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 勇，杨 娟

(遵义师范学院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贵州 遵义 563006)

1931年12月11日《红星》报在江西瑞金创刊，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简称中革军委总政治部，1932年2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1933年5月12日后停刊，共出版三十五期。1933年8月6日《红星》报复刊，没有续接原来的期号，出至第六十七期后停刊，后于1935年1月15日出版了第六十八期，共出版六十八期。长征开始后《红星》报于1934年10月20日第二次复刊，没有续接之前的期号，1935年8月3日后终刊，共出版二十六期。

对于研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史军史，尤其是长征史和中央苏区史，《红星》报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自金耀云在《新闻研究资料》1979年第一期发表《长征途中的〈红星报〉》一文以来，关于《红星》报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出来。不过，从现有成果来看，《红星》报研究还不尽如人意，尚有极大空间有待深入，尚有不少领域有待开拓。例如，长征中《红星》报刊发了不少关于卫生工作的文章，对于研究《红星》报、研究长征中的卫生工作均具有重要价值，却无人撰文探讨。有鉴于此，本文拟就长征中《红星》报与卫生工作作一初步考察，希望能对推动《红星》报研究、长征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有所裨益。

湘潭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影印出版了《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红星》，为深入开展《红星》报研究、长征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本文对《红星》报的考察以《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红星》为据，所引《红星》报内容均据该书，且在文中列出篇名、出版日期和期号，不再注明出处。

一、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卫生工作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红星》报于1934年10月20日复刊出版了第一期。《红星》报第一期刊发社论《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社论要求“加强卫生工作来保障红色战士的健康，来巩固红军的战斗力量”。除社论外，《红星》报第一期还刊发了《当前进攻战斗中的政治工作》一文。该文指出，政治工作人员当前应“首先注意检查与发动卫生供给机关的收容救护”等工作。

中央红军的长征是从1934年10月10日晚开始的，至10月20日完成突围准备，实施突围行动则从10月21日晚开始。在即将开始突围的紧要关头，《红星》报要求“加强卫生工作”，将“检查与发动卫生供给机关的收容救护”工作作为应该“首先注意”的政治工作之一，这是十分及时、十分必要的。事实上，长征开始不久部队中即出现不少指战员患病、因病掉队落伍或逃跑，甚至因病死亡的现象。对此，《陈伯钧日记》做了如实记录。长征之初陈伯钧为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日记》1934年10月23日记载：“病(发疟疾，因夜来在小溪领米，受凉之故)。”10月27日记载：“昨夜有三个病员在宿营时未归队。”11月3日记载：“这几日，因长途跋涉，致病故者不下十人！这是我们工作上最大的缺点。”11月4日记载：“参谋长又病倒。”[1]319—325《红星》报第一期即要求“加强卫生工作”，表明长征中《红星》报从复刊起即对卫生工作高度重视起来。

此后，《红星》报陆续刊发了《不要到处屙屎》《预防伤风咳嗽》《不吃冷水不生病！》《预防目前正在发生的疾病》《消灭肠胃病的办法》《反对！反对！！反对！！！铁锤向着乱屙屎的份子》等文，直至1935年6月27日第二十三期刊发《疴肚的治疗法》一文，《红星》报先后刊发多篇专文要求做好卫生工作。除这些专文外，长征中《红星》报上还有不少文章也涉及卫生工作。

可见，长征中《红星》报对卫生工作始终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在中央苏区，《红星》报深受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喜爱，影响很大。《红星》报1933年11月12日第十五期刊发了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彭加仑写给《红星》报编委的信，信中说：“红星在部队中起了他很大的领导作用，成为了我们战士的良友。他是这胜利的革命战争中的一枝有力喇叭，现在我们火线上时刻的盼望着红星的速来，无论在行军驻军总听得着我们战士热闹的读报声。”长征中《红星》报又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唯一的报纸，其权威性更是毋庸置疑。长征中《红星》报每期约印制五六百份，且下发到每个连队。[2]因其巨大的影响力、最高的权威性、可观的发行量和畅通的发行渠道，长征中《红星》报对卫生工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推进有力推动了中央红军卫生工作的开展。

