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加军，张 乐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建设美丽中国。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作为“十三五”乃至今后更长时期必须坚持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新时代需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加快推进绿色发展。因此，探究我国绿色发展理念演进历程及其践行路径，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落实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进而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具有重要理论和应用价值。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绿色发展的历史沿革与理念形塑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未间断对绿色发展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历经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的共同努力，我国绿色发展理论与实践创新“已从先前遵循西方绿色话语‘照着讲’，发展至如今立足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接着讲’和当代中国实践语境‘自己讲’”[1]105，时代主流、发展主题、人民主体和现代化主旨，是贯穿其中的演进逻辑[2]69；经济绿化、生态安全、社会公平和人民幸福，是要实现的战略目标。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工作，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发展滞后、生产资料不足、水患问题严重等不利形势，强调积极改造自然、注重增产节约，并兴建水利工程、着手江河治理。1949年，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了“保护森林，并有计划地发展林业”的政策；并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指出：“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3]509。在农牧林三者并重的思想指引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中国具体国情紧密结合，提出了蕴含绿色发展的观点和主张，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绿色发展理念的萌芽”[4]25，我国绿化率持续攀升，生态环境质量较解放前得到了显著改善。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结合新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提出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5]21的绿色发展思想，并重点从加强生态法治建设、控制全国人口增速、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等方面谋划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远大战略。“这是邓小平同志运用辩证思维方法，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中重新审视以往人们为了生存发展盲目开发自然、控制自然的价值理念与思维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正义作出的前瞻性思考。”[6]32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将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198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正式颁布实施，随后一系列环境法律法规制度的颁布将这一国策逐步落实，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奠定了基础并指明了方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意识到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给环境承载力带来了严峻挑战，在继承邓小平绿色发展思想基础上，结合全球绿色发展浪潮，与时俱进地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7]463。1994年3月，《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编制完成，明确了我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200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问世，总结分析了十年来中国政府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成绩与问题。2003年10月，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绿色发展思想在新世纪的创新发展。面对自然资源约束趋紧、环境利益冲突升级的困局，胡锦涛同志强调，科学的绿色发展“就是要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降低能耗和物耗，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相协调”[8]747。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9]。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作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间经济社会发展的执政理念。2017年，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亟需“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进而“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0]30。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美丽中国建设，作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等系列重要论断，逐渐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成熟和中国绿色发展新时代的开启。在实现绿色发展“由浅入深”到“红绿交融”的擢升进路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了丰富的科学内涵：生态决定人类文明兴衰的唯物史观；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的生产力理论；统筹山水林湖田草系统治理的整体性思维；五大发展理念协同推进的方法论原则；良好环境事关民生福祉的价值论意蕴；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生态安全作贡献的国际化视野。低碳循环的经济观、生态安全的政治观、和谐共生的文化观、公平普惠的社会观和以人为本的生态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内容，并在具体实践中通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推动生态民主广泛参与、推进国家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实践路径，是中国特色的环境话语体系和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6]35。

二、绿色发展理念演进的时代背景及问题挑战

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基于国际发展潮流产生的最新发展理念，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它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注入了新的时代特征，赋予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新的科学内涵。人类文明形态重大转向、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大国责任担当，构成了我国绿色发展理念演进的现实背景。

其一、人类文明转向：后危机时代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相继推行绿色新政，绿色变革已成世界潮流，人类文明形态发生重大演变。早在2010年，习近平同志就精准洞察全球发展态势，提出绿色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从1987年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到1992年颁布《21世纪议程》再到2016年启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可持续发展进入2.0时代。2008年12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提出了“绿色新政”概念，这随即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可持续发展主导性话语。市场驱动、技术革新和明智政策构成了绿色新政的核心举措，其核心理路是在现代化成就基础上实现生态环境有效治理，通过经济发展与生态恶化脱钩的目标设定、源头治理与预防为主的治理理念、自由市场与高新技术的动力保障、自然资源市场化与损害代价外部化的运行机制不断将非资本主义的社会自然关系资本化。当前欧美引领的绿色新政总体发展趋势为治理模式从源头预防转向全程防护；关注领域从本国环境保护转向全球环境政策，并聚焦于气候政治议题；战略目标的私利性和意识形态色彩渐趋浓厚；政策手段更具综合性，技术引导-市场调节-社会整合三位一体。面对全球绿色发展的时代潮流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凝聚形成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其二、主要矛盾变化：生态环境风险加剧、经济转型升级需要、体制改革持续推进、民众环保意识觉醒与国际竞争战略抉择是我国绿色发展话语更新的动因。我国当前正处于生态文明发展的“三期叠加”关键阶段，亟需顺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作为重大民生问题加以对待，通过健全生态文明制度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根据生态问题的新形势新要求，我国不断加快环境立法进程、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现已颁布30余部法律法规，生态治理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11]。2015年1月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开始施行，其作为环境基本法从原来的六章四十七条增改为七章七十条，不仅创新了由政府推动到多方参与的多元环境治理模式，更是将公民环境权益保障问题制度化。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推进绿色发展的具体措施：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

