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荣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36)

随着社会转型和现代技术的发展，现代性的进程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导致了现代社会的脱域生存。在全球化情势和时空的脱域生存中，现代人日益丧失时空依赖性和家园归属，遭遇生存困境。面对脱域生存及其带来的困境，现代人以越境者的姿态来应对，进而实现日常生活的审美超越与救赎。

一、现代人的脱域生存

现代性是一个与时间和空间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它是一种对当下社会生活组织模式的表述，也是一种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时间观念的表述。吉登斯认为，受现代性社会转型的影响，时间和空间产生了分离和重组，进而导致脱域机制的形成，即“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1]18。在吉登斯眼中，前现代社会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共同体社会，其中时空稳定且固定地联系在一起。前现代的社会交往基于熟悉的时空场域，而随着现代性社会的出现，固定的熟悉时空场景逐渐转换为流动性的时空场景。

在吉登斯的描述中，在传统社会，人们的生活环境受时空的在场规律支配，具有物理上的亲历性特征。时空的脱域则使现代生存不再具有物理上的确切性，日常体验的亲历性也被切换到一种非亲历性流动场景中。在现代性社会，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的高速发展，压缩了物理时空距离。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物理时空更是被虚拟化，传统的时空关系被抽象出来，并在现代性语境中被重组或重构，实现各种社会关系的再链接。可以说，在全球化情势和时空脱域机制的影响下，“没有任何人能够选择完全置身于包含在现代制度中的抽象体系之外。”[1]18现代人在虚拟的时空场景中重构日常生活，甚至重构自我，进而实现自我认同。由于现代时空关系的脱域和重组，传统的相对固定的日常生活、话语关系、交往实践、社会认同等也被解放出来，进而在无边界的虚化时空场景中得以表述和延展。吉登斯把现代性的生成逻辑基础定位于“时—空”的抽离和重构，认为“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1]14。根据吉登斯的观点，笔者以为，现代性的扩张导致时空转换和时空分离的生成，这也是现代社会转型和重构的基础。

以此来看现代人的生存样态，时空脱域所衍生的距离感因而成为考察现代人生存情境及其内在逻辑的坐标系。在传统的时空情景中，物理上的距离感是真实而亲切的，个体的生活场所相对固定，人际交往也相对单纯，依据的是彼此间的亲疏关系原则，且凭借惯习就可以轻松应对日常生活的种种变化。现代时空的重构打破了传统的生活格局，亲历性变成了非亲历性，彼此的熟悉感逐渐转变为陌生感。对此，鲍曼对“远”与“近”的剖析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照。在鲍曼笔下，“附近”意味着熟悉和亲历性，意味着“宾至如归”的家园感；“去远方”则意味着陌生和非亲历性体验，是一种令人紧张不安的经历，远方意味着冒险和招惹麻烦。同时，“远”与“近”还意味着确定性与不确定性。[2]12-13根据鲍曼的论述，“附近”是一个克服了时空差异性的场所，是一个有着“温馨”内涵的概念，是个体有着确定感的熟悉场所的表征；“远方”则意味着时空的差异性、不确定性和陌生性，它是一个有着距离感，容易使个体产生恐慌的未知时空场景。

“远”和“近”延展出来的距离感，显然是对前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描述：在前现代的人际交往中，人们更能做到彼此交心、信任和依赖。鲍曼的观点也可以通过滕尼斯的观点来得到证明。在滕尼斯的表述中，“共同体”和“社会”是一组相对性的概念：“共同体”指传统乡村社会，而“社会”指现代性社会。“共同体”使人们有强烈的归属感、邻近感和总体感，而“社会”意味着碎裂和距离，意味着共同体的衰亡和距离的凸显。[3]52-54可以说，滕尼斯的“社会”概念所隐喻的时空变化，也就是吉登斯笔下的脱域机制。根据滕尼斯的观点，在传统“共同体”社会中，个体与他所生存的场所绑定在一起，与周围的时空有着较多的互动性，同时对时空也有较强的依赖性，但现代性速度与技术摧毁了这种关系，个体被抛到有着无限可能性的动态时空中，导致现代人熟悉场景和时空感的缺失，这也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家园感缺失”的表述。时空的稳定性联接及其意义被现代性所消解,变得分离、虚幻和碎片化，成为一些相互割裂且随时可以通过“流动性”而存在的断片或节点。

