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勋

几千年来，文人活得稍微有点品格的时代便是宋朝。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不留其有余。”可见，虽然宋朝依旧无法改变“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悲剧，但知识分子的待遇却得到很大改观。

赵匡胤皇袍加身后，害怕手下中又出“赵匡胤”，于是耍了一个天衣无缝的把戏——杯酒释兵权。皇上独榄大权之后，政治趋于稳定，文臣由科举考试逬入仕途变得更加现实，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朝廷官员享有丰厚的俸棣，政府的言论控制相对放松，文人雅士时常聚会搞些诗词派对就不足为奇了。相比之下，宋代的文人比唐代文人承担了更多社会责任，至少在他们的文字中表现如此。所以，宋诗比唐诗更加实际，也少了脱缰野马式的个性和自由。

苏轼在《思堂记》中说自己：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入，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所以他注定做不了柳永、张先、晏殊。面对时代的苦难，能“婉约”起来的文人士子，注定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虽然为官，但苏轼一生被贬谪，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目睹了民间疾苦，使得他身上具备了民间的超链接，从一个故事可见一斑。一次蘇轼问婢女自己腹中有何物，众婢都说是“文章”“才识”云云，等到小者婆朝云开口，她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朝云是了解苏轼的，听罢此话，苏轼捧腹大笑。

苏轼之不合时宜是因为他喜欢站在平民角度看问题，他到过很多州郡，每到一处，农民的生存状况、生活环境都牵动着他的心。

来到北方，看到人民遭受蝗灾和旱灾，便把见闻写逬诗中：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者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来到南方，看到洪涝灾害很严重，便题《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很明显，苏轼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统治阶级。当时苛捐杂税使农民食不果腹，所谓“苛政猛于虎”。

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苏轼的个性已经发挥到极限，他的人道也发挥到了极限。如果将苏轼放到历史的本来位置，那么，可以窥见他的自省既是封建宗法制度下知识

分子必经的转变，也是自我防卫的必要手段。

从“言”到“不言”的历史潜规则已经变成一种人生哲学被文人接受。苏轼的软弱不是他本身的问题，而是文化土壤的问题;苏轼的逃避不是堕落，而是回归纯真的捷径。这样的回归应该在历史语境中被认同，这不会减弱苏轼的魅力，恰恰突显出封建专制社会对个体的蔑视和摧残。而政治失意成就文学天才，这又是无奈中的万幸了吧。

苏轼被贬到黄州时，作《初到黄州》，其中“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一句体现了他乐观旷达的人生信念。忍受痛苦是一种无奈，享受痛苦才是一种境界，“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那飘逸而浪漫的身影犹如立在眼前。

只可惜，苏轼的浪漫是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最后的狂欢。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王朝在金兵的呼喊声中砰然倒地，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淮河以北沦为金人的国土。文人无法回避山河破碎的时局，即使是以婉约为主要词风的姜夔、吴文英，也在词中诉说对中原沦亡的哀愁。

诗人中，陈与义和曾几的爱国诗歌体现出悲壮的时代精神。陈与义的《伤春》其实不是在伤春，而是在伤国，南逃时他作诗指出“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钱钟书说“宋代诗人遭遇到天崩地塌的大变动，在流离颠沛之中，才深切体会出杜甫诗里所写安史之乱的境界，起了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同感，先前只以为杜甫‘风雅可师'这时候更认识他是个患难中的知心伴侣。”苏轼看不见这些荒乱，是他的幸，只不过，他之前的诗词似乎已经隐隐预示了他身后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