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新 郭佩文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管理学院）

一、引言

开展性教育工作已经成为促进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的重要手段。《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1994 年）、《儿童权利公约》（2003 年）等赋予了政府向青少年提供准确和完整的性健康信息的重要责任。在澳门，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也是澳门教育暨青年局（以下简称“教青局”）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与教育工作的重要部分。虽然青少年性教育得到了政府、学校、社会团体的日益重视，但是性教育的效果仍然不理想。2018 年12 月，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与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联合继续开展关于澳门中学生性与心理健康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访的澳门中学生性知识问卷测验答对率仅为52%，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澳门青少年性教育的效果。研究基于调查所收集的最新数据将进一步厘清青少年性相关行为的影响因素，探讨青少年性相关行为的形成机制，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回应澳门以及中国内地的性教育等问题，更科学地开展青少年性教育工作，为助力澳门建设“健康城市”提供参考。

二、文献回顾及理论假设

（一）文献回顾

如何科学地向青少年传递性知识从而避免非意愿的或是过早的性行为一直是性教育工作的重要课题。青少年性及生殖健康的发展需要完整的信息、公开而诚实的对话，以及有关性与性关系的建议和支持。[1][2]然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公开讨论性的话题是禁忌或被认为会促进青少年婚前性行为，例如美国的“唯禁欲性教育模式”不提倡教育者向青少年传递如何避孕的信息，他们认为，青少年无法做出成熟的决策，因此教育者应教导学生如何应对性诱惑；而 “综合性教育模式”则力主适时向青少年提供完整客观的性信息，帮助他们发展个人的自律和理性选择能力。[3]越来越多的研究已证明，禁欲的性教育干预模式的效果失败率很高 ，对推迟青少年首次性行为年龄和预防性传播疾病方面的效果是有限的，而且被认为是限制了青少年获取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信息的权利，被许多专业卫生人员反对 ；与之相反，综合性性教育则被认为更有利于延迟性行为、降低性行为频率、减少性伴侣、增加避孕措施的使用等，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4][5][6]

在青少年时期发生性行为很可能会发生意外怀孕和性传播感染，而在中国社会，这种可能性的发生被认为主要与“青少年性知识的缺乏”和“心理社会适应不良”有关 。[7][8]确实，我国中小学生性知识掌握情况普遍不乐观，在对中国11 个省市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现况调查发现，其及格率仅为53.3%，学生对性教育课程和专门的性教育教师具有一定的需求。[9]性教育干预支持者认为，通过改变青少年的行为、认知或亲子关系 可增强性教育的作用，改善青少年性健康[10][11][12]。父母通过在家庭中进行亲子性交流，被认为是理想的性教育干预，然而受中国传统保守观念影响，这种亲子性交流相对缺乏。“积极的青年发展观”（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PYD）被认为可以减少青少年危险的性行为并促进性健康，PYD 水平（认知能力、社交能力、自信心、人际关系水平）高的青少年不太可能从事危险的性行为，比如堕胎、不安全性行为等。[13]基于上述研究观点和结论，我们认为，需要进一步了解澳门青少年性行为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才能在青少年性教育过程中通过提升其PYD 水平改善性及生殖健康。国内已有从青少年的性知识获取渠道、性态度或性价值观、性别等方面对青少年性相关行为的影响因素做的一些实证研究，但这些研究都少有从教育学的视角总结经验。[14]虽有从性教育目标、内容、实施与评价方面对中外性教育相关政策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可参考的实施策略，然而，目前关注澳门性教育及青少年性行为与相关因素的实证研究还很少且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因此，本文将基于知信行理论搭建结构模型分析路径，并运用多群组结构模型分析方法检验性相关行为形成机制的性别差异，以系统梳理澳门青少年性行为的影响因素，进一步优化性教育的路径。

（二）模型构建及研究假设

知信行理论（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简称KAP）认为，行为的改变分为知识获取、态度产生和行为形成三个连续过程，且这三个过程是互相作用联系的，个体通过学习掌握知识，经理解转化为思想观念或态度，并依此表现特定的行为模式。 “知”是对相关知识的认识和理解，“信”是信念和态度，“行”是行动。知识是行为改变的基础，信念和态度是行为改变的动力。该理论由英国人柯斯特于20 世纪60年代提出，常应用于健康教育研究，以解释个人知识和信念是如何影响健康行为的改变。因此，我们在知信行理论观点基础上，拟构建基于性知识、性态度和性相关行为三个潜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结合相关文献，这三个潜变量具体界定如下：

