉等方面达成一致，便实现了同质。需要注意的是，认同是一个连续统，认同的程度有高低等级之分，而不是绝对的认同或不认同。

伯克认为主要存在三种认同形式：同情认同(i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对立认同(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误同(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同情认同通过强调共同的情感，与受众建立亲善的关系。对立认同通过拥有某种共同的对立面而联合起来。误同是人对环境的一种无意识的认同，误将自我与环境的力量同质化。[6]268-269

伯克将人视为使用修辞、象征的动物。伯克持戏剧主义的语言观，将语言视为象征行动。他认为，现实是由语言尤其是特定的术语，即辞屏(terministic screens)塑造。即使是最不带情感的科学术语的命名本质上也是说服性的，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某些渠道。[7]45伯克通过谈论滤色片对照片的影响来形象地解释“辞屏”的修辞功能。“像照片这样‘真实’的东西在肌理甚至在形式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是由对所记录的事件进行纪实性描述时使用的滤色片所决定的。”[7]45修辞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的语词或术语，就如摄影师所使用的某一滤色片一样，可将受众的注意力引导到某一领域。由于辞屏起着过滤作用，“我们所视作对‘现实’的观察可能只是我们对术语的某种选择的可能性的剥离”[7]46。我们生活在由辞屏所构筑的世界中。辞屏一方面影响着人们对现实的认知，同时也是修辞者为使受众实现认同或产生疏离而采取的一种强有力的策略。伯克认为：“我们必须使用辞屏，因为我们不使用术语便无法谈论任何事情。无论我们使用什么术语，它们必然构成一种相应的屏幕；任何这样的屏幕必然将注意力引向此领域而非别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可以有不同的屏幕，每个屏幕都有其导引注意力的方式，并塑造着在既定术语中隐含的观察范围。所有术语都必然或隐或显地代表着在连续性原则和非连续性原则之间的选择。”[7]50根据伯克的观点，语词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可以把事物放在一起，另一类可以把事物分开。换言之，A可以感觉到自己认同B，也可以认为自己与B脱节。”[7]49由此看来，辞屏是实现同情认同、对立认同甚至是误同的重要手段。

根据伯克对修辞的定义，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是一种修辞实践。译者是该修辞实践的修辞者，翻译是译者用来使读者接受异质观点的说服手段。[8]6从新修辞学的视角来看翻译，忠实只是译者为了诱导译文读者改变态度、接受异域思想文化的一个策略，而不能作为对翻译进行评价的规定性的价值标准。译文最大限度地运用修辞资源对译语特定受众产生有效影响才是翻译的“最高价值”。[9]47西方哲学具有与中国传统典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思考主题。西方哲学主要对抽象概念进行系统性思辨。哲学概念不同于专名和科技术语，大多数哲学范畴和概念来源于日常语词，但又超越经验世界的日常语义，进入抽象的理性世界，具有思辨意义。哲学概念起着伯克所说的辞屏的构建与过滤作用，直接影响着读者对哲学思想的理解。将西哲译介到汉语语境，哲学概念与范畴的译名便构筑起了译文的辞屏，影响着中国读者对外来哲学思想的理解与接受。西哲东渐至今，大多数哲学概念的汉语译名经历了格义、立名甚至是正名的发展阶段。从新修辞学的视角来看，哲学概念汉译的这三个阶段性特征正是自清末民初以来，译者作为特殊的修辞者，充分运用修辞资源使得中国读者对哲学概念以及哲学思想实现不同程度认同的不同策略。

下文以洛克认识论概念understanding的汉译为例，从新修辞学的“认同”观考察哲学概念翻译的上述修辞行为。

二、understanding的词源分析及其在洛克哲学中的理论要义

从词源上看，英语understanding的词根是understand。understand源自古英语understandan，字面意思是“站在……中间”，可理解为“领会，把握住某个观念”(comprehend, grasp the idea of)。(the)understanding的释义为“领会和推理的官能；理智”(The faculty of comprehending and reasoning; the intellect)。[10]986understanding在西方近代哲学中(17/18世纪)常常指的是大脑的活动(the activity of the mind)。在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中Intellectus是指“通过理智的视野读入”(“to read in” by the vision of the intellect)。对于拉丁语词intellectus，欧洲各民族语采取不同的语词对译。Intellectus的法语表达是entendement，英语表达是understanding，德语表达有Verstand, verstehen。这些民族语的表达与原拉丁词intellectus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语义偏离。[11]1184-118716-17世纪，英语的understanding是对拉丁语intellectus的对译。洛克在其著作的通行版定稿前的写作中经常交互使用understanding 与拉丁语intellectus,Deintellectu，用来指哲学意义上的心灵的一种官能。[12]159-162