二、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环境卫生的保持

在第二期和第三期之间，《红星》报于1934年11月7日出版了长征中的第一份号外，很可能是唯一的一份号外，《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红星》中收录的号外也仅此一份。11月7日《红星》报号外刊发《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红星》报编辑部发出“保持厕所清洁，不要随便乱屙屎，宿营时掘厕所”的号召，并要求各级政治机关组织领导各连队开展革命竞赛以“创造争取群众工作和红军纪律的模范连队”。这是长征中《红星》报第一次提出要注意保持环境卫生，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被视为破坏红军纪律。一般来说，只有及时报道重大新闻、重要事件时报纸才会出版号外。不过这份号外既没有报道重大新闻，也没有报道重要事件，而是发出一系列号召以加强红军纪律、做好群众工作。可见当时《红星》报对加强红军纪律、做好群众工作是极其重视的。《红星》报号外发出“保持厕所清洁，不要随便乱屙屎，宿营时掘厕所”的号召，并要求各连队就此开展革命竞赛，表明长征开始不久《红星》报即对环境卫生问题高度重视起来。

事实上，在此之前随地大便的现象即已引起《红星》报的注意。号外出版三天后，《红星》报出版了第三期。《红星》报1934年11月11日第三期刊发社论《关于目前地方居民中的工作》，虽然社论11月11日才发表，但11月4日即已写成。社论特别指出，从最近几天的行军来看，红军在遵守纪律方面“表现非常的不够”，“到处屙屎”等违反红军纪律的现象“非常严重”，要求指战员们严格遵守红军纪律。社论所言不虚，《陈伯钧日记》1934年11月3日即有如下记录：“这几日……卫生太差，沿途粪便狼藉，污秽不堪，对健康实有很大影响。这的确需及时纠正。”[1]324

为什么10月底11月初中央红军行军宿营中出现了随地大便等“非常严重”的不注意保持环境卫生的行为？本文认为原因主要应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长征前中央红军突击扩充了大量新战士，其中仅瑞金一县1934年9月1日至13日即“动员了主力红军战士三三六五人”[3]，扩充来的新战士接受卫生教育不够，不少人还没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二是跟随红军长征的还有大量民夫，相较红军战士他们接受的卫生教育更少，据赵镕《长征日记》1934年10月16日记载：红九军团“共3000名短期民伕”[4]134；三是突围开始后中央红军进行了艰苦的行军和激烈的战斗，客观上紧张的行军和战斗容易导致红军忽略对环境卫生的保持；四是突围开始后中央红军于10月25日全部通过第一道封锁线，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红军即已离开中央苏区进入白区，不少指战员在苏区时会遵守纪律，进入白区后则不免懈怠起来，主观上指战员们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随地大便等不注意保持环境卫生的情况便多了起来。

为了尽快解决随地大便这个突出问题，《红星》报又于1934年11月14日第四期刊发《不要到处屙屎》一文，这是长征中《红星》报关于卫生工作的第一篇专文。该文首先指出“到处屙屎，不仅有碍卫生，而且可以给群众不好的影响”，然后提出了消灭到处屙屎现象的具体办法：一是“每到一处，实行以排或班为单位挖厕所，出发时将厕所用土埋好”；二是“对原有的厕所，出发前打扫一次”；三是“注意运输员和什务员的教育，发动全体战士来与这种现象做斗争”。文章还特别要求各连队从事政治工作的同志督促执行。

不久，《红星》报第六期(2)目前可见的《红星》报1934年第六期报头处受损严重，以致出版日期完全无法辨认，笔者考证认为出版日期应在1934年11月29日至12月上旬间。刊发《消灭坏纪律的现象》一文。从行文语气来看，文章应为负责检查部队纪律的政治工作人员所写。文章严厉批评“火”部在“驻地周围乱屙了很多的屎，弄得臭气难堪”，是“坏纪律的严重现象”，“是不能一刻允许存在的”，要求“火”部政治机关与全体政治工作人员以最大的力量去纠正。从该文可知，《红星》报发出“保持厕所清洁，不要随便乱屙屎，宿营时掘厕所”的号召后，各级政治机关积极组织连队开展了革命竞赛并对竞赛情况进行了认真检查。