其三、大国责任担当：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国际气候谈判与全球减排目标产生负面影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是我国绿色发展理念理论创新和实践推进的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我国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0]25。基于欧美地方性经验的绿色资本主义以“独善其身”或“以邻为壑”的方式规避全球生态风险，愈发表现出其终究是一种排斥性计划，而非普适性方案。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议题中，欧美国家在理论话语阐释、政策议题创设、资金技术援助等方面推行“绿色壁垒”，打造非公正的国际环境治理架构；并在自然资源占有、环境废物处理、污染产业转移等层面奉行“生态歧视”，形塑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暴露出排他性甚或霸权性色彩。近年来兴起的绿色新政并非意图创设一个公正的全球性环境善治体系，而是旨在争夺全球绿色工业革命主导权。2018年中国颁布洋垃圾进口禁令直接戳破了西方的环保童话，欧美诸国随即出现不同程度的垃圾危机。因此，资本逆生态本性、技术拜物教迷思和环境空间非正义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值得警惕。反观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及其建设话语，已然构成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进程的中国理念和理论表达。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政治方向，有助于厘清资本逻辑与环境正义、中国立场与全球视野的关系，传播好当代中国在推进国内生态扶贫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的“绿色故事”，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处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已经完成，生态蓝图轮廓清晰；制度体系日趋完善，治理能力逐步提升。然而，我们同绿色发展理念的价值内涵与愿景目标仍有一定差距，依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与挑战： 其一、认知偏差。生态治理包袱论、经济发展代价论等认为环境与发展不相容的论调仍有市场，唯GDP政绩考核偏好还未消除。特别是在一些中西部地区或生态治理滞后的地方，想要完全摆脱错误认识和唯GDP论依然困难重重。其二、治理误区。忽视统筹保护、末端治理较多、缺乏协同思维导致绿色发展理念难以融入全方位的社会转型实践。生态问题的系统性和复杂性使得单一主体难以独自承担治理责任，诸多主力领域还未形成如河长制一般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的协同管理保护机制。其三、机制缺陷。综合决策机制、市场激励机制、公众参与机制、生态补偿机制、环境监管机制等亟待完善，强制性、选择性和引导性机制未能实现全覆盖。其四、体制障碍。制度供给相对滞后、央地事权范围不清、部门之间职能冲突、政府市场关系定位不明等造成生态文明建设不平衡不充分。

三、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逻辑进路和核心举措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为进一步增强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廓清认知误区和实践盲点，需要我们深化对绿色实践的统筹方法、核心举措和实施路径的探索。

其一、三个统筹方法：统筹市场、科技、文化三大动力；统筹政府、企业、公众三大主体；统筹城乡、省域、全球三大布局。统筹市场、科技和文化三大动力，提高实施绿色发展的持续性。市场是绿色发展的风向标，绿水青山只有转换成金山银山才能成为子孙后代永续发展的坚实靠山；科技是绿色发展的助推器，产业转型、清洁生产需要环保技术的广泛运用；文化是绿色发展的保障力，在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风尚是实施绿色发展的根本保障。

统筹政府、企业、公众三大主体，提高推动绿色发展的协同性。政府是在多元主体中起主导作用，肩负着守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任，持续有效的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筑牢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事关绿色发展体制改革的成败；企业是供给绿色产品的主体，运用市场机制和技术手段创新低碳循环经济生产方式是实施绿色发展的关键；公众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主体，在保障公众环境权益的同时，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实现绿色发展的共建共享。

