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润 泽， 徐 诚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北京 100872)

近代以降，中国思想文化界发生了巨大变革，以报纸杂志为载体的新型媒介与新式学校、学会共同推进了现代中国学术的思想转型。这场变革的时间节点在1895年至1920年的25年间，不但“产生了报纸、学校、学会等新型传播媒介，还诞生了新的社群媒体——知识阶层的出现”[1]。“国故之争”和“王国维之死”作为民国学术思想史上两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连接着旧学与新学，沟通着古代与现代。学术界往往从思想史角度考察这两种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往往忽视报刊杂志在文化思想上的推动作用。本文以民国报刊杂志史料为依据，对“国故之争”“王国维之死”等当时的文化界新闻事件始末进行了梳理，认为报刊杂志作为传播知识的媒介，发挥了培养和涵化的功能，催化了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现代化转型[2]920-953。

一、近代报刊空间中的“国故之争”论战

以1919年《新潮》杂志刊载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为标志，民国学术界展开了长达20余年的学术讨论，这场讨论以近代报刊为传播空间，开展了围绕对待“国故”的态度、方法和价值的论争。王学典、谢保成、陈以爱、桑兵等学者都对民国时期的“国故”之争做过详细论述[3]。然而，学者忽视了近代报刊在这场争论中的巨大作用。

“国故之争”依托《新潮》和《国故》两份北京大学内部报刊展开。1918年北京大学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了“新潮社”；1919年傅斯年的同学薛祥绥、张煊等成立了“国故月刊社”。两个社团分别主办了《新潮》和《国故》杂志，围绕“国故”的性质、地位、目的、研究方法开展了学术论争，并引起了胡适等学者的关注[4]。20世纪20年代，《小说月报》《民国日报·觉悟》曾以专题形式对国故问题开展了大讨论。顾颉刚、郑振铎、郭沫若、曹聚仁等学者的加入使这场讨论不只关注对待新学、旧学的关系，使学者渐渐认识到中国学术的走向及其现代转型[5]。

1922年，蒙文通在《友声》上发表了题为《近二十年来汉学之平议》的文章，此文是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宏观性梳理的成果之一。他指出：“近二十年间汉学的派别很多……最风行一世的,前十年是今文派，后十年便是古文派。什么教科书、新闻纸，一说到国学，便出不得这两派的范围。两派的领袖，今文家便是广东的康先生，古文家便是浙江的章先生。”[6]蒙文通指出，20世纪前20年的“国故之争”主要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派和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派之间的争论，其核心思想仍是新学与旧学、疑古与信古的争论。1922年12月7日，柳诒徵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发表了题为《汉学与宋学》的演讲，主张调和汉学与宋学，学者不应纠缠于此。1923年1月10日，顾颉刚发表了《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他认为：“我们是立在家派之外，用平等的眼光去整理各家派或向来不入家派的思想学术，我们也有一个态度就是‘看出它们原有的地位,还给它们原有的价值’。”[7]此后，民国学者开展了有关古史的论争，通过对《尚书》《诗经》等典籍的整理，间接回答了各自在“国故”态度上的不同。如胡适在1923年5月15日致信郭沫若、郁达夫，劝其不要攻击考据学；6月1日，顾颉刚响应胡适“重提《尚书》的公案”的号召；8月5日《读书杂志》刊载了钱玄同、顾颉刚等人关于“疑古”与“信古”方面的文章；10月10日，胡朴安在《民国日报·国学周刊》上发表了《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10月16日，陈问涛在《学灯》发表《国学之“遗老化”》；1924年1月13日，郭沫若在《创造周刊》发表《整理国故的评价》，不赞同盲目反对整理国故的做法；同月，胡适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作《再谈谈整理国故》的演讲；6月25日，梁启超在《东方杂志》发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后收录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同月，张荫麟在《清华学报》发表《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考论西学输入我国的影响。民国时期，围绕国故讨论的文章约50篇，其中，曹聚仁是较为突出的报人。

