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蕾萍 邱天敏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中国儿童中心科研部）

一、文献回顾

偶像一词最初来自神学和宗教，随着社会形式日趋复杂化，偶像概念也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其中，狭义的偶像指从事演艺方面职业的青春偶像，广义的偶像既包括因某一方面特质受到大众崇拜的对象，也包含榜样楷模或者理想信仰的代表。正如齐美尔在《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一书中提出，分析“概念”可以从社会互动入手去分析将这些形式集结与制度化的机制。[1]最早由洛文塔尔（L.Lowenthal）开展的偶像研究就关注到了社会机制的可能影响。[2]他将偶像区分为生产偶像和消费偶像两类，认为生产偶像是具备改造社会能力的偶像，如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等，而消费偶像是随着大众媒介发展而被塑造出的偶像，如影星、体育明星、歌星等。他发现自1940 年开始，美国社会就开始了从生产偶像崇拜向消费偶像崇拜的转型，娱乐明星和体育明星开始越来越多地占据读者视线。国内的一些研究也持续关注不同类型偶像选择背后的社会机制，但对偶像的时空特点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岳晓东在分析内地青少年偶像的变迁时，提出青少年的崇拜对象出现从“生产”型向“消费”型、从“学习”型向“爱慕”型的转向，认为这种变迁背后体现出一种价值观的本土化与自主化的特点。[3]包蕾萍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阶段偶像的产生模式进行了比较，认为消费型偶像和生产型偶像并非完全对立的两极，社会结构要素变化会导致偶像变迁，厚此薄彼的价值判断并不可取。[4]

前期文献注意到了偶像选择的社会建构性，但对于偶像变迁趋势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讨论和研究不够。关于当代社会价值变迁最具有影响力的概念框架，莫过于以英格尔哈特为代表的后物质主义理论。[5]该理论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变迁，个体价值观将会发生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型，青年心目中最重要的社会发展目标，将从经济增长转化为个体幸福；个人价值将从重个人成功转为追求自我实现的自我表达导向；权威价值将从对神权的崇拜和对理性的推崇，转变为打破权威和追求个人自主的去权威化倾向。对价值变迁的这种预测，国内不少研究都表示支持，有学者指出2007 年中国人均GDP 就已经超过2000 美元，从国际惯例看，这是经济发展达到后物质主义的临界点，后物质主义转型已经在中国启动。[6][7]不过，也有研究认为，中国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虽然“80后”“90 后”是后物质主义价值的先行者，但他们在购房、消费等方面也表现出浓厚的物质主义倾向。[8][9]

本研究将尝试从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社会价值的立场去分析和讨论偶像崇拜现象，前期研究指出“80 后”“90 后”世代价值具有“双重现代化”属性，既有物质主义，也有后物质主义的一面。[10]这种特点在青年世代的偶像观上是否也有所体现，是本研究高度关注的问题。

二、数据与变量

以采集于2015—2016 年间“上海青年调查”数据库为基础。“80 后”“90 后”样本：根据上海市常住人口中18～35 岁青年分布情况确定抽样框，抽样比为8.59%，抽样误差小于2%，使用三阶段分层抽样技术对11 所高等院校和25 个社区（街道）抽样青年进行权重配比，形成4177 份科学抽样样本。出生于1980—1989 年、1990—1999 年的样本比例分别为72.0%和28.0%。 “80 后”“90 后”群体男性占43.5%，女性占56.5%；上海市户籍青年占86.3%，非本地户籍（含外籍）占13.7%；城市户口占86.4%，农村户口占13.6%。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2.6%，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4.3%，大学专科文化程度的占30.7%，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45.5%，硕士以上的占6.9%。对照组样本：在25 个社区以等距方式抽取出生于1950—1969 年代和1970 年代的出生组各600 份，有效回收率分别为82.5%和80.3%。不同年龄段全样本共计5096 份。

偶像类型变量：本研究采用广义偶像定义，为进一步聚焦社会价值表征，在调查中请受访青年在空格填写“您心目中最崇拜的偶像是谁（除父母外）”的具体名字，经整理、编码和校对，形成结构化的变量，其中0 为无偶像或偶像为自己，1 为有偶像。按照洛文塔尔的理论，由2 名研究人员根据青年所填写偶像是否具有改造社会的能力进行分类和二次编码。生产型偶像包括政治家、商业领袖、励志榜样、师长、科学家、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各类分别按1～8 对偶像类型进行编码）；消费型偶像包括歌星、影星、体育明星、网络游戏红人、模特、影视人物和卡通动漫形象（各类别按9～15 对偶像类型进行编码），无法归类的为16；二次编码对上述16 种偶像类型重新进行再编码，将生产型偶像定义为0，消费型偶像定义为1。