现代人一方面体验着时空的脱域生存，但同时也体验着情感的脱域生存。在现代性社会，个体生活和情感交流更具流动性，人们在各自的生存空间中遭遇，但不再像前现代社会那样彼此之间保持热忱态度，而是相互有所保留，个体间充溢着冷漠无情的色调，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在流动性的时空场域中，空间似乎已成为一个过渡或表面性的存在，现代人仿佛走入了异乡。此外，时空脱域带来的虚化导致时空的重组，也使现代性社会成为充满着种种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这个风险社会弥漫着失落与躁动的情绪，现代人逐渐变得焦虑，体验着随之而来的各种力不从心的经验和感受。传统社会的固定时空被虚化的现代性时空取代，形式和内容的任意延异以及生活价值和意义的被抽离，最终导致自我认同的挫败和亏空。面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风险，现代人不得不重新去发现和定义自我，这也迫使他们直面自我的经历，在焦虑经验的体验中反思性地重构自我。

现代人的工作日益专业化和机械化，当个体驱逐传统意义上的时空体验，进入流动性的现代性时空场景，理性化的生活风格也由此生成。对此，克拉考尔有着精辟的分析：“对于大多数雇员来说，行动的自由已然被理性所禁锢……专业化进程普遍发生于各个部门。……个性还有什么用呢？如果工作正日益成为碎片？”[4]44克拉考尔认为，单调的流水线工作带来的是生活风格的智性化和单一性，个体成为活标本，日益屈服于理性的规范法则。克拉考尔勾画了现代人精神体验与物质生活的日益分离现状，在他看来，现代人的感性日趋消弭，对生活的细腻反应也逐渐消解，日趋机械与麻木。现代人成为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者，缺乏生活的安全感，“结果是导致精神上的孤绝境地。他们固执地生活在虚空之中，这更加重了他们的心理痼疾。”[5]9现代人害怕与外界接触，开始向自己的内心世界回撤。现代生活变得没有激情，没有努力的确定性方向。激奋的人生目标从个体内心关注的视域中消失，现代人内心世界弥漫着空洞与茫然，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孤独边缘者，成为“强大的、没有灵魂的、依靠无数相互啮合的小轮子来运转的机器上的一个齿轮”[6]148。

齐美尔也看到了日常生活的理智化特征，认为日常生活时刻处于被计算的状态之中，任何东西都被数字化了。不仅物如此，人也同样如此。在齐美尔笔下，日常生活被计算模式所掌控，社会已变成一个机械化的计量容器。“出钱获得解放的农民，变成赚钱机器的商人，领薪水的公务员，这些人似乎都把个体从种种限制——即与他们的财产或地位的具体状态紧密相关的限制——中解放了出来，但事实上，在这里所举的这些人身上却发生了截然相反的情况。他们用钱交换了个体之自我中具有积极含义的内容，而钱却无法提供积极的内容。”[7]422齐美尔的分析道出了现代性货币文化背后的隐藏逻辑：货币的可计算性将日常生活问题转变为一个个数学问题，个体的交际依赖于货币的可交换性原则，后果则是自由的沦丧和生活内容及其意义的消解。个体虽然通过金钱占有了某物，但实质上却遮蔽了物的本质，物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因而流失和消解，这也正如舍勒所言：“世界不再是温暖的、有机的家园，而是变成了计算的和工作进取的冰冷对象，不再是爱和冥思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加工的对象。”[8]988

二、脱域生存下的情感困境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当下社会的交往呈现出短暂性和虚拟性特征，现代人虽然能在微信、QQ等网络时空里自由畅谈，但网络化的虚化生存带来的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的虚假幸福。在快节奏的现代都市生活中，个体之间的萍水相逢式交往使现代人情感出现双栖状态：想融入人群，但却游离于人群，始终处于情感的脱域状态。在这样的情境下，现代人情感的两栖性呈现出紧张状态：现代人在情感上日趋冷漠，焦虑成为社会的普遍心态。

社会的高速发展，日新月异已不足以说明问题，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瞬息万变是现代性社会的真实写照。本雅明如此隐喻现代生活的紧张感：生活就如同击剑比赛，个体时刻处于防范与出击的紧张感之中，沉静的表象中潜藏着稍微受到攻击就会迅速反击的排他性。可以说，社会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虽然极大地提升了个体的自由，但同时也衍生了难以消解的精神孤独和情感冷漠。对此，厄里在评析齐美尔时有着精辟阐释：“由于大都市中有着丰富而多样的刺激，人们不得不养成一种冷淡和迟钝的态度。如果不养成这样一种态度，人们将无法应对人口的高密度所导致的这类体验。城市人格就是冷淡、超然、腻烦。”[9]511