洛克虽然没有对understanding的概念进行明确界定，但从他的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该概念的含义。洛克将understanding定位为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理性存在的根本。在Essay引言部分，他便指出：“正是understanding使得人高于其他一切有感觉的存在，使人能够凌驾于他们之上，加以支配。”[13]43

洛克对understanding的探究是知识论层面的，解释understanding如何运作，以把握知识的限度。在Essay的导言部分，洛克就说明本文的目的是要“探究人类知识的起源、确定性和范围，以及信仰、观点和赞成的基础和程度”[13]43，也就是“人类的理解的范围，以及通过官能获得确定性的范围”[13]45。

首先，对于understanding的探讨以对它的对象的讨论展开。understanding的对象是观念(idea)。洛克用观念来表达包括幻象、概念、种以及其他大脑可用来思考的任何材料。人出生后大脑就是一张白纸，没有任何观念。观念通过经验(即感觉和反省)获得。人类通过感觉得到关于外部事物的第一性的质的简单观念，通过反省得到第二性的质。

understanding的对象是涉及物理学、实践学和符号学三个领域的观念。洛克认为：“能够落入人类理解范围的事物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事物的本性，它们之间的关系、它们的运作方式；二是人作为一个理性和自主的行动者，为实现任何目的尤其是幸福，所应该做的；三是获取、沟通上述两类事物的知识时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13]720

其次，understanding是心智官能的一部分。感知的能力就是(human/ the)understanding。洛克将感知的能力分为三类：“对于观念的感知，对于语词和观念之间意义关系的知觉、对观念的一致或不一致的知觉。这些都属于understanding或知觉的一部分，也唯有后面两类才使我们说，我们知道了。”[13]236在洛克看来，感知观念、感知语词与观念的连接关系、感知观念间的关系，都是understanding的功能。

understanding与意志(will)是心灵(mind)的两种能力。心灵的能力主要是感知和选择的能力，前者属于理解的官能，后者属于意志的官能。[13]236作为对Essay的补充，Conduct的开篇部分进一步强调了understanding对于人类获取知识、进行判断的重要作用。洛克认为人类的两大能力understanding与will的关系是“意志(will)无论被认为是多么绝对、多么不受控制，它总是需要听从理解(understanding)的命令”[14]17-18。

有时，understanding作为mind的同义词使用。洛克认为心灵的主要能力包括：第一能力是感知(perception)，作用于观念上，因而是我们由反省得来的第一，也是最简单的观念。第二能力是保持(retention)，通过沉思(contemplation)或记忆(memory)将由感觉或反省得来的简单观念保存起来或激活。第三能力是对几个观念进行辨识(discerning)与区分。另外，比较(comparing g)、组合(composition)、扩大(enlarging)、抽象(abstraction)等也是心灵的主要运作。以上这些心灵的官能和运作都是理解得以进行所使用的具体手段。[13]143-163

洛克在讨论知识与可能性时指出：“由于大脑的直接对象只是大脑中的观念，因此我们的知识只是关于我们的观念的知识。”[13]525“具体而言，知识是对两个观念之间的一致或不一致的感知。在我看来，知识不过是对我们的任何观念的联系、一致或分歧、以及厌恶的感知。知识只包括这一点。有这种感知的地方就有知识，没有这种感知的地方，尽管我们可以想象、猜测或相信，我们总是缺乏知识。”[13]525这种一致或不一致可分成四种类型：同一性或多样性(Identity, or diversity)、关系(Relation)、共存或必要的联结(Co-existence, or necessary connexion)、真实存在(Real existence)。[13]525

三、understanding汉译名的修辞分析

从伯克新修辞学的视角看，洛克认识论概念understanding在其汉译史上先后出现的“悟性”“理解”“认识”“理智”等汉译名中蕴含着修辞运作，格义、立名、正名是西哲东渐的不同阶段为使当时的中国读者产生认同而采取的策略。

(一)以“悟性”对译“understanding”的格义策略

格义的基本语义是推究意义。格义在魏晋时期是指用中国哲学(主要为老庄哲学)中固有的概念和词汇对印度佛教义理进行比附的解经方法。格义法作为一种翻译方法，是概念对等的翻译方法，用目的语文化中的概念比附、置换源文化概念。比如，安世高将佛经中的“涅槃”译为“度世无为”，利玛窦用“天”翻译《圣经》中的“god”，都采用了格义法。格义也是早期中西两种知识系统碰撞与会通的过程中，为使西方学术概念在中国落地而使用的一个策略，understanding的早期译名“悟性”便是格义的产物。