曹聚仁作为一位报人，在《涛声》《新希望》《新语林》发表了国故研究的系列文章。如1925年12月30日发表的《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认为整理国故“必不离于考订名物训诂诸端”。后来曹氏还撰写了《国故学大纲》，影响深远。邵力子主编的《觉悟》是《民国日报》的副刊。作为当时思想文化宣传的阵地，《觉悟》发表了大量先进言论，促进了新文化运动发展。1922年前后，章太炎受江苏省教育会之邀在上海讲学10次，其中第四次讲学为“国学之派别”，讲授传统经学、小学。曹聚仁以特派记者身份当场记录，整理成《国学概论》，由上海泰东图书馆出版，由是受到章太炎的赏识。次年，曹聚仁开始任教于上海艺术科学院、上海艺术大学、国立暨南大学等校，编写了《国故学大纲》(1925)。《国故学大纲》共计10章，介绍了国故学的研究法及主要分类，与报纸所载观点吻合。曹聚仁之后，胡适在1926年6月6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上，对这场运动进行了深刻反思。胡适指出：“多少青年，他也研究国学，你也研究国学，国学变成了出风头的捷径……有许多人，方法上没有训练，思想上没有充分的参考资料，头脑子没有弄清楚，就钻进故纸堆里去，实在走进了死路。”[8]359

“国故之争”作为一种学术话题，衍生出两种概念的讨论。一是“国学”的具体指代。胡适认为“国学”是“国故学”的简称，“中国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都是国故，研究这门学问的就应称为“国故学”，简称“国学”[9]。曹聚仁对此提出了反驳意见，认为“国故学”不应省作“国学”，一旦省去了“故”字，“把原本明确的进步立场涂抹得污七八糟，致使求新人士因噎废食地连同整理国故的正当性一起抹煞”[10]。二是将“中国学术”简化为“国学”。“国学”概念本来是为区别西方学术而言，乃是“中学”的延伸。由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各类《国学研究》《国学概论》而言，“国学”观念已深入人心。

“国故之争”自1919年开始，直至民国结束仍有讨论，集中时段乃是1919年至1927年[11]253。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顾颉刚等学者皆有讨论，这场论争围绕“何为国故”“如何整理国故”而展开，通过报纸期刊这种新型传播媒介，形成了以北京大学《新潮》《国故》为中心、以胡适、顾颉刚为主力的论争。在“国故之争”的背景下，民国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整理旧学的学术活动。包括：整理中国古代典籍的目录、版本，如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余嘉锡《古书通例》等就是对古代目录著作的总结；注释和新译先秦经典，如《诗经》《尚书》等典籍均有新译新注本问世；总结和反思旧学成就，如梁启超和钱穆都撰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是对旧学的总结。“国故之争”背景下的中国学问有了巨大进步。一方面，学者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潜心著述，这一时期随着新材料，如甲骨文、敦煌文书的问世，加深了旧学的研究；另一方面，以王国维为中心的新证派和以章太炎为中心的传统派在学术方法、学术思想上展开了更深层次的讨论，依托报纸、期刊等新型传播媒介，使学术传播更为广泛[12]。“国故之争”由新证派代表人物王国维自沉事件而形成高潮，这场文化事件使学者开始思考什么是国学，如何看待新学和旧学。

二、“王国维之死”与作为知识传播空间的近代报刊

“王国维之死”作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在20世纪20、30年代掀起了颇为广泛的学术论争，直至80年代仍有学者围绕王国维之死进行讨论。一方面，近代报纸和学术期刊为这场讨论提供了传播平台。如《新闻报》《晶报》《力报》都对王国维之死进行了广泛而全面的新闻报道；一些学术期刊，如《文学周报》《文字同盟》《国学月报》还设专刊进行集中讨论。另一方面，借助王国维之死这场文化运动，掀起了新学与旧学、疑古与信古的学术论争。近代报刊在学术论争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中国学术得以在20世纪成功转型，也与报刊的传播和发展密不可分[13]。

1.近代报刊中的王国维之死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作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王国维在甲骨学、文字学、思想史领域都是里程碑式的人物。1927年6月11日，王国维以自沉北京昆明湖结束了短暂的一生。在他去世以后，各大报刊争相报道，自1927年到1948年都有持续讨论，这些见诸报刊的文章大致可分5大类别：新闻类、传记著述类、诗词类、追念类、学术讨论类等。