统筹城乡、省域、全球三大布局，提高开展绿色发展的全面性。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正视城乡差别，不能用城镇化思维、消费型模式建设美丽乡村；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也需考虑省域差异，省情不同造成了各省在绿色发展中承担的角色不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还应关注世界动向，在合理划定责任界限、加强多方沟通交流的基础上，推进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度。

其二、四大核心举措：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充分考量生态文明制度正义，权衡资源市场供求、自然环境价值和区际代际公平。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从源头上确保产权主体对资源有效利用和保护义务；健全资源有偿和生态补偿制度，在过程管理中规范资源市场秩序、严防生态资源过度消耗；完善环境损害追责和赔偿制度，在事前防控的同时注重后果严惩，充分保障区际代际公平。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增强行动自觉，培育公众对共享经济、环保项目和绿色出行的认同度。实践证明，绿色发展事业只有紧紧依靠民众才能走得更快、行得更远。为此，要树立公众的责任意识和行动自觉，拓宽环境公益诉讼的渠道，强化环境非政府组织在环境治理中的地位，从而充分保障公众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与监督权。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探索共治架构，创建多元利益主体协商对话机制，确保绿色发展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有效对接。绿色发展的具体推进需要政府的顶层设计、企业的有力执行以及公众的全面参与，必须改变以往行政命令式的治理格局，充分听取各方利益诉求尤其是市场需求，在确保绿色市场供给平衡的同时，承担应尽的绿色发展义务。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完善考评体系，增设可感可知的具象化指标，在数据采集、目标赋分、权重分配与结果应用上切实提升公众参与度和获得感。随着《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等相继出台，生态治理考评结果成为了地方党政领导综合考核评价和干部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显性责任需即时惩戒，隐性责任更要终身追究。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评体系，将生态效益、环境破坏、资源损耗等反映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一并纳入该体系中。地方政府需因地制宜完善修订考评体系，建立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考核评价体系，让考评指标数据化、具象化，让公众在参与绿色发展实践中获得真实感与公平感。

其三、五位一体路径：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健全激励约束并举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现绿色制度创新。生态文明制度不是一个单一的制度，而是内容丰富、相互协调的制度体系，包含激励性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约束性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其中激励性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包括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生态补偿制度和排污权交易制度等；约束性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包含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等。唯有扎紧生态保护制度的笼子，才能从根本上克服时间维度上“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和空间向度上“公有地悲剧”的发生。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加强生态文化载体建设，实现绿色文化创新。生态文化是人类生态智慧的结晶，是以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存共荣为目标，倡导尊重自然、珍惜资源、绿色生活的理念。一方面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海绵城市建设等强化生态文化有形载体的建设；另一方面开展环境美学、生态教育等提升生态文化隐形载体的建设。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推广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实现绿色市场创新。虽然我国环境质量得到总体改善，但人均碳足迹依然持续攀升，推广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的任务紧迫。一方面在供给侧加快产业结构、能源开发的绿色转型；另一方面在需求侧倡导民众回归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活方式。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制定与国际接轨的绿色技术标准，实现绿色科技创新。当前，我国绿色技术创新不足依旧较为突出，需加大科研资金投入，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接轨国际标准，通过“走出去”“引进来”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从而破除国际技术壁垒。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实现绿色国际合作模式创新。作为绿色发展理念的倡导者，中国自觉担负起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并不否认绿色资本主义的环境改善潜能，相反还要继续加强全球生态治理的国际协作，搭建跨区域甚至全球性的生态治理互动平台。

绿色发展理念是当代中国的理论创新和时代抉择，创造性地回答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反映了中国正从环境治理的“追赶者”转变为生态文明的“引领者”与“创新者”。从我国环境保护变迁史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非理性摸索到战略性实践的漫长过程，这说明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联合国推出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新政”，使得我们更应在建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话语体系基础上，从中国区域实践与国际比较视野两个层面进一步优化绿色发展的实践路径，不断提升中国绿色发展理念与战略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话语权，进而建立起一个平等共赢的全球生态治理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