“悟”和“性”二字虽然在古汉语中早已存在，现代汉语中的“悟性”一词却是对英语understanding的对译。日常语词understanding的早期汉语对译词具有与“心”相关的语义，如“悟性、悟、明悟司、心”“觉悟知识、明悟司”(2)资料来源：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中心的近代史数位资料库中近代各双语词典http://mhdb.mh.sinica.edu.tw/dictionary/search.php?searchStr=understanding&titleOnlyBtn.x=19&titleOnlyBtn.y=13&titleOnlyBtn=true，检索日期：2021-3-30。。清末至民初时期，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加深，和制汉语进入到汉语中。understanding便逐渐具有了“理解”“理解之力”的语义，但“悟性”仍是understanding的主流对译名称。颜惠庆编纂的近代第一部大型的百科全书式的中英文双语工具书——《英华大辞典》(1908)中，名词用法的understanding具有四个英文释义，对应的汉语释义分别为“聪明、悟性、智慧、智敏、理解之力、明晓之力”“理会、通晓、了解、理解、分辨、分辨之能、分別之才、知识、见识、学问、切实明悉、会悟、悟”“和衷、开诚布公、同心、协意、一致”“比较之才能”。商务印书馆《英华新字典》(1913)中，understanding的汉译名为“悟性、理会、聪明、调和、和解”。

作为洛克认识论的重要范畴，understanding的汉译名最早是“悟性”。1907年洛克Conduct的汉译文《悟性指导论》(3)该译文在《教育世界》连载时未署译者姓名，经佛雏考证，《悟性指导论》的译者是王国维，具体参见：佛雏：《王国维哲学译稿研究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译文是根据英文翻译还是通过日语转译，尚待考究。在《教育世界》杂志连载，将核心概念understanding统一翻译为“悟性”[15]。该哲学译名无论是沿用日常语词understanding的译名，还是直接借用日译词“悟性”(4)据刘正埮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4页，“悟性”源自日语 悟性 gosei，是对德语Verstand的翻译。，都有着其深刻的翻译动机和特殊的翻译效果。

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悟性”具有与洛克认识论所探讨的具有理性主义思维特征的understanding不同的文化内涵。《说文解字》将“悟”释为：“觉也”。[16]883据《辞源》，悟，一是有所知觉之谓悟。二是启发人亦曰悟。“悟性”也有两义，一是“人之资性也。凡因此而识彼者，俗皆谓之悟性”，二是“穷理尽性之谓”。[17]25-26第一层意思是人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力，是中国强调类比的自然性思维的表现。第二层意思“穷理尽性”，语出《易·说卦》：“穷理尽兴，以至于命”，意思是彻底推究事物的道理，透彻了解人类的天性(天道)，集体体现了儒家的“外悟说”。

中国传统思想的思维方式强调悟性、直觉和体验，具有“悟性主义”的特质。[18]以儒道禅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智慧在心性论的基础之上指明了如何思考天地人存在的真理。在对人的心灵如何知道真理的思考中，儒家强调“格物致知”“穷理尽性”，注重悟性的豁然贯通。道家强调以道观道，通过坐忘心斋去把握事物的本性。佛教强调人心的觉悟，明心见性，以佛眼观天下。[19]55其中，最能体现中国悟性思维思想的是禅宗。佛教中，“悟可以解释为对事物本性的一种直觉的察照, 与分析或逻辑的了解完全相反。实际上，它是指我们习于二元思想的迷妄心一直不曾感觉到的一种新世界的展开。”[20]68中国传统思想的悟性强调的是对天、地、人的真理的把握，而洛克的understanding的对象却是物理学、实践学和符号学的知识。如上所述，在伯克的新修辞学中，辞屏具有通过特定概念、术语的语言表达建构意义的作用。译者作为特殊的修辞者，有意或无意地对某些术语的使用可将读者的注意力导向某一方面，影响着读者对某些思想观点的认同。正如伯克所言：“只有用和他同样的语言、相同的手势、音调、顺序、意象、态度、想法，才能说服一个人或与他沟通。”[5]55早期译者将understanding翻译为“悟性”的格义法正是这种使用目的语读者所熟悉的语言概念实现同情认同的策略。