广义上，性相关行为是一种交往行为，具有生理、心理、社会等多方面的目的。接吻、拥抱、爱抚、性经验、性行为等是性相关行为的具体表现。而性知识则是有关性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美国的《综合性学校性教育指导纲要》具体界定了性知识的内容：“包括成长与发育、人类繁殖、解剖学、生理学、手淫、家庭生活、怀孕、分娩、父母身份、性反应、性取向、性别认同、避孕、堕胎、性虐待、艾滋病和其他性传播疾病等”。[15]有研究从性生理、怀孕、避孕、堕胎及性病传染五个方面编制了“性知识”量表，以测量性知识水平。据此，把性知识界定为受访者对于有关性方面信息的了解，直接反映性认知水平。根据态度的概念，有学者将性态度定义为人们对性行为进行判断和认识的价值标准，认为性态度是一定时期性心理固定化、系统化的思想反映，核心问题是对于性问题的道德评价。国外有关性态度的量表主要有：社会性取向问卷、性观念调查问卷以及由Hendrick 与 Reich（2006） 编制的多维性态度量表等。[16]为此，本文把性态度界定为性价值观，涉及对性及性相关行为的科学认识，能够稳定地反映性心理状态。在概念界定基础上，借鉴上述研究及相关量表，由此构建本文的测量指标体系和分析模型，见图1。

图1 澳门青少年性相关行为影响因素的结构模型路径分析

青少年性相关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假设。大量研究已验证性知识、性态度与性相关行为的影响作用。在对北京城区中小学性态度与性行为调查中发现，随着青少年性情感逐渐丰富，性观念逐渐开放，性相关行为发生率也呈明显增高的趋势，并且近六成学生认为性行为会影响心理健康。[17]为此，我们提出假设1（H1）：性认知通过性态度对性相关行为产生负向作用。

青少年性相关行为形成机制的性别差异假设。人类学家唐纳德·西蒙斯（Symons，1979）指出：“在世界各地，性被理解为女性拥有而男性渴望的事物。”[18]在性别因素上，大量研究表明，男女在性态度以及性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Petersen& Hyde（2010）研究发现，男女在性态度和主张上存在明显差异，男性不仅有更多的性幻想，性态度也更开放。两性在性态度上的差异也反应在行为层面上，著名的跨文化心理学家马修·西格尔及其同事（Segall& others，1990）认为：“世界各地，几乎无一例外，男性比女性更可能发起性活动。”[19]因此，我们提出假设2（H2）：青少年性相关行为的形成机制存在性别差异。

三、数据的收集、测量与检验

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简称“学联”）以信函形式于2018 年11 月29 日邀请了澳门9 所中学，并安排占中学总数25%的班级参与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出1396 份问卷，收回1338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为973 份。调查对象的年龄主要处于14～17 周岁，包含507 名男生和466 名女生。其中，14～15 周岁的329 人（33.4%），16～17 周岁的387 人（39.8%），较均匀分布在初一至高三年级。

通过对量表的样本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性知识、性态度、性相关行为作为观察变量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 值）均大于0.6，说明量表内部信度比较高，通过信度检验。其中，性态度的测量运用主成分最大方差法对量表的9 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KMO=0.814，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1363.151，df=36，P=0.000＜0.001），并提取2 个主成分（即“边缘性行为态度”和“避孕态度”），累积解释方差为58.01%，主成分的信度系数达到可接受的水平。而对于青少年性相关行为的测量，依据上述的概念界定及调查对象的实际情况，测量题项主要是自慰性行为（看色情电影或杂志、与师长谈论有关性的话题、有自慰行为）和边缘性行为（约会、有性幻想、接吻）的范畴，即本文所界定的“性相关行为”主要是青少年的自慰性行为和边缘性行为。据描述统计，每个性相关行为选项的平均值范围为1.28～2.19，与朋友讨论有关性的话题的频率相对其他选项要高一点（平均值=2.20），这表示该行为发生频率介于一个月以上与每个月都有之间。可见，澳门青少年的性相关行为的频率不高，基本上是从未有或一个月以上才有约会、性幻想、接吻、看色情电影或杂志、与师长谈论有关性的话题以及自慰行为。