新闻类报道主要集中于1927年王国维自沉去世后不久，如《时报》连发4篇报道，《王国维投昆明湖》(1927年6月11日)、《王国维投河遗嘱在衣袋内发现》(1927年6月12日)、《继梁巨川而投水之王国维》(1927年6月13日)、《日人追悼王国维学士》(1927年7月2日)。这4篇报道最早对王国维投湖经过、遗书的发现以及日本学者追悼王国维进行了集中报道。最早报道在1927年6月11日，题为《龟甲文学家自杀——王国维投昆明湖》，并以打油诗形式介绍王国维投湖梗概：“向某录事借三元，悄然向颐和园去，在龙王庙桥落水，死后未发现遗书”[14]。《日人追悼王国维学士》则列举日本学者如狩野、内藤诸博士，并评价：“王学士长逝，非独中国不幸，抑亦东方学术界之大损失也。”[15]《新闻报》先后有《清华教授王国维自杀详情》(1927年6月11日)、《王国维之遗书》(1927年6月12日)、《王国维灵柩运沪》(1927年7月7日)等新闻。《清华教授王国维自杀详情》评价其学术贡献，并探究其死因，“氏治学方法虽新，而对于政治上之观念，则仍不脱尊君之旧信仰。平生虽未受清室之恩遇，而于清室终有恋恋不忘之念”[16]。由于报纸传播速度快、发行量大，使这一文化事件迅速传播，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此外，《晶报》以《王国维天之死因》(1927年9月21日)为题再次讨论王国维的死因，“有自附于遗老之某氏，与日本人至密迩，故尝留居日本，至终岁不归……其后某忽告王，谓某项生意折阅，君之资本已丧失，尚不足四万金……至某之向王索款，逼迫至是”[17]。《晶报》主张“逼债说”，因报纸篇幅较短、观点明确，因而迅速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传记著述类著作最早的两篇是刊载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上的《王静安先生著作详目》和王国维弟子徐中舒所撰的《王静安先生传》。《王静安先生著作详目》列举王国维已刊著作30种，已写定未刊者3种，未写定者14种，补遗3种，并附《观堂集林补编目录》[18]。《王静安先生传》记述较为简略，对王国维的生平经历、学术著述进行了简要介绍[19]。继而姚名达(1927年)、赵万里(1928年)、袁嘉谷(1935年)、宋慈抱(1945年)、洪焕椿(1947年)皆作传记专记王国维的学术年表，或详或略。姚名达《王静安先生年表》发表于1927年的《国学月报》上，以时间为序记叙了王国维的生平、著述及其学术演进；赵万里在1927年至1928年先后在《史学与史地》《文字同盟》《国学论丛》《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发表王国维著述目录，《国学论丛》1928年第3期发表的《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资料最全、影响最大。此外，吴其昌《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也对王国维的生平学术进行了梳理，该文是吴其昌的演讲记录，以时间顺序罗列王国维的主要学术成就，“自民国五年至民国十二年，先生四十三岁至五十岁，这八年是先生学术生涯中的黄金时代”[20]。吴其昌提到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1849-1931)与王国维的关系比较密切，对王国维学术影响很大，这是前人所忽视的。当然，这类文字多是从作者生平著述出发，对王国维生平著述进行一般性描述，由于出版较为仓促，还有不少文集、书信、手稿并未收入[20]。

诗词类和追念类文章内容丰富，且多为王国维生前好友。诗词类如梁启超、林语堂、王力、刘复、李思纯都作有挽诗，邵瑞彭还作有《吊王静安先生赋》(《国学月报》1927年8期)等。追念类文章分为两类。一是对王国维投湖事件的追述，如陆侃如《关于王静安的死》作于王国维死后不久，大致描述陆侃如得知此事的反映[21]。朱应鹏《王国维先生之死》援引顾颉刚先生观点谈到：“我听到消息后，就和朋友谈到王先生之死，当然受革命影响，因为这一次的革命，我们至少要认为是新旧思想冲突的结果，沉湎于国学的，久而久之，没有不要带复古思想色彩的，王先生当然逃不走这个公例。”[22]二是对王国维生平学术的追忆。如陆懋德《个人对于王静安先生之感想》采用中日对照模式，分别概述了王国维在钟鼎甲骨文、考古学等领域的成就[23]；又如毕树棠《忆王静安先生》追忆与王国维生前琐事，“他的字写得不算好，酷似其人，可是批校书稿，都是用工整的小楷，有朴素之美”[24]。这类文章以追念王国维生平、推测死因为主，学术价值有限。新中国成立后，罗继祖编有《王国维之死》(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陈平原和王风编选了《追忆王国维》(三联书店，2009年)，辑录百余篇王国维追念性文章，成为探究王国维死因及考证其生平的重要补充。