价值观变量：研究采用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的世界价值观量表（WVS）甄别项目来对“80 后”“90 后”群体的价值取向进行基本分类，其中，WVS 中有一道关于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的甄别项目，“您自己认为目前对社会的发展哪两项价值最重要”，备选项分别为：1.维持社会稳定，2.让人民对政府的重大决策有更多表达意见的机会；3.刺激经济增长。4.保障言论自由。其中选择1、3 的为物质主义价值观，2、4 的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其他组合则为混合价值观。1992 年和2005 年WVS 问卷又新增了环境等区分选项。本次调研综合不同版本WVS 量表项目，又增设了备选项5 为国家意识，6 为环境保护，8 为和谐、尊重、平等和以人为本。在分类编码过程中将优先价值均选择单数序号界定为物质主义价值观，编码为1，均选择偶数序号的界定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编码为3，第一选择和第二选择奇偶不一致的界定为混合价值观，编码为2。

世代变量：在英氏看来，当物质基本满足需求后，人们会日益转向后物质主义的需求。因此，和年长世代相比，年轻一代更具后物质主义特点，而且这种特点不会因为年龄增长而消失，即“代际更替假设”。但关于中国历年的世界价值观调研显示，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比例在35 岁以下群体中并没有随时间变化出现明显增加。本研究希望能够重点比较分析不同世代价值对青年偶像崇拜行为的影响。以实足出生年份划分不同世代出生组群，其中1=“50 后”“60 后”，2=“70 后”，3=“80 后”，4=“90 后”。

控制变量：将城乡（1=农村，2=城市）、家庭经济条件（按五级分类，从1 ＝很不好到5=非常好）、教育程度（按五级分类，1=初中及以下，2=高中职高中专，3=专科，4=本科，5=硕博及以上）、性别（1=男，0=女）作为控制变量。

三、结果

（一）“80 后”“90 后” 偶像选择表现出结构多元的特点

调查显示，46.7%的青年有偶像，3.4%的青年没有偶像和偶像是自己，49.8%的青年没有填写。进一步分析发现，是否拥有偶像和原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呈正相关，原生家庭月收入越高，拥有偶像的比例越高（r =.05***），父亲文化程度高中以下青年中，50.8%的青年表示没有偶像；自身学历低的青年，“去偶像化”现象更为普遍，学历越高，拥有偶像的比例也更高（r =.09 ***）。以往研究显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青少年会选择影视明星作为自己认同的偶像，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家庭的青少年会选择政治人物、自己的父亲和公众人物作为自己认同的偶像，小城镇青年由于信息较为闭塞，更倾向于选择港台明星作为自己的偶像。[11][12][13]但以往文献中大多集中于偶像类型的内部分析，对有无偶像青年未进行过社会阶层分析，我们的研究显示，在父母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中，去偶像化现象反而较弱。

在46.7%有偶像的青年中，偶像范围扩大，表现出多元化、碎片化特点。本次调研中青年列举的偶像数量编码达到16 类，偶像既可能来自不同领域，如政治、经济、体育、影视、电游等领域，也可能产生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年龄段，如古希腊思想家、中国传统文化偶像和当代青春偶像。

从偶像所在领域来看，青年崇拜的偶像排名前五位的分别为：政治领袖（34.9%）、歌星（16.8%）、影视明星（15.1%）、商业人物（9.7%）、体育明星（6.6%）。歌星、影视明星和体育明星虽然总体比例仍然不低，但由于偶像数量多、时效性短，具体到某位个体身上，比例却很少超过2%的。

政治领袖比例最高。虽然前期不少研究认为，20 世纪末以来的市场化造星运动使得娱乐休闲领域的青春偶像对青年群体的影响扩大，也有研究指出，其他类型的偶像在青少年群体中影响较大，如雷开春等人2000 年的一份调研显示，政治领袖在中学生群体中位居第一位。[14]就此次调研数据来看，18 岁以上青年中将政治领袖作为自己崇拜偶像的现象也非常突出，占比高达34.9%，歌星、影星、体育明星等三类青春偶像的加和不过38.5%。从改造社会和推动社会发展来说，政治人物的影响面较广，影响力较大，数据从一个侧面说明当代青年关心政治，关心时事，把自己当作社会的一分子，具有较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从生产和消费的分类偶像来看，“80 后”“90 后”选择生产型偶像的比例超过半数（58.6%），选择消费型偶像的比例仅为41.4%。“90 后”选择消费型偶像的比例高于“80 后”和更年长的群体。按照本文对偶像类型的定义，生产偶像是指具有改造社会能力的偶像，消费偶像是指以娱乐休闲为特点的偶像。不同年龄段世代中，生产型偶像占比都远远高于消费偶像，但“90 后”世代中，生产偶像与消费偶像的占比最为接近。卡方检验显示，不同世代间偶像选择类型的差异非常显著（P＜0.001），见表1。