四、分析和结果

（一）澳门青少年性教育的效果分析

通过对澳门青少年的社会背景因素与性知识的双变量方差分析，见表1，从性知识（性生理、怀孕、避孕、堕胎及性传染病的知识）的知晓情况了解澳门青少年性教育的效果。从年龄上看，不同年龄段的性知识水平差异比较显著。14 岁以下的学生对性知识的了解较低，其在性知识五个方面的正确率都比较低；而16 岁以上的同学对性知识较为了解，正确率均有一半以上。从性别上看，女生的性知识整体正确率比男生高，但在性传染病方面的知识，男生正确率更高（平均值=0.513），两者在堕胎知识上有显著性差异。从教育程度上看，澳门高中生的性知识水平普遍高于初中生，其性知识方面的平均值均大于0.50。从宗教信仰上看，有宗教信仰的同学性知识得分都低于没有宗教的同学，可能是因为有宗教信仰的同学样本数量较少而出现的误差。从恋爱经验上看，有恋爱经验的同学的性知识的正确率（平均值＞0.50）普遍高于没有谈过恋爱的同学。此外，无论社会经济背景如何，澳门中学生对堕胎方面的知识更为了解，其平均值均大于性知识的其他四个方面。从整体上看，澳门青少年的性知识答对率在52%左右（总均值=0.524），反映澳门青少年性知识水平不高，性教育效果欠佳。

表1 澳门青少年的背景因素与性知识的方差分析

（二）青少年性相关行为的影响因素：性别差异的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

为探讨澳门青少年性相关行为的形成机制，基于知信行理论模型，本文运用AMOS 对全样本数据进行结构模型的绘制及检验，得出全样本数据模型路径关系图（模型1）、标准化参数及运行结果，见图1。

为深究性别对本文主模型因果路径的影响，研究青少年性教育的优化路径，运用多群组路径分析方法（Multiple-Group Path Analysis），以性别将数据样本划分为男生组507 人，女生组466 人。为检测“知识—态度—行为”这一路径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在全样本数据模型1（图1）的基础上，通过分别设定变量路径之间的性别差异，析出不同路径的分组嵌套模型，具体为：模型2 为无限制模型，设定性知识对性相关行为、性知识对性态度的影响路径，以及性态度对性相关行为的影响路径上均存在性别差异。在模型2 的基础上，模型3 设定性知识对性态度影响路径上无性别差异；模型4 设定性态度对性相关行为的影响路径上无性别差异；模型5 设定性知识对性态度，以及性态度对性相关行为影响路径上无性别差异；模型6 设定性知识对性相关行为的影响路径上无性别差异；模型7 设定性知识对性相关行为、性知识对性态度的影响路径上无性别差异。运用AMOS 计算模型参数见表2。

表2 性相关行为形成机制的多群组结构模型分析结果

如表2 所示，全样本数据模型1 和男女分组嵌套模型（模型2—7）的拟合参数都在较优拟合值范围内，说明本文运用“知信行”理论框架所构建的数据分析模型能较好地解释研究数据。比较可见，运用多群组结构模型分析方法所构建的模型2（χ2=75， df =36，P＜0.001； RMSEA=0.033＜0.08； CFI=0.977＞0.9；TLI=0.965＞0.9）和模型6（χ2=75， df =37， P＜0.001； RMSEA=0.033； CFI=0.978； TLI=0.966）的拟合参数比全样本模型1（χ2=72， df =18， P＜0.001； RMSEA=0.055； CFI=0.968； TLI=0.951）较优。模型2 是无限制模型，影响路径上均男女分组，男女组各有影响参数；模型6 只设定性知识对性相关行为影响路径上无性别差异，其他路径均有男女差别。从模型的拟合参数比较综合说明：性别对本研究所构建的分析模型有较大影响，需要分别解释，在“知信行”理论基础上所构建的分析模型需要考虑性别差异的因素。

