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凌鸥 苏 敏

（广东省团校青年公益与志愿者学院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

一、问题提出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共青团及各类青年社会组织作为一支独特的社会力量为应急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持，[1]彰显了青年一代的社会担当与公益慈善精神。青年社会组织的概念最先从共青团系统发端，包括以下几类定义：自发成立与自主运作的青年自组织，[2]强调“社会性”；没有经过正式注册或登记备案的青年组织，[3]强调“非正式性”；草根青年组织、青年民间组织[4]等，强调“非政府性”；以青年为从业者主体及以青年为服务对象的社会组织，[5]强调“青年特性”。而“青年社会组织”这一称谓自团十七大报告正式使用后便成为共青团系统固定使用的话语单元。[6]本文结合石国亮在介绍青年组织[7]时的描述，根据研究需要将青年社会组织定义为由具有共同价值或利益诉求的青年从业者组成的，为实现特定公益目标而结合的社会组织与群团组织。

目前，对青年社会组织研究文献主要呈现以下特征：一是在学理上缺乏系统的理论性研究；二是在研究内容上多从组织现状、政社关系、团社关系的角度来论述，[8]较少谈及组织行为背后的成因；三是在研究对象上多针对官方或半官方的青年社会组织，对草根青年社会组织关注较少；四是在研究外部效度上多集中在单一青年社会组织个案的描述，较少结合多案例对比和案例群分析，代表性不足；五是在研究水平上，我国青年社会组织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文章较少，未能引领和带动该领域的研究。对于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公共危机、应急协同等方面学界已有不少研究，但从“青年”角度研究社会组织，特别是采取定性研究方法、从青年口述的现实故事出发的研究较少。青年是社会参与的重要主体，只有倾听青年心声、了解青年需求、化解青年难题，才能激发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具有一定公益性、社会性、青年性等特征的青年社会组织，是中国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下研究从事公益事业的部门中最具代表性、最具现实意义的实证对象。[9]调研发现，不同的青年社会组织在响应公共危机事件时形成不同的行动逻辑，有的组织自主参与，有的组织协同其他力量参与，还有的组织持一种观望心态。引发本研究探索的核心问题是，不同青年社会组织何以形成差异化的公共危机响应模式。

二、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关于社会组织参与重大危机事件的理论探究相对碎片，但总体上都试图强调多主体之间的协同、联合与整合来实现，例如，郭伟和认为，我国“新冠”防治的最大启示和关键因素是实现跨专业的联合干预治理，即“宏观的国家疫情防控指挥中心指挥协调”与“微观的救治服务组织和社区组织等提供直接的服务”互相配合。[10]陶鹏等将我国政社应急管理关系按照服务差异性和制度嵌入性两个维度分为补充、互补、替代和疏离四种模式。[11]刘霞等认为，大型突发公共危机应以政府为主导来进行危机协调，而社会部门力量整合是形成综合应急网络的关键突破口。[12]

（一）社会互动关系二分法

社会部门的整合强调人们通过日常交往中的某些规则或共识而获得群体认同和组织发展。滕尼斯提出社会关系二元对立思考范式，认为依靠信仰、情感、风俗、道德等情感联结或非正式社会规则维系整合形成成员关系，他们之间彼此依存、团结协作；而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种社会关系是人们为了共同利益而机械地聚合在一起，维系整合成员间的工具主要是契约、政治、法律、制度、规范等正式手段。[13]

社会互动关系二分法关注社会成员间的互动过程，焦点放在解释个体与其身处场域的关系格局互动所依靠的社会规则。滕尼斯认为是个体意志选择了具体的社会规则，进而塑造了社会关系。“意志”这个概念强调个体理性，指出个体会依据现实理性思考后设计出行动蓝图，进而有意识地指导个体为达到理性目标而做出行动。[14]在本研究中，社会互动关系视角可以用来分析突发事件场域内的参与者或利益相关方（如领导者、受益者、捐款方、执行者、合作方等）的关系状态与规则选择，解释组织通过意志这样的内生动机力量产生不同的响应行为。但滕尼斯并未对个体“意志”进行具体刻画，那么不同类型的组织其具体意志是如何的，这些意志由哪些具体要素构成，而这恰恰是用以解释组织差异化行动的关键。理性行为理论则将选择动因及理性构成要素与组织的目标、手段进行关联分析，这使得该理论常用于研究非营利组织a由于非营利组织与社会组织的特征高度重合，本文对两者不做区分。我国官方文本中多采用社会组织。的行为。