齐美尔强调，虽然流动性的脱域生存使现代人拥有了更多的生活空间，“但是也因此在人之间设置一种距离：因为它使相距最遥远的人之间能够相互接近和协调，所以它也在最贴近的人之间促成一种冷静的而且往往令人疏远的客观求实性。”[10]309现代人日益对周遭环境抱有敌意，孤独地固守自我脆弱的灵魂。现代人如同刺猬一样，时刻对他人保持戒心，在难以走进他人心灵的同时也阻挡他者进入自我的内心世界。现代人共享着都市空间和日常经验，却无法分享各自的内心体验和情感。现代人亲历现代性物事，但却无法交流和分享彼此的感受，这也正如恩格斯所看到的那样，现代人“彼此从身旁匆匆地走过，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好像他们彼此毫不相干……所有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11]319。

北川东子指出，在齐美尔的现代性理论中，“在这些解放体验中，街道没有了名字，人们没有了面孔，一切都变成了景观，一切都只不过是主观体验的一个契机。”[12]61传统个体的生活印象，来自彼此间的习惯使然，来自规则的惯性思维。而在现代性经验中，曾经传统的熟悉经验与当下快速转换的影像、瞬间一瞥的中断或突如其来的经验事实相比，是很难使人意识到的。北川东子通过齐美尔的“他者”概念对现代性经验中的人际关系展开精辟分析，认为“他者”是一种强行挤入个体感知网络中的存在，它表明了现代个体令人窒息的生存质态，个体“被硬塞在狭小的空间，相互之间迫不得已结成了某种关系的状态”[12]132。

现代人的生存体验被虚化，脱域的时空导致传统“在场”的确定性情感体验的消失，也使得稳定的、可依赖的情感归属目标离现代人渐行渐远。在现代性经验中，现代生活风格弥漫出一种由紧张、期待与各种欲望复合在一起的情绪。个体内心的安稳逐渐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因紧张所导致的晕眩感，以及由于密集的生活烦躁而引发的紧迫感。刘小枫认为，货币文化和都市机理强化了现代性体验，它使个体存在从传统的感情联系中抽离出来，而工具性的理性心理不足以维持自身，在这种体验下，“报复性的感受和心性(傲慢、冷漠、矜持、孤僻)就产生出来，其心性品质趋向是返回内心性世界，生活冷感与对实在的全然感觉化的理解连结在一起。”[13]340-341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人生存的核心论题在于：个人的创造性如何保证能战胜都市日渐扩展的客观文化？现代人如何在都市生存中超越客观精神的重大负担？

现代人的情感危机在海德格尔笔下早有体现，海德格尔认为，现代世界的危机在于现代人的生存缺乏根基，日益远离了诗意家园，日常生活不再具有诗意性。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人内心充满焦虑不安，因而塑造出一种情感过度反应，衍生出情感的冷漠。海德格尔的这种现代性情感危机在马尔库塞那里则是生活的真实需要被各种“虚假需要”的幸福幻象所取代。假的需要是“通过社会对个人的压抑的特殊影响附加到他头上去的：这种需要使得劳苦、侵略性、困境及非正义永恒存在”[14]4。因为现代人的心灵深处缺乏确定性存在，内在空虚与无聊驱使现代个体在不断翻新的刺激和感官享受中追逐瞬间的满足，因而导致虚假幸福幻象的生成。马尔库塞以艺术为例指出，由于现代艺术的日益技术化，艺术品由于批量复制与兜售，因而逐渐丧失社会批判性和否定性，同时也丧失了审美超越性和救赎性，社会被笼罩上了一层“幸福”的虚假面纱。

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描述了现代人的这种情感困境：现代人“丧失了想象的能力和丰富故事的能力，从而丧失了判别真伪的能力，并逐渐地放弃了鉴别真伪的能力”[15]224。在本雅明笔下，商场、交通、车间、街道和人群，都是现代性展厅中的新经验，它们如梦幻一般呈现，构建了现代性的新奇体验。克拉考尔描述了现代都市中的“拾荒者”形象：“一个破晓时刻的拾荒者，他用棍子串起只言片语，将其扔进手推车。他忧郁、执拗，带有几分醉意，但从不会轻易让这些被遗弃的碎片……其中的任何一种，被晨风拂去。”[4]14在克拉考尔笔下，垃圾是都市的文化隐喻，是现代都市的伴生物，也是现代都市文化衍生出来的精神碎片。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以诗人或文人们的悲悯情怀和审美眼光，力求把这些“文化垃圾”从真正的垃圾中捡拾出来，送入现代性的展厅。在他们看来，现代生活的经验碎片承载着现代性的历史线索，它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串起和唤起历史经验，可以让被忽略的历史重新恢复。