通过模型的拟合参数比较，我们认为，需要进一步解释澳门青少年性相关行为形成机制的男女差别，为此，我们将选择模型2 与全样本模型1 作进一步的比较分析。从模型1 的参数（图1）发现，澳门青少年的性相关行为受性知识及性态度的共同影响。性知识对性态度呈显著正相关，性态度对性相关行为呈显著正相关。虽然性知识对澳门青少年性相关行为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当性态度作为中介变量时，性知识对性相关行为的中介影响呈显著正相关。性认知通过性态度对性相关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即青少年性知识越丰富，性态度越开放，其性相关行为发生频率也相对高，与研究假设1 的预测结果不同。对这一发现，下文将作进一步讨论。从模型2 发现，男生与女生在性态度以及性态度对性相关行为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证实假设2。在性知识水平方面，男生与女生的差异并不显著；在性态度方面，男生的边缘性行为态度较女生开放，而女生的避孕态度则比男生更显著。在性知识水平对性相关行为的直接及间接影响上，男女的性认知水平对性相关行为的直接影响均呈不显著相关，然而，在性知识水平对性相关行为的间接正向影响上，女生较男生显著。与此同时，在性知识对性态度的影响上，女生的性态度比男生更显著受性知识水平的正向影响。而在性态度对性相关行为的影响上，男生的性态度对性相关行为的正向影响较女生更显著。综上，女生的性相关行为及性态度受性知识水平的影响较男生显著，而男生的性态度对性相关行为的影响较女生更显著。

五、讨论与启示

（一）讨论

研究发现，澳门青少年的性相关行为主要是自慰性行为（看色情电影或杂志、自慰行为等）和边缘性行为（如接吻、约会等），较少涉及亲密性行为，其整体的性知识水平并不高，一定程度上反映澳门青少年性教育的效果，因此，为探讨青少年性教育的优化路径，本文通过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方法发现，运用知信行理论框架分析青少年性相关行为的影响因素需要考虑性别差异。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性知识对澳门青少年性相关行为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当性态度作为中介变量时，性知识对性相关行为的中介影响呈显著正相关。正值青春期的青少年，一方面是性器官生理发育逐渐成熟，另一方面是以自我认知为标志的心理未成熟，对性的好奇促使他们对性知识的迫切需求。澳门既是一个开放型微型经济体，也是一个“社团社会”，截至2021 年1 月，澳门共有注册登记社会团体10, 151 个。作为澳门社会运转的基础性组织，民间社团透过日常接待居民、开办社会服务及教育等工作，与居民有长时间的相处和持续的观察，一定程度上属于“熟人社会”。这意味着澳门青少年既受多元文化社会开放的性态度冲击，也受“社团文化”约束偏向性行为的保守。因此，一旦其有机会从学校或社会获得性知识，原本保守的性态度就会受到社会上开放的性态度所冲击，并作为其行为基础。例如，会通过“恋爱”（我们的研究也发现拥有恋爱经验的青少年其性知识水平较无恋爱经验的高）或自慰性行为和边缘性行为等性相关行为方式满足其好奇心。

然而，我们的研究结果并不能用于支持“禁欲式的性教育模式”，反而认为：澳门当前相对保守的性教育会限制青少年获取有利于其性及生殖健康的知识，不利于引导形成健康的性态度、价值观及性行为。根据澳门刑法典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六十九条和第59/95/M 号法令规定，在澳门与未成年人（未足十六岁人士）发生性行为，进行堕胎行为是违法行为。而青少年获取科学的性健康知识，更有利于延迟性行为、降低性行为频率、减少性伴侣、增加避孕措施等，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20]然而，本研究反映出澳门青少年的性知识水平并不高，在性生理、怀孕、堕胎、性传染病方面的知识正确率在52%左右，避孕知识答对率相对较低（仅48%）。澳门“教青局”于1999 年制定性教育课程大纲，分别对幼儿阶段、小学阶段和初高中阶段性教育内容进行了规定，设置了从“认识自身”及“与别人建立关系和相处”到 “品德教育”及“健康卫生”的课程。然而，课程内容主要是关于性生理及两性关系的知识，较少涉及具体的细节，比如如何避孕的知识等。因此，结合当前澳门性教育课程设置、学生获取性知识的渠道以及学生对避孕等性知识的了解情况，认为澳门的性教育属于保守。保守的性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青少年获取对性及生殖健康有利的性健康知识。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澳门的性教育，让青少年可以接受优质的性生殖健康知识，保障他们的性及生殖健康。