学术讨论类针对王国维的学术贡献展开评述。朱芳圃《述先师王静安先生治学之方法及国学上之贡献(附图、表)》及《述王国维之考证学》对王国维治学思想及其考证学成就进行了讨论。《述先师王静安先生治学之方法及国学上之贡献(附图、表)》分别论述王国维的治学之方法、国学上之贡献以及著作目录[25]。《述王国维之考证学》则分别论述了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殷墟甲骨文、整理辽金元史料方面的贡献，并总结其学术方法，“盖君于乾嘉诸儒之学术方法无不通，于古书无不贯串。其术甚精，其识甚锐”[26]。容庚《王国维先生考古学上之贡献》(《燕京学报》1927年2期)、贺昌群《王国维先生整理中国戏曲的成绩及其文艺批评》(《文学周报》1928年276期)分别讨论了王国维的考古学贡献及戏曲成绩。王国维去世以后，针对其学术的讨论成为主流，围绕王国维的甲骨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成就的探讨绵延不断。一方面，王国维特殊的学术地位及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影响使学术界迫切需要为王国维进行一个准确的定位；另一方面，王国维作为“新证派”的代表，对所涉诸多学科都有开创之功。新证派的学术研究体现出重视史料、讲求新出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的学术方法，这一派学脉传承清晰、理论方法成熟，成为20世纪学术研究的主流。

2.知识传播空间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

古代中国的学术传播主要靠聚徒讲学、著述刊印、信函往来等方式传承[27]。近代报刊的兴起改变了传统学术的著述方式，搭建了一个传播知识的媒介空间，以此培养和涵化新的“惯习”。这不但加快了学术成果的传播，也使学者从书斋走向了公众视野。

围绕“王国维之死”，近代报刊刊载的内容主要包含3方面。一是以《申报》《大公报》《小日报》等报纸的学术专栏为中心进行的学术成果的推介及述评，如夏定、夏域《王静安先生之板本学》对王国维在古籍版本学上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推介，“静安先生固不以收藏名，顾以锐利之眼光，渊博之学识而推论版本，多道人所未道者”[28]。这类报纸的学术板块篇幅较少，对其学术成果的评述往往以书评为主，推介其未刊稿或批校本，少有学术研究的宏篇大论。二是以《燕京学报》《清华学报》为中心的学术论文的刊布，近代学报的兴起大大推动了学术的研究。王国维去世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主办的学报都有专文介绍王国维的学术思想及其成就，如《王静安先生著作详目》(《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1927年7期)等[29]。近代学报为传统中国学术的传播提供了平台，利用刊发周期短、学术传播快的特点，引领了学术思潮，不但容易形成学术讨论的中心，也激发了学者研究的动力。三是以学科为中心的专辑类报刊，如《文学周报》《国学论衡》《国学丛刊》《考古专报》等，这类报刊多为学会主办，集中刊登某一领域的学术成果。《文字同盟》《国学月报》在王国维去世后曾以王国维为专题进行多方位的报道[30]。

在“王国维之死”这一文化史事件的传播过程中，近代报刊充当了一个传播信息的媒介空间。新的话语空间已借助近代报刊制造舆论的功能得以建构，围绕“王国维之死”的事件呈现、细节披露逐渐催化了辩论与博弈，对观点的反思与汇总又进一步提出思考、总结或搁置的要求，最后在探讨的过程中自发地进入学术研究的领域。百年前，梁启超在其《饮冰室自由书》中认为“舆论之所在，未必为公益之所在舆论者，寻常人所见及者也”，并将“报章”与“学堂”“演说”列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以“利器”之名突显近代报刊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塑造与思想革新中的独特地位[31]。

随着西学的传播，尤其是近代报刊的兴起与发展，现代的知识传播空间得以建立，通过培养与涵化的功能逐渐影响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走向。学者借助新材料、运用新方法，逐步突破以经学研究为中心的传统学术框架，知识结构不断更新。近代报刊加速了学术的现代化进程，学术期刊围绕某一历史事件或理论专题的组稿产生促进了学术思潮的形成，由“王国维之死”这一文化事件逐步形成了以王国维研究为中心的学术争鸣，并由此延伸出更为广阔的学术论争。