《悟性指导论》的译者王国维译介西方学术思想，发生于清末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变的历史时期。他的翻译方法受制于其对中国传统与外来思想的认识。对于西方学术思想在晚清如何输入的问题，他认为：“西洋之思想之不能骤输入我中国，亦自然之势也。况中国之民，固实际的而非理论的，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21]5-6王国维强调西学要与我国固有思想“相化”。清末，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外来学术思想发生激烈碰撞。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准备期和交错期，“悟性”作为understanding的汉译名，其本身所含有的“悟”的文化色彩拉进了中国读者与洛克哲学之间的距离，更有助于将与中国传统学术截然不同的西方哲学思想引介给国人，更易于国人的认知与接受。

(二)将understanding重新定名“理解”的立名策略

立名指命名、建立名称。在翻译中，为外来语词、概念确立名称即为立名。中国近代西学翻译第一人严复曾感叹“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翻译外来文化经典时，如何使用目的语对外来术语、概念命名则是译者必须面对的难题。那么，在已有译名对应的情况下，重新为某一个概念确立译名，译者的认知和修辞动机便是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

洛克Essay的首个中译本是邓均吾翻译的《人类悟性论》(1934)，该译本的校对者刘静白参照日译文，采用日译词“悟性”(5)关于术语译名的确定，邓均吾译本的“校后记”有明确交代：因战乱、邮寄不便刘静白等人未经过邓均吾的同意而采用了日译名。另，日本西学翻译第一人西周在《百学连环》说明中用汉字创译了“主观、客观、悟性、现象、实在”这些哲学范畴，他所创译的“哲学”类术语选入井上哲次郎编写的《哲学字汇》(1881)。据此，笔者推测，邓译本可能沿用的西周所创造的“悟性”一词。翻译核心范畴understanding[22]。在已有邓均吾译本的情况下，关琪桐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下文简称“中基会”)委托重译，他的译本《人类理解论》(1938)中将核心概念understanding译为 “理解”[23]。自1938年初版后，关琪桐译本于20世纪50年代由译者修订再版，入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至今历经几次再版，始终保留understanding的汉译名“理解”。关译本影响了随后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学术话语，“理解”作为understanding的汉译名已经成为主流学术表达。在这个意义上，understanding的汉译名“理解”具有立名的意义。

据《近现代汉语辞源》，“理解”是一个日语借词，释义为“见解”。[24]945日本明治时期的日译学术译名，因采取的汉语典籍中的字义，流传入我国学术界者颇多。understanding的译名“理解”便是其中之一。[25]114《说文》将“理”释为：“治玉”，段玉裁注：“剖析”。[16]25“理”的本义是治玉，即加工雕琢玉石，其引申义为条纹、纹理，进而引申为客观事物本身的次序、事物的规律等义。“解”，《说文》释为：“判也。从刀判牛角。” 段玉裁注为“会意”[16]330也就是，用刀把牛角剖开，后引申为剖开、打开。“理”和“解”二字合成的词语“理解”，意思是剖开事物的纹理、规律，即据理了解，明白事理。现代汉语中的“理解”有四个释义：顺着脉理或条理进行剖析；从道理上了解；说理分析；见解。[26]575

与“悟性”相比，“理解”抹去了“悟”所具有的中国文化内涵，而较为趋近英语单词understanding的一般语义。然而，汉语“理解”的含义比洛克认识论范畴understanding范围大。“理解”除了有认知心理层面对知识的认知外，还有对事物的道理的把握。结合翻译情境，我们不难发现关琪桐在20世纪30年代选用“理解”对译“understanding”的独特用意。作为一名专职译者，关琪桐的翻译行为深受其所供职的机构中基会编译委员会，尤其是该机构负责人胡适的影响。胡适在草拟的编译计划中指出，选译外国历史、思想文艺作品的主旨是“使我们对那时代或那国家的文化可以有明瞭的了解”[27]362，因此翻译力求准确传递西方经典原著思想。在“悟性”已经成为understanding惯用对译词的情况下，将understanding的汉语译名定为“理解”便是译者为使得当时读者能够深入理解洛克认识论所采取的修辞策略。译者没有沿用旧译“悟性”而采用“理解”作为“understanding”的新译，其翻译行为，借用伯克的新修辞学思想观之，就是通过使用新的术语将读者的注意力从“悟性”传递的“understanding”的认识论观念转向新译名“理解”所传递的“understanding”的认识论观念。由于“理解”与“悟性”具有不同的含义，译者采用“理解”为“understanding”重新立名旨在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他所认识却被“悟性”译名遮蔽的源语意义。如上所述，伯克认为，我们使用的术语必然会形成相应的屏幕，塑造既定术语隐含的观察范围，从而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某个领域。由此可见，关琪桐为“understanding”重新立名无疑会使人们关注洛克认识论中新的含义，进而加深对其认识论思想的认识。