我们的研究也表明，青少年的性相关行为形成机制存在男女差别。综合上文的统计结果，女生的性知识整体正确率比男生高，男生的边缘性行为态度更开放，女生的避孕态度更显著，男性及有恋爱经验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发生性相关行为。这一定程度反映男生比女生的性态度更为开放，且对性相关行为的影响更为直接，这与现实以及前文梳理的研究结果是相符的。因此，在性教育过程中需要注重男女差异。

（二）澳门青少年性教育优化路径启示

当前澳门特区政府的性教育工作虽然已广泛覆盖学校、社团以及社区，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澳门青少年的性知识水平依然缺乏，澳门当前相对保守的性教育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青少年获取有利其性健康的知识，建议在已有的性教育工作基础上，从以下方面考虑进一步优化。

第一，完善性教育指导纲要，定期评估性教育干预效果。当前，澳门学校的性教育主要采用渗透式的教育方法，把性教育嵌入到道德与公民教育课程中，主要依据“教青局”于1999 年制定的课程大纲。虽然澳门已于2012 年开始推进性教育纳入正规课程，规范品德与公民科的教学学时，并且“教青局”也有持续为教学人员、学生辅导员、医护人员、家长及青少年定期举办的培训讲座，然而，目前还没有设立系统性的、规范性的性教育指导纲要，性教育课程分散在不同科目内实施，主要由校方自发决定及推行，缺乏整体统一的规划。而且性教育所依据的课程大纲从1999 年沿用至今，上一次的性教育课程官方评估报告也已是2010 年，在评估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因此，有必要组建专业研究团队重新评估当前性教育干预效果，制定完善统一规范的性教育指导纲要，并形成常规的性教育干预评估机制。

第二，对现有教育资源补充更完整和科学的性知识。2017 年，“教青局”在性教育方面的工作重点是进一步利用当地资源进行性教育，这些努力包括在道德教育中心网站上建立性教育资源数据库，将“教青局”公布的资源合并，以便教育工作者易于搜索和使用，以及更好地利用该局培养的人力资源。根据当前青少年作为互联网活跃用户的实际情况，澳门“教青局”现已针对儿童、青少年性及生殖健康状况，在其官方网站、移动咨询公众号平台等发布了大量的网络资源。但是，依据澳门“教青局”的课程大纲（1992），澳门学校的性教育更偏重“性道德“和”性传染病”方面的内容，而在具体的性生理知识（比如避孕知识）、性行为和心理方面的内容相对不足。而性教育通常包括性生理、性心理和性道德三个方面的内容才符合完整和科学的要求，因此，建议在当前“教青局”德育中心提供的不同种类的性教育资源（包括性教育资源库、教材、书籍、模型及多媒体资源等）基础上，补充有利于青少年学习的性及生殖健康的科学性知识。

第三，关注青少年性教育过程的性别差异。根据“积极青年发展观”的观点，青少年的能力（如认知能力、社交能力）、自信心（如高自我价值感）和人际关系水平对青少年性健康行为结果（如使用安全套、避孕药的使用、怀孕和性传播感染等）产生直接影响，认为能力、自信心和人际关系水平高更有可能推迟性生活，因为他们更有能力处理压力问题，而不是把压力外部化为性行为，更有信心拒绝不安全的性行为。我们的研究发现，澳门青少年性行为的形成机制存在性别差异，教育工作者在通过提升青少年的认知能力、社交能力、自我价值感、人际关系水平方面去改善青少年的性健康行为结果的过程中要注重性别差异，比如男女生对性知识的理解能力差异、自我效能感的差别等，还要注重引导青年学生了解“友情”“爱情”与“性别”的关系等性生理与心理知识，避免青少年在性态度形成时期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