沃林指出，“今天，经验已经如此彻底地被意识简化和过滤掉了，以至最后保留下来的经验只是那种最必需的、只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的经验。”[16]233弗里斯比则描述道：“在极端形式下，随着新鲜或不断变化的印象而来的诸多感觉的持续轰击，产生了神经衰弱人格，它最终不再能够处理这些纷至沓来的印象和冲击。这导致了在我们自身和我们的社会及物质环境之间创造距离的努力。”[6]96沃林和弗里斯比认为，现代人的情感困境是一种病理学意义上的广场恐怖症，是现代人对外在事物感觉过敏的产物，是现代生活的外在压抑所引发的现代性独特病理经验。由于客观文化对个体精神的压制，现代人的个体精神无法抗拒他者化的外在文化的侵入，因而导致个体体验的碎裂感，最终引发情感焦虑和生存困境。马尔图切利认为，个体无法融入现代性社会中，是因为现代人“感到自己好像被无法在内部同化的、也不能完全拒绝的大量文化因素粉碎。换句话说，在现代性中，问题不仅仅在于客观文化和主观文化之间不断增加的差异，而是也在于个体被客观精神粉碎的危机，因为客观精神的增加速度是惊人的。”[17]316

基于现代性带来的情感困境，个体的感性高扬成为现代人面对日常生活的必然反应。由于日常生存的无力、经验缺乏和情感空虚，现代人不得不通过感官享受与神经麻醉来实现自我确证，甚至通过疯狂消费与娱乐刺激来满足内心的情感体验，以此应对理智化生活带来的枯燥无聊。个体在顺应现代文化形态、现代生活客观逻辑的同时，力图通过个性的强化凸显自我，用头脑代替心灵来应对日常生活的冲击。在显示独特个性的同时，现代人对日常生活逻辑“可互换”效应的抗拒与超越，也被悄然转化为内在性经验，消融于个体内在心理结构中。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不仅是一个充满社会学意义的空间实体，也是一个情感化的空间实体。现代人承载着日常生活的压力，而消费和享乐可以弥补理智劳动的机械性、片面性和单调性，使现代人在物化生存中获得暂时的救赎。

三、越境体验中的审美超越

由于现代人情感的双栖性，进而衍生出心境上的冷漠主义。从审美的层面来审视，这或许可以称之为审美冷漠主义。这种审美心性与个体生命感觉的碎片化体验相关，也与个体形而上学的生命感觉相关。为了应对情感上的审美冷漠主义，现代人逐渐发展出一种精致的“距离”心态，以越境者的姿态来应对现实生存。

生活感觉的距离心态来自这样一个形而上学事实：生命形式使个体灵魂与生活实在保持某种排斥关系，“生活实在”是一个自在之物，它“从遥远的地方”对个体说话，个体的感觉触摸不到生活实在。都市人是具有孤独感的个体，在都市社会中，人们往往身在闹市，却反而倍感孤独和寂寞。当他们失意、落魄、痛苦的时候，往往因找不到可以倾诉的对象，而陷入失语的境地。都市中摩肩接踵的个体没有谁会在意彼此的喜怒哀乐，个体在他者眼里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也正是因为如此，现代生活触发了一种新的焦虑的个人主义情愫。个体为了避免被压倒性的社会机制弄得消耗殆尽，力图通过体现自我的个性实现对现代都会生活的越境。

齐美尔在《关于漫画》一文中提出“人是越境者”的命题，“我们虽然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特性与思维、我们的积极价值与消极价值、我们的意志与力量上是受限制的，——但同时我们又具有越过限制眺望、越过限制前进的能力，而且也知道那样做是必须的。”[12]154根据齐美尔的描述，一方面，现代人意识到自我受特定时空场域的固化和束缚；另一方面，作为越境者的个体又渴望实现对固化时空体验的超越，竭力突破边界对自我的限制。这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超越“不仅是对个别界限、而且是对精神生命界限的突破和超越，是一种自我超验的行为，这种行为首先确定内在的——不管是真正的还是可能的，反正都一样——界限”[18]6。越境体验是齐美尔区别人与动物的前提和出发点，在他看来，个体的存在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越境者”：个体身处某个边界内，同时又有着超越边界的渴望。