(三)为understanding另立新名“认识”与“理智”的正名策略

正名，指辨正名称、名分，使名实相符。在翻译中，正名即为根据某些概念在原文本及源语文化语境中的含义，对已有译名进行重新厘定，是对概念格义、立名重新审视的过程和结果。

进入21世纪后，胡景钊将Essay翻译为《论人类的认识》(2017)(下文简称胡译)，题目中的understanding译为“认识”[28]。现代汉语的“认识”有两个释义：能够确定某一人或事物是这个人或事物而不是别的；人的头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29]255据《近现代汉语辞源》，“认识”也是一个日语借词，释义为“人的头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35]1256译者胡景钊认为，“人类理解(或理智)论”容易使人联系到运用思想的理性认识，但洛克的著作却是探讨发端于感觉的从感性到理性的整个人类认识过程，所以译为“论人类的认识”较为名副其实。[28]1在正文部分，胡译将“(the)understanding”译为“理智”(6)胡景钊译文的正文中，除个别地方译为“理解”“理解力”之外，“理智”是洛克哲学概念(the)understanding的主要译名，故本文对胡译重点讨论译名“理智”。。现代汉语中“理智”是指一个人用以认识、理解、思考和决断的能力。《汉语大词典》将“理智”释为：清醒、冷静、合乎实际的思维。[26]573据《近现代汉语辞源》，“理智”源自日语名词，有两个释义：清醒、冷静、合乎实际的思维；理知。[24]946-947根据前文对洛克哲学中understanding的理论要义的分析，“认识”“理智”相比之前格义的“悟性”、一般语义的“理解”，更接近洛克认识论范畴understanding的含义。

如前所述，关琪桐翻译的洛克《人类理解论》汉译本因入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而在中国学术话语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理解”作为understanding的汉译名也因此成为主流学术表达，具有了立名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洛克认识论概念understanding汉译的定名。然而，在西哲东渐一个多世纪后的当代，随着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态度越来越客观，研究者对洛克认识论理解的不断深化，译者胡景钊深耕洛克原著，指出“理解”作为understanding之定名存在的问题，进而改译为“认识”和“理智”。其对已有译名的厘清与匡正，从伯克新修辞学的观点来看，实质上旨在寻求新的“认同”。根据伯克的“认同”观，语词的选择意味着对事物的聚类与分离，不同的选择所形成的“辞屏”导引人们注意力的方式会有所区别。因此，概念的语言表述或隐或显地代表着连续性原则与非连续性原则之间的选择。就洛克认识论概念understanding一词的翻译而言，当代译者胡景钊弃旧译而立新名，意味着对已有译名“理解”的非连续性选择。这种选择会“中断”读者通过译名“理解”而获得的对洛克哲学思想的认知，与此同时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向新译名“认识”和“理智”开显的洛克认识论的含义，以获得新的认同。

四、结语

追溯洛克认识论的汉译史，我们不难发现代表洛克认识论观念的核心概念understanding一词经过多次重译先后出现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汉译名，体现了哲学概念翻译中的格义、立名与正名运作。以“悟性”格义understanding，采用“理解”重新定名，另立新名“认识”和“理智”对已有译名加以厘清与匡正，understanding的汉译名经历了格义、立名与正名三个阶段。从伯克新修辞学的“认同”观来看，汉译名从“悟性”到“理解”，再到“认识”“理智”的变化，是一个译者通过寻求认同而不断开显原语概念含义获取新的认知的过程，是一个译者从注重“可接受性”逐渐向兼顾“可接受性”与“充分性”，最终达到实现“充分性”的过程。经过不同时代的译者在当时学术语境下充分利用已有语言资源，克服不可译的障碍，为实现“译不可译”所做出的艰辛努力，汉译名逐渐地靠近原语词understanding在西方哲学尤其是洛克认识论中的概念内涵。

上文对洛克认识论核心概念understanding汉译史上几个代表性译名的个案分析表明，哲学概念的翻译绝不仅仅是从语词到语词的简单对译，而是一个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正如加达默尔所言：“同样不可怀疑的是，翻译所涉及的是解释(Auslegung)，而不只是重现(Mitvollzug)。”他同时指出，“正如所有的解释一样，翻译也是一种突出重点的活动(berhellung)。”[30]498-499因此，哲学概念翻译中的选择就是一种有倾向地突出重点的解释。在处理新译与旧译的关系上，我们可以借鉴一位学者的观点：“在我看来，除非最初是明显的误译，最好还是遵循‘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的原则，未必需要另起炉灶。并且，后起的种种新译，往往只是增加或强调不同的理解层面，并不足以否定前译。”[31]15对已经定型的译名不轻易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