在11月整月甚至更长一些的时间里，《红星》报对环境卫生问题给予了持续的高度关注。从以上文章来看，《红星》报要求红军注意保持环境卫生，一直将保持环境卫生视为遵守红军纪律的重要内容，主要目的是希望红军严格遵守纪律以争取群众的支持与拥护。《关于目前地方居民中的工作》即曾明确指出：“巩固我们红军的纪律，对于争取地方居民的同情与拥护有决定的意义。”第六期后，《红星》报很长时间里没有再讲到环境卫生问题。这并不是《红星》报对环境卫生问题不再关注，而是在《红星》报持续教育之下，红军指战员们已经比较注意保持环境卫生，随地大便等破坏环境卫生的现象已大为减少。与之相应的是，自进入白区开始《红星》报即特别强调要遵守红军纪律，经过一个多月的持续教育，红军指战员们较刚进入白区时也已更加模范地遵守红军纪律。

时隔半年之后，部队中又出现了大量随地大便的现象。《红星》报1935年6月11日第二十期刊发《反对！反对！！反对！！！铁锤向着乱屙屎的份子》一文。该文严厉批评说：“最近部队乱屙屎的现象，比任何时候还要严重。无论在宿营地，在行进的路旁，到处可以看见屎堆，到处可以闻到臭味。”

为什么部队随地大便的情况又大量出现？本文认为原因主要应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此前不久中央红军刚刚扩充了近7000名新战士，一时还难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中央红军于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由云南进入四川，进入四川后中央红军在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境内扩大新战士6882人。[5]484二是部队中大量指战员患上了肠胃病，很多人拉肚子。《红星》报1935年5月30日第十八期刊发《消灭肠胃病的办法》一文，文章说“最近各部队的肠胃病大增，泻肚子的很多”。

继严厉批评之后，《反对！反对！！反对！！！铁锤向着乱屙屎的份子》强调了随地大便的严重危害，要求彻底消灭随地大便的现象。文章指出部队随地大便不仅会导致当地居民不满，“妨害我们争取群众的工作，而且极大的妨害部队的卫生，甚至可以由这种现象发生很大的传染病。这已经成了红军纪律的一个严重问题，必须严格的消灭这一现象”。与此前其他文章不同的是，在强调遵守纪律不要随地大便以争取群众的同时，该文还特别指出随地大便会“极大的妨害部队的卫生”，甚至引起大规模的传染病。这说明此时《红星》报对随地大便的严重危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客观上也有助于红军指战员更加深入地认识到随地大便的严重危害，从而更加自觉地消灭随地大便现象。接着文章再次提出消灭随地大便现象的具体办法：“每天到宿营地，必须以连队为单位挖厕所，或由前站人员负责挖好，如到得很晚，亦须以连队为单位指定屙屎地点(距房子和道路较远的地方)。在行军中一定要做到至少距道旁五十米以外的地方去屙屎。”文章还要求卫生机关特别是卫生员、连队首长“绝对保障这一要求的执行”。

可见，长征中《红星》报始终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环境卫生的保持。《红星》报对保持环境卫生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一方面有助于红军争取沿途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另一方面也杜绝了大规模流行病的发生，有效保障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和沿途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

三、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常见多发疾病的预防与治疗

《红星》报1934年11月14日第四期刊发《怎样解决草鞋问题》一文。该文首先指出解决草鞋问题“在减少病员和巩固红军战斗力上，占着重要的位置”，但还没有引起有些部队的重视，“济南”某部不少战斗员没有草鞋穿，“红星”许多运输员打着赤脚。接着文章提出了解决草鞋问题的办法：一是供给机关有计划地购买草鞋，尽可能做到发草鞋不发草鞋费；二是没收了土豪的烂衣裤等物，“应注意分发给战斗员和运输员打草鞋”；三是发动会打草鞋的同志帮助不会的同志打草鞋，“发动战斗员打草鞋慰劳运输员”。文章还要求“政治机关必须从各方面来保证这些办法的实现，做到没有一个打赤脚的”。