三、学术思想的转型与新思想的萌发

近代报刊与新式学校、学会及书局等具有相似性，都是现代社会的知识传播空间。在现代与传统互相交织的学术思想传播过程中，报刊作为新型传播媒介大大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转型。历史演进中体现的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转型”与“现代化”在中国流播历史过程相关联，当时学者围绕“现代化”的概念进行的讨论及其对这一概念的认知都参与构成了民国中后期的历史书写与学术思想的内容。作为近代中国的宏大概念之一，1920年之后“现代化”在中国多个领域流行开来，因此，如果以“现代化”的发生、发展与挫折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及其所处的国际国内多重背景，可得到综合体现全方位变革的认知趋向。概言之，围绕社会转型问题的报刊史研究并不只是科技进展的历史，还需要联系所在的社会背景及报刊出版对社会的影响。

思想的“转型”首先直接体现在表层，即报刊内容与语言上，复合词汇的创造与定义即是一例。20世纪30年代初，与“现代化”相关的复合词汇在报纸论述中已较为常见，“政治现代化”“现代化战争”“经济现代化”“生活现代化”等语词散见于报端论章。《大公报》1930年刊文《现代化与非现代化》，引创“政治现代化”一词表现民众意志与法律秩序[32]，“现代化战争”一词强调新式武器与人力、物力的组织动员[33]；《申报月刊》1932年刊文《中日关系之未来的展望》，认为“经济现代化”的概念可指生产制度的变革，由手工业转为机器工业[34]；《语丝》1928年刊白石《从吃甘蔗说起》，文章谈“现代化”生活的内涵，认为“现代味”已令人无法否拒[35]。作为与“现代化”内涵密切重合的“近代化”，其语词散见于1920年代初的中国知识分子著述。1922年3月严既澄在《民铎》杂志上刊文评论梁淑敏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到“近代化的孔家思想”[36]。1933年，经《申报月刊》策划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影响甚巨。《申报月刊》曾在1933年第2卷第7期集中讨论了中国现代化问题。如杨端六《中国现代化之先决问题》、李圣五《中国现代化的条件与方式》、张良辅《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和方式》等文章。其中，张良辅指出中国现代化主要的侧重应是“关于经济方面的”，“因为经济关系的变迁是必需继之以政治、文化、学术等上层社会结构之变迁的”[37]。由此可见，民国学者对现代化的初步探索仍是集中在经济层面，唯有解决了当前的经济问题，方能带动社会的向前发展。“现代化”的说法自此在中国知识界流行开来，20世纪30年代后，蒋廷黻、陈序经、胡适等学者对“现代化”“近代化”“现代国家”“近代国家”等概念的引介与讨论在其专著、论述中已属常见。如蒋廷黻《中国近代化的问题》指出：“近代世界文化有两种重要的特别：一种是自然科学，一种是机械工业。”[38]并进一步考证这两种文化的特点及其历史演变，总结出当时近代化的弊端。

20世纪30年代初“现代化”的讨论借助报刊逐渐在中国流行，这对中国学术思想的转型起到了促进作用。学术活动内部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关系结构，不仅受到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制约，蕴含着现代与传统、新知与旧学、旧有思潮与新兴思潮之间的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它们彼此之间纠结、缠绕、渗透，构成了特有的学术空间。中甫于1947年发表了《从五四运动说到现代学术》，总结了五四以来的20多年中国学术界在文学、语言学的成绩，提出“五四以来提倡科学，并且提倡用科学方法研究学问，考据学家所用的方法亦是科学方法，其精密和详细并不下于西洋科学家”[39]。五四以来，中国的学术发展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学者能够普遍利用科学方法解决学术问题。在学术空间内，并不存在哪种思想可以脱离它而单独存在，总是借助作者与读者、作者与作者、理论与实践、不同理论之间，出版与销售、创作与传播之间或明或暗、或显或隐的方式彼此挟持，互相浸润与影响。李则纲曾发表《历史学与现代人生》总结了现代历史学的6个作用，如增进科学的精神、供给人类社会的真相、决定个人的人生观等[40]，皆是现代科学思维下的历史研究，与民国以前的学术思维与指导方法截然不同。现代化的转型、科学思维的培养大都通过报纸期刊进行传播，在脱离旧有的传播媒介后，使现代化思想逐渐传播开来。典型的代表是创刊于上海的《现代学术》，其于1931年8月20日创刊，主要由杜定友、杜冰坡、马哲民等人撰稿，以传播现代学术为职志，不但发布有关现代政治、教育等学科的文章，亦有不少西方译作，如粟豁蒙翻译的河西太一郎所著的《农业恐慌形态论：世界农业恐慌中的三种形态》、张海曙翻译的罗素撰写的《到幸福之路》等。类似的还有1928年创刊于上海的《社会科学杂志》，介绍流行于西方的社会思潮、科学理论等；1928年创刊于成都的《科学思想》发表了大量文章讨论什么是科学方法，如《科学底价值与科学方法》(1928年第1期)、《思想界底真理与科学方法》(1928年第3期)等都推荐了科学的学术方法。又如1947年创刊于北平的《现代知识》，主要设置现代史料、现代通讯、现代时评、科学等栏目。受五四新文化思想的鼓舞，报纸期刊在推介科学研究方法、评述现代学术思潮方面贡献巨大，正是上述报刊杂志积极推荐现代的学术方法，才使学者逐步冲破旧学的枷锁，运用现代方法解决学术问题，如王国维、罗振玉、于省吾等“新证派”的学术实践就是证明。新证派即利用新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研究旧学，王国维的治学方法乃是广义是“二重证据法”，并不是一般学者所说只利用新出土的地下文献(如甲骨、金文等)研究古史，而是广泛运用了甲骨、金文、石经、各类古写本等综合研究。