表1 选择不同类型偶像分布情况（%）

（二）“80 后”“90 后”持混合主义价值观比例最高

根据世界价值观量表甄别项目统计的结果，“80 后”“90 后”持混合主义价值观的比例最高（56.5%），持物质主义价值观者居中（36.7%），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比例最低（6.8%）。表2 显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不同世代占比均不高。“90 后”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数比例最高（7.6%），“70 后”最低（4.8%）；“90 后”持混合价值观的比例为58.6%，在不同世代中最高。虽然物质匮乏减少，物质主义价值在最年轻世代中仍然占据不低的比例（34.0%）。后物质主义在“90 后”的占比最高，但卡方分析结果显示代际差异并未到达显著水平（P=0.08），英格尔哈特关于后物质主义“代际更替假设”未得到完全证实。

表2 世代价值观类型分布（%）

（三）“80 后”“90 后”价值观的影响因素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价值观因素与偶像类型显著相关。为综合分析偶像崇拜行为的影响因素，本文选取价值观类型和世代作为自变量，将偶像类型（生产型、消费型）作为因变量，对全样本（含“50 后”“60后”和“70 后”世代）进行了逻辑斯蒂二元回归分析。研究同时控制了城乡（农村、城市）、性别（男、女）、婚姻情况（未婚、已婚）、家庭经济条件（差、一般、好、非常好）、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高中及同等学历、专科、本科、硕博）等人口统计变量和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的影响。

1.偶像类型的全样本分析

表3 显示的是基于全部样本得出的偶像类型影响因素的逻辑斯蒂二元回归分析结果。在具体模型的设置中，我们设计了4 个嵌套模型。模型1 显示的是基本人口统计变量对偶像类型的影响；模型2 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变量以后，考察了世代变量对偶像类型的影响；模型3 探讨了在控制人口统计变量和世代变量后，价值观类型对偶像类型的可能影响；模型4 综合考察了人口统计变量、就业、家庭情况、世代、价值观变量及其交互作用对偶像类型的影响作用。

表3 偶像类型的影响因素二元Logit 回归分析

研究发现：第一，就人口统计和社会经济背景来看，除城乡变量对偶像类型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外，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条件等都对偶像类型选择产生持续稳定的影响。其中，女性、未婚和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个体选择消费型偶像的机率更高，学历越高选择生产型偶像的机率越高。第二，模型2 反映的是控制人口统计变量和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的影响后，加入世代变量的影响。出生世代对偶像类型选择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出生1950—1969 年的人来说，出生于1980—1989 的人选择消费型偶像是其2.39倍（e0.87≈2.39），出生于1990—1999 的人选择消费型偶像是其2.37 倍（e0.56≈2.37）。第三，模型3 将价值观变量加入，世代变量的主效应仍然存在，但相对于持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来说，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个体选择消费型偶像的发生是其1.74 倍（e0.59≈1.74）。和模型1、模型2 相比，模型3 的拟合度更好。第四，模型4 采用逐步带入法获得最优拟合模型。控制人口统计变量和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后，世代变量的主效应最为突出，“80 后”“90 后”相比年长世代更容易选择消费型偶像；其次价值观变量也发挥重要作用，相对于持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个体，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个体更容易选择消费型偶像。

2.持不同价值观样本的偶像类型比较

考虑到持混合价值观者既可能选择生产型偶像，也可能选择消费型偶像，我们在表4 的模型5-7 对三种不同价值观类型的样本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同时在模型8 中选取了持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样本，对持这两种不同价值观样本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在持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群体中只有性别变量对偶像类型的选择有影响，其他变量的影响作用均不显著。第二，在持混合价值观的群体中，世代变量对偶像选择类型有显著影响，“80 后”选择消费偶像的是1950—1960 出生组的2.73倍（e1.00≈2.73），“90 后”选择消费偶像的是1950—1960 出生组的2.40 倍（e0.88≈2.40）。第三，在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群体中，无论是控制变量还是世代变量都对偶像选择没有影响。第四，对于持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群体来说，世代变量并无影响。即使是年长世代，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也更倾向于选择消费型偶像，而持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个体，即使是年轻世代，也更倾向于选择生产型偶像。