长征开始前不久，《红星》报1934年9月25日第六十六期还曾刊发《溃疡(烂疤子)的预防法》一文。该文说，“特别是最近八九两月，部队因烂疤子送到医院的，占疾病的半数”。文中提出了十四条预防溃疡的方法，大部分是预防脚部溃疡的。到《红星》报刊发《怎样解决草鞋问题》时，中央红军长征已历时一个多月，部队中很多指战员已经没有草鞋穿了。林伟《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1934年11月8日记载：“每天都是一百里，许多人脚都走得疼痛极了。”11月13日日记记载：“有的同志早已没有鞋子。”11月17日日记记载：“许多人已经没有鞋子，赤着脚走路。”[6]47—54赵镕《长征日记》1934年11月13日记载：人们“脚上打满了水泡，草鞋磨穿了底”。11月17日日记记载：“许多指战员穿的草鞋早已弄破，有的同志赤着脚走了几天。”[4]157—160

脚病在红军部队中是常见多发疾病，长征中即便是高级干部也难以免受脚病的侵害。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3)1934年12月19日陈伯钧到红五军团军团部重任参谋长一职。都曾因脚病长时间离职休养。聂荣臻回忆说：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的过程中“我的脚就在过九峰山时磨破了”，“渡湘江之后，我的脚化脓了”，“医生给我开了刀。这样，我行军就得坐担架”，“我有时就跟着军委纵队行动”。参加遵义会议时“我的脚还没有好，每天坐担架去”，遵义会议后“我坐担架，仍随中央纵队行军”。“土城战斗以后，我的脚伤基本好了，就不再坐担架，又回到了一军团。”[7]176—199《陈伯钧日记》1934年12月21日记载：“是晚病足。”12月23日记载：“足病未愈，反而加剧。今日用担架抬到宿营地。”1935年1月2日日记记载：“到第一休养连”休养。1月4日日记记载：“由第一连转至卫生部”，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召集医生为陈伯钧检查脚部创口，经诊断认为“此次西移，连续行军，疲劳过度……遂发生骨膜炎。”1月17日日记记载：“开刀……经两小时之久，弄出一小块碎骨。”此后陈伯钧基本上是坐着担架行军，间或骑马，直到3月12日夜行军还“坐了廿里路的担架”。[1]344—375赵镕《长征日记》1934年11月12日记载：“前几天，军实科长隰志良因脚上生疮，不能走路，也不能骑马，特派了8名运输员、一名通讯员，轮流用担架抬着他。他们昨日行军没有跟上。”[4]155—156从赵镕《长征日记》此后的记载来看，隰志良应该是一直没有追上部队。

高级干部患上脚病尚可坐担架行军，即使坐担架行军也不一定就能跟上部队，普通指战员患上脚病就很难跟上部队行军了。草鞋问题虽是属于供给工作方面的问题，但也与卫生工作密切相关，红军指战员们有没有草鞋穿与他们是否会患上脚病有着莫大关系。如果脚没有保护好，轻则脚痛，重则发生脚部溃疡等病变，会严重影响红军指战员行军打仗。如果红军指战员都有草鞋穿，则因脚痛而掉队的情况就会大大减少，因脚病而产生的病员也会大大减少。长征中脚病严重影响着红军部队的巩固和战斗力，《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的刊发对预防脚病的发生以巩固部队、保持部队战斗力起到重要作用。

