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润 泽， 徐 诚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北京 100872)

近代以降，中国思想文化界发生了巨大变革，以报纸杂志为载体的新型媒介与新式学校、学会共同推进了现代中国学术的思想转型。这场变革的时间节点在1895年至1920年的25年间，不但“产生了报纸、学校、学会等新型传播媒介，还诞生了新的社群媒体——知识阶层的出现”[1]。“国故之争”和“王国维之死”作为民国学术思想史上两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连接着旧学与新学，沟通着古代与现代。学术界往往从思想史角度考察这两种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往往忽视报刊杂志在文化思想上的推动作用。本文以民国报刊杂志史料为依据，对“国故之争”“王国维之死”等当时的文化界新闻事件始末进行了梳理，认为报刊杂志作为传播知识的媒介，发挥了培养和涵化的功能，催化了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现代化转型[2]920-953。

一、近代报刊空间中的“国故之争”论战

以1919年《新潮》杂志刊载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为标志，民国学术界展开了长达20余年的学术讨论，这场讨论以近代报刊为传播空间，开展了围绕对待“国故”的态度、方法和价值的论争。王学典、谢保成、陈以爱、桑兵等学者都对民国时期的“国故”之争做过详细论述[3]。然而，学者忽视了近代报刊在这场争论中的巨大作用。

“国故之争”依托《新潮》和《国故》两份北京大学内部报刊展开。1918年北京大学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了“新潮社”；1919年傅斯年的同学薛祥绥、张煊等成立了“国故月刊社”。两个社团分别主办了《新潮》和《国故》杂志，围绕“国故”的性质、地位、目的、研究方法开展了学术论争，并引起了胡适等学者的关注[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