表4 偶像类型影响因素的世代比较分析

四、主要结论和讨论

（一）生产型偶像代替消费型偶像，成为“80 后”“90 后”最主要的选择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80 后”“90 后”群体的偶像崇拜现象表现出来一些新特质：一是去偶像化的情况比较普遍。明确表示自己拥有偶像的青年比例不到一半（46.7%）。和日常认知不同的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中去偶像化程度更高，家庭收入和学历较高的青年群体中拥有偶像的比例更高。二是“80 后”“90 后”选择的偶像来自不同领域，其中，政治领袖类偶像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其他领域的偶像分布离散度较高。三是偶像类型从消费回归到生产。生产型偶像的影响正在逐步扩大，消费型偶像的影响有所减少。章洁、詹小路曾在2006 年的调查中发现青少年崇拜媒体人物的比例高达92.9%，[15]武晓伟等2013 年发表过对在校大中学生调研中发现娱乐人物在青少年中的崇拜占到82.3%，杰出人物占17.7%。[16]和前期这些研究相比，本研究的样本不仅包括在校生还包括已经毕业进入社会或参加工作的青年，在对“80 后”“90 后”整体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消费偶像的影响相对有限，具有改造社会能力的生产型偶像在“80 后”“90 后”群体中影响力更大，这也是本研究揭示的一大新特点。

（二）价值观对偶像崇拜行为影响显著，持物质主义和混合价值观的青年更多地选择生产型偶像

偶像崇拜新变化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80 后”“90 后”中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青年更多地选择消费型偶像，而持物质主义和混合价值观的青年更多地选择生产型偶像。价值观的代际差异现象虽然存在，但英格尔哈特所假设的“代际更替”假设并不成立，在持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群体中，逻辑斯蒂二元回归模型中世代效应没有达到显著水平，相反，价值观的影响显著。“90 后”的后物质主义比例与前几个世代相比略高，但卡方检验差异并未达到显著水平。郭莲在分析1995 年和2007 年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国数据时，曾沿用英格尔哈特的差比法，即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比例减去物质主义价值观比例，用差值的缩小来证明年轻一代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持有比例正在上升。但这种差比法掩盖了其背后的真实情况，事实上这种差值缩小的重要原因在于持混合价值观的群体比例不断上升（15～34 岁青年持混合价值的比例1995 年占33.9%，2007 年占56.9%），2012 年公布的中国调查数据中，持后物质主义价值的青年比例仅为3.0%，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青年（25%），见表5。[17]

表5 英格尔哈特世界价值观调查历年中国青年数据（14—34 岁）（%）

（三）深度现代化阶段后物质主义理论面临挑战，混合价值观是当前青年价值观的主要趋势

采用英格尔哈特的世界价值观（WVS）数据样本分析中国现状最大的问题在于样本过小，可能存在抽样误差，导致研究结果代表性不足。本研究数据样本量是世界价值观抽样数据的6～10 倍，按人口分布特点取样，样本代表性更强，数据稳定性更高。从前文表2 的分析可以看出，即便是在中国开放程度最高地区，不同世代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比例都处于较低水平，代际差异不显著，但物质主义价值和后物质主义价值并存的现象在各世代都较为突出，“后物质主义匮乏”的现象始终存在。在全球经济下行危机的影响下，后物质主义理论确实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如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第五轮（2005—2009）和第六轮（2010—2014）调查数据显示，欧洲青年和社会底层的群体中，物质主义出现复兴的趋势，价值观的优先选项又重新转移到以生存需求为主的生存价值观上来了。[18]不少研究也对代际更替假设提出质疑，认为世代变量和后物质主义并无线性相关。[19][20]

后发国家和先发国家的青年发展模式也有可能不尽相同。以中国为例，虽然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人民物质层面的发展需求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和解放，这一需求反映到价值观层面，势必和先发国家有所差异。本文进一步支撑了前期研究提出的经济繁荣正在促进当代青年价值的双重转型，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物质主义价值观出现双向增长的观点。[21]显然，中国年轻一代对物质主义价值的追求并未停止，既有对安全和发展价值的追求，失业和贫穷依旧困扰着部分弱势群体，另一方面，他们对精神层面幸福价值观的追求也在不断增长，消费、娱乐是“80 后”“90 后”重视的一种生活价值，政治、商业等领域的生产型偶像也是他们心目中的价值追求。混合后物质主义和物质主义两种价值观特点的混合价值观正在深刻影响当代青年。

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观察混合价值观对更年轻世代的影响，“00 后”“10 后”偶像崇拜行为是否同样表现出生产型偶像回归的特点。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对新生世代的偶像选择进行持续跟踪研究会更具说服力。就现阶段而言，经济发展带来了物质文明的繁荣，也促进了精神文明的需求增长，简单用“后物质主义”很难解释当前青少年群体中既重视物质层面的工具理性和生产消费，又重视后物质主义层面的绿色生态和公平正义的现象。相反，重新回到现代化的框架下，思考物质和精神不同层面价值观的变迁，对青年偶像崇拜现象的理解也会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