中央红军由黔东南向黔北进发时，《红星》报1934年12月25日第七期刊发了《在行军中克复部队的疲劳》《预防伤风咳嗽》两文。《在行军中克复部队的疲劳》明确要求“注意卫生工作。有病的及时医治，并督促洗脚等”。《预防伤风咳嗽》介绍了伤风咳嗽的预防方法(4)一是“行军时戴上斗笠遮蔽雾露，不要张口呼吸，上山出汗应用手巾擦干”；二是“休息时应将脱去或解开的衣服穿上”，“禁止在地上睡觉”；三是“驻军时多找枯草打铺，宜睡于蔽风之地”；四是“室内不宜熏烟烤火，以防刺激喉头鼻管发生咳嗽流鼻水”；五是“冷风吹来时，应用手巾掩蔽口鼻”。，文章还要求各部队的卫生员将伤风咳嗽的预防方法向战士们进行传达，“并每日在行军驻军时实行检查”。《红星》报刊发这两篇文章前，12月18日黎平会议已决定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为尽快创建新的根据地中央红军即向黔北疾进。由于连续行军休息很少部队已十分疲劳，且时已入冬，天气寒凉，“伤风咳嗽病天天增多起来”。《红星》报刊发这两篇文章是比较及时的，对于广大红军指战员消除疲劳，预防伤风咳嗽，从而保持部队的战斗力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当中央红军由黔中向黔南疾进时，《红星》报1935年4月10日第十四期又刊发了《不吃冷水不生病》一文。文中《红星》报号召全体指战员不喝冷水，每人做个竹筒行军时带开水喝，炊事员要经常供应开水，为巩固部队的战斗力而斗争！当时军情紧急，连续行军中炊事员供应开水自然不那么及时，加之天气也已转暖，于是指战员喝冷水的情况逐渐增多。为防止广大指战员喝了冷水生病，这时《红星》报刊发《不吃冷水不生病》一文是十分必要的。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红星》报1935年5月11日第十六期刊发《预防目前正在发生的疾病》一文，介绍了肚痛、屙肚子的预防办法(5)一是不喝冷水。每个人都要背带一个水壶，或是葫芦、竹筒；行军前必须指定炊事员烧足大量开水，每个人喝足外还必须背带一壶，各首长或卫生员规定统一的饮水时间，不得任意饮尽；“菜味应尽量和淡”，“肥肉多榨油调味，切勿大吃肥肉，增加口渴”；明天行军路程为六十里，“各饮食单位必须派一伙伕先头前进，在中途煮足全体人员吃一碗带一壶的开水，若路程增加，应每卅里多派一个伙伕，多烧一次开水”；行军时不要张口呼吸以减少口渴。二是不要吃椒辣、生饭和一切不卫生的饮食。三是“注意捕杀蚊蝇，蚊蝇嗅过的食物不要吃，菜饭要盖好”。，疟疾、感冒的预防办法(6)一是“每人每天要吃砒石0.00一(在中药铺多有买，由各卫生队或各连队自行买用)，服用一星期可以防止生疟，如久患疟疾的人，可隔三四日继续服用一星期或数星期”；二是走热了时不要立即脱去衣服，可解开一些，凉了就立即穿上；三是晚上要烧烟熏蚊虫；四是最好将得了疟疾的人隔离开来；五是“不要当风雨睡眠，如宿营时须将禾草雨具半盖好”；六是不要住在黑暗潮湿的地方。，烂疤子的预防办法(7)一是要每天烧水洗脚；二是“行军都要穿草鞋、打脚绑”；三是“指甲要剪光，不要搔痒抓破皮肤”；四是“要经常洗衣洗浴”。。《红星》报刊发《预防目前正在发生的疾病》时，经过长时间高强度的行军部队已十分疲劳，加之气温进一步升高，蚊蝇增多，部分指战员对饮食卫生注意不够，部队中开始发生各种疾病。《预防目前正在发生的疾病》对肠胃病、疟疾、感冒、烂疤子等主要疾病预防方法的介绍可谓极为详尽，对红军指战员预防上述疾病起到积极作用。