齐美尔通过“桥”与“门”的隐喻描述了现代人的边界感和越境体验。桥将分离的两端连接，不仅实现了不同界域连接的目的，并且使这种连接直接可见。门是某一固定的空间与外在空间的连接，但门能打开和关闭，它的关闭比墙更能提供一种强烈的将这个空间之外的事物都阻挡在外的隔绝感。门为自己确立边界，但它带着自由，在确立边界的同时也能再次取消这个边界，门能把自己置于它的外面。[19]221在齐美尔眼中，桥关联此在与彼在，实现对分离两岸的连接。门同样具有连接性，但连结的是内外两个空间。桥与门的不同在于前者的连接是固化状态，无法改变，而门的连接可以自由变化，它可以打开也可以关闭。桥与门都具有边界的意味，桥实现了对分离两端的连接，是对边界的一种跨越。门的打开与关闭实现了对空间的超越，它是个体超越自我界限的无限可能性的隐喻，使个体的“越境者”本质得以呈现。

边界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概念，也是对个体现代性生存的一种形而上的哲性隐喻。个体作为天生的越境者，必须不断地打破束缚自我生存的边界，进行不断的自我超越。然而，个体生存的边界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存在，边界在个体生存中处于一种游离不定的状态。个体要超越的边界并不是一个事实的真实存在，它是一个虚构的，是被反复界定的想象的存在。也就是说，现代人在任何方向上都有边界，同时又在任何方向上都没有边界。因此，边界永远只是虚构性的存在，它以一种模糊的方式为个体所体验。因此，与其说边界是一个经验上的范畴，不如说是一个形而上的观念范畴。由于边界的虚构性或想象性特征，因而使对生存边界进行不断超越的经验性事件，免却了与日常生活的各种各样的牵扯与连接，实现了自我超越。这种超越意味着个体成了真正的自我越境者，它不再停留在日常存在之中，它不断地生成与创造，不断地跨越边界，不断地超越现实存在。生命的现实就体现在对现实存在的不断超越中。

对越境者来说，“绝对的当下感”使他们时刻保持高度的兴奋和紧张。越境者对不可预期的、即将到来的刺激和紧张充满着期待和兴奋感。不是征服的结果，而是征服的过程，或者说生活的此在体验让越境者心向神往。生活的即时性能让越境者感受到生活浪潮的全部力量。对过程以及行动本身的关注，就是对当下性与即时性的关注，这具有相当诱人的魅力。由此，越境是个体生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个体存在的组成部分，越境体验呈现出现代性的审美品质。对边界的超越并不是完全与现实存在绝缘，越境以超越此在的彼在形式内在于现实的当下存在中，是个体对生活连续性的中断，是生活此在的“异质躯体”。个体的越境游离于自我中心或自我意识引导的生活进程之外，是现实生存连续性中的异质性因素，可以视为异在于自我的他者体验。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现实生活的整体性意味着生存的此在体验，那越境则意味着不同于现实此在的超越性彼在体验。

随着现代性社会的转型，脱域生存不仅使现代人远离了熟悉的家园，同时也使现代人面临生存和情感困境。现代人无论身置何处，无论如何努力，发现都无法避免精神层面上的失落。生活与情感的双栖脱域使现代人逐渐衍生出审美冷漠主义，使现代人以越境者的姿态与物化现实保持距离，实现精神救赎。越境体验是个体对物化生活之平淡乏味的明确决裂，是对个体所观察到的物化现实的明显拒绝。越境对日常生活连续性的中断所衍生出来的超越性，也是个体实现日常生活审美救赎的一种策略。在越境生存中，个体淡化了日常的物化生存，使整个灵魂领域从现实存在中得以逃离，使个体通过与物化客体保持距离来实现自我的审美救赎。因此，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超越，偶然的外在事件被赋予特殊的内蕴意义，涌现出新的审美生存向度。个体因而得以超越被工具理性所异化的生活意识，焕发出日常生活的诗意体验。返回自我内在心灵寻求归家感觉，以此逃避日益物化的外在世界，这也正是20世纪以来审美主义的理想与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