再者，置身于思想内容生产链条中的各种印刷机构印刻了近代中国传统学问与西方新学的印刷品，构成了学术思想转型的关键环节。扫叶山房、申报馆与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概莫如是，这些出版机构一度以报刊、书籍、杂志为工具，在刊行印刷品之际，其经营历程也是一例。创办于清乾隆年间的出版机构——扫叶山房，即以雕印为主，印制文献可达数百种。扫叶山房的印刻对当时的知识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从晚清到民国，扫叶山房的经营情况出现了巨大变化。据上海档案馆藏“上海特别市书业同业公会会员书店概况调查表”，位于公共租界的扫叶山房，获工部局发出版业执照(10号)，经济局发商业登记证(第46128号)，清光绪六年(1880年)开业，资本3000元，1942年增至20万元，出版物之性质含“经史子集老书等”；又据国民政府实业部与上海市社会局在1933年至1935年间对扫叶山房的调查，与科举制度密切相连的古籍刊印失去了价值，《沪市出版业近况调查·古书业》有如下记载，“经史子集销额极微”。扫叶山房作为传统古籍保存的印刷机构，见证了“经史子集”代表的传统学问在近代的隐退，暗示了近代中国学术思想转型的知识趋向。

近代报刊作为夹杂信息、具有涵化功能的大众媒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建构新的“国民意识”，制造“新文化”潮流，进而嵌入中国学术思想转型的过程。以文学思想的革命为例就可见一斑。“文学革命”发生于1917至1922年，包括“新文学”的酝酿、突破、巩固与定型，这场革命是晚清与五四新文化人两代人的合力，经由五四一代《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撰完成自我经典化。在这一过程中，近代报刊对该领域内西学东渐与旧学新知的调和起到了重要的建构作用。回顾近代报刊发展的历史则不难发现，仅就文学思想的阐发而言，以报章为中心的内容占据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流。从《新小说》开始，当时的文学革命团体都以筹办刊物来实践其思想主张，在实践上以作家亲自创办或编辑杂志为主。《〈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提到鲁迅创作并发表于《新青年》的《狂人日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41]238。同时，报刊的编辑方式与内容风格也对文学思想的阐发造成了影响，回顾晚清及五四的思想界，真正意义的“辩论”有限，而那些具有革命意味的“论战”则占大多数，这一现象与报刊文章简化、趋于煽情的特征有关[42]。在制造“现代化”时尚与潮流的同时，近代报刊也在推动着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

四、结 论

在学术思想的传达上，近代报刊作为“国故之争”论战的传播空间，具有培养和涵化的功能。它不仅以媒介工具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思想内容的构建、生产、表达，还以新的变化的传播方式助推了学术思想形式与表达形式的转型。在“王国维之死”等文化事件的传播上，近代报刊更是兼任“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助推话语空间、学术圈层与社会网络的建构与重构。从这个意义上看，从“报刊”或“出版”的角度重新思考中国学术思想的转型有助于开辟新蹊，拓展和深化对中国学术思想的转型路径与新思想的发育机制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