《陈伯钧日记》1935年5月22日、23日记载：“最近天气欠佳。夜，风大，甚冷。兼之吃东西不注意，衣服较少，住地不卫生，生病者较多，大半是肠胃病。”[1]400据《陈伯钧日记》可知，尽管《预防目前正在发生的疾病》对肠胃病、疟疾、感冒、烂疤子等主要疾病的预防方法作了极为详尽的介绍，但肚痛、拉肚子等肠胃病的发生还是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由于各部队患肠胃病的人数大增，很多人拉肚子，于是总卫生部专门就肠胃病的预防和治疗提出了一些办法。《红星》报1935年5月30日第十八期刊发《消灭肠胃病的办法》一文。该文介绍了总卫生部提出的办法(8)一是尽可能连续吃十天蔬菜；二是早晚行军特别是夜行军时要利用毯子、雨具避免受凉，“并于睡眠时须建立查铺制”；三是行军时带的饭须到达大休息地后炒热再吃；四是除部队提供的饭食外，禁吃一切杂食；五是烧开水喝，不喝冷水；六是已患肠胃病的病员一律吃稀饭或其他易消化的流质食物；七是每人做一块盖腹布，病员用热巾温疗，经常保持腹部温暖。，文章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应切实的督促执行”。 《红星》报第十八期还以通栏标题的形式发出“加紧卫生运动，为消灭疾病而斗争”的号召。

占领天全后，中央红军继续向懋功进发。在懋功期间，《红星》报1935年6月27日第二十三期刊发社论《为消灭掉队落伍现象而斗争》和《疴肚的治疗法》一文。社论指出：从天全到懋功的这七八天时间里“各部队掉队落伍现象是非常惊人的”，“部队中病员特别是肠胃病员大批的发生。(这次落伍人员中有百分之九十是患肠胃病)”。社论要求“政治机关及党的组织要协同卫生机关用一切力量进行卫生的宣传教育，在目前特别要采取一切方法来预防与消灭肠胃病状”。《疴肚的治疗法》详细介绍了拉肚子时病员自我治疗的方法(9)一是“禁止吃一切不易消化的生冷的刺激性的蚊蝇息过的隔宿的及一切复杂饮食，每日只须吃二至三餐的热稀食，同时不要吃饱，尽可能的饥饿一下，特别是疴得剧烈的可以完全不吃”；二是“肚子要用布片或衣烤热后裹好，如果肚子胀痛时可经常将他烤热再包，绝对保持肚子的温暖不使受凉”；三是“每饭前可吃大蒜子半个，吃时先将蒜子连皮放火中烧枯其皮然后将皮剥去便可以吃”；四是“肚子饱胀或疼痛时可吃半克石碱(即市上有出售之碱水)，但不要吃鸦片烟或其他镇病药”。，并提醒病员应及时就医。

可见，长征中《红星》报始终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常见多发疾病的预防与治疗。《红星》报对常见多发疾病预防与治疗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帮助广大红军指战员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尽可能保持健康，减少了掉队落伍现象的发生，巩固了部队，保持了部队的战斗力。

四、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发扬阶级友爱关心帮助伤病员

主要由于出现严重掉队落伍现象以致部队减员，《红星》报1934年第六期刊发《消灭掉队落伍的现象》一文。在卫生工作方面，文章一是要求加强卫生工作以消灭掉队落伍现象：“加紧卫生工作与改善给养，是从积极方面来消灭病员与掉队落伍现象的重要工作，特别要注意洗脚，穿草鞋，不吃生饭，行军时注意休息，发动老战士帮助新战士，教他们行军，打草鞋，以及卫生须知等。”二是要求发扬阶级友爱帮助病员以消灭掉队落伍现象：“在可能条件下，可使病员在出发前先走，同时应发扬阶级友爱，帮助病员背包袱枪弹，摊铺烧水等，尽量解决病员的困难。”同期《红星》报还刊发了《发扬阶级友爱》一文。该文表扬“斗”部第七连每次担任部队后卫和收容队时“都遇着有病员不能走，该连能把病员抬上来”，特别表扬“一排长赖福标同志以身作则先抬，所以战斗员没有发生意见”。

红军长征中战斗频繁、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伤病的发生难以避免。大量伤病员无法随部队一起行动，只能安置在群众家里。在长征途中，广大红军指战员不怕在战斗中牺牲，就怕负伤、生病，许多人都不愿意被安排在群众家里养伤养病。萧锋《长征日记》1934年11月22日记载：“七连陈敬群副连长腿被炸断，还硬不让人包扎，自己拉响手榴弹牺牲。”11月23日记载：“到白区来作战，最困难的是无后方，伤员无法收容，伤了等于死亡。二营六连排长何玉香负重伤，宁死也不愿留下。三营通讯班长刘挺楷，腿被打伤，要把他留下，他打天翻地不干，说爬也要跟着红军走。”1935年2月7日记载：“三团特派员袁纪录同志，福建人，重伤后安置在夹口山岩村。他不愿留下，最后抱住我的腿说，萧主任，你干脆把我打死吧！”[8]15-45

为了妥善安置伤病员，《红星》报1935年2月19日第十期刊发《广大群众是我们的》一文。该文指出，根据最近的检查，除少数没有经过有组织的安置而掉队落伍的伤病员被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杀害外，有组织安置的伤病员是安全的，要求各部队政治部做好伤病员的安置工作和慰问工作，向伤病员解释创造云贵川边新根据地的决定，尤其要注意解决伤病员物质上的要求。该文不仅向伤病员说明在群众家里养伤养病是安全的，同时也说明中央红军要在云贵川边创造新根据地。这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伤病员的顾虑，从而能够安心养伤养病尽快恢复健康；另一方面也帮助了政治部门顺利做好伤病员的安置工作。

《广大群众是我们的》所说有组织安置的伤病员是安全的，真是这样吗？真是这样！林伟《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1935年2月19日日记记载：“九军团进抵太平渡附近。上次我们寄留的伤病人员,现在又纷纷回到了军中来，干人们爱护我军寄留人员的各种动人事迹，已确鉴无可置疑的证明了我们在黔北优良群众条件下一定能够打败蒋匪军创造根据地。”[6]116赵镕《长征日记》1935年2月19日记载：“今天我军团进抵大村宿营时，上次运输队寄留在太平渡附近的病号3人，现已痊愈返回部队。据说其它单位的伤病号也大多痊愈返回。回队的运输员都称赞此地的老百姓爱护他们无微不至，不仅给他们送饭送水，更重要的是想方设法掩护他们，诉说了很多动人的故事。”[4]231

如上文所述，鉴于到达懋功前部队出现了非常惊人的掉队落伍现象，《红星》报1935年6月27日第二十三期刊发了社论《为消灭掉队落伍现象而斗争》。社论要求发扬阶级友爱帮助病员：“对于真正患病的人员，在部队中要造成广泛的阶级友爱，发动其他人员对病员进行各方面的帮助(如行军时帮助他们背枪支包袱，宿营时帮助他们开铺、烧水、烧稀饭等)。对于轻病的病员，各个连队应尽一切方法鼓勉与督促他们跟上队伍。”

可见，长征中《红星》报始终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发扬阶级友爱关心帮助伤病员。《红星》报对发扬阶级友爱关心帮助伤病员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进一步激发出广大红军指战员自觉发扬阶级友爱的热情。正是因为广大红军指战员高度发扬阶级友爱，在他们的关心帮助下，不少伤病员跟上了部队没有掉队落伍，很快恢复了健康，顺利渡过了大江大河、爬过了雪山、走过了草地，胜利到达陕北。

五、结语

中央红军长征中，《红星》报始终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卫生工作。《红星》报对卫生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不仅对中央红军各级卫生机关和政治机关、各级各类医务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高度重视并做好卫生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引起广大指战员对卫生工作的高度重视，对他们有效预防治疗常见多发疾病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一方面使得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注意保持环境卫生，没有在长征所经之地引起大规模流行病的发生，有效保障了沿途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得到了他们的拥护与支持；另一方面也使得部队中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行病，帮助广大指战员免遭脚病、肠胃病等疾病的侵害，减少了掉队落伍现象的发生，保持了部队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