（二）理性行为理论

理性行为理论认为，作为社会主体的非营利组织，其目标是追求社会公义的“公益人”，[15]虽然在谋求生存与发展的阶段“公益人”会表现出一定的追求“利益”的行为，但与市场化企业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活动的主要范围是社会公共领域，满足公众需求，追求公益最大化，是出于道德、责任、使命等内在价值（选择动因）而进行的利他行为。[16][17]韦伯在分析个体行为时提出核心概念“理性”，他认为，理性是以清晰的目标导向以及明确的实现手段为基础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18]的分析框架。斯科特等人将韦伯的理性分析框架引入非营利组织的研究中，认为工具理性只是代表组织为了达到公益目标而运用的正式手段，而通过价值理性才能从根本上理解NPO 的行为动因。[19]

在此，本文将青年社会组织的组织意志、公益行为及其动因、公益目标与手段等这一系列要素组合称之为公益理性，它包括为达到公益目标而采用的工具理性手段（如科层、契约），也包括在社会互动关系框架内多种价值理性要素（如信仰、使命、道德等）的选择。借用韦伯的理性框架又将公益理性进一步划分为价值型公益理性和工具型公益理性。组织通过价值型公益理性维系整合外部机构成员，形成互相依存、团结协作的伙伴关系；通过工具型公益理性机械性地聚合不同组织，形成具有短期共同利益目标的工作关系，“工具理性”取向的成员关系整合依靠的是非人格化的因素，缺乏情感联结，因此彼此难以产生长期、稳定的共同价值和认同。由于现实中政府对社会部门的政策空间是采用“分类控制”的管理策略，[20]根据政治需要对不同类型的青年社会组织赋予不同的身份角色，使得不同组织与政府在日常关系与合作交流上并不相同。这导致了这些组织同样在组织意志的理性选择下对政府应急政策的回应态度、价值取向、救援表现和发挥的功能作用等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三）分析框架

公民社会理论坚定捍卫社会组织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权，把研究焦点投射在草根社会组织上；法团主义则主张政府通过制度化途径赋予社会组织公共机构的职能，协助政府履行公共责任，[21]该理论适用于我国工青妇等官办组织。这两大理论均难以提供全面覆盖我国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及其与国家关系的有力解释，更难以对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

目前，学界掀起一股试图超越“国家—社会”二元对立分析框架的讨论新思潮，从结构争论转向行动分析，协同治理理论强调国家与社会的治理多主体在目标、行动及效果上的统一协同，[22]试图在中观和微观层面来把握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机制、策略和路径。[23]肯尼斯·福斯特认为，一些自治的民间社会组织会主动寻求被国家行政体系吸纳；[24]唐文玉等发现草根社会组织利用“非政治”因素来实现组织目标并影响政府；[25]江华认为政社间存在“利益契合”，[26]因此，行业枢纽组织能影响政府决策；王晓杰和康晓强分别从建构协同[27]与国家治理视角[28]对共青团提出了如何处理好与党政、社会部门之间关系的议题；康晓光的“行政吸纳社会”理论[29]从政府的角度来考察国家如何对慈善组织进行整合。以上理论均缺乏对社会组织之间力量整合的关注，在现实中社会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会团结一致并主动向政府寻求支持。

在理性视角下社会部门是一个和复杂社会外部环境进行交换的体系。[30]本研究试图通过微观与中观、关系与理性的双重视角来描绘与解释不同的社会部门如何利用不同手段来实现目标诉求，关注青年社会组织间的抗疫互动关系，从组织互动关系格局与公益理性行为层面开展研究，建构出一个包含工具型与价值型两种公益理性形态的分析框架，用以分析青年社会组织公共危机差异化响应的动因。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于2020 年3—4 月采用目的性抽样，选取广东省各地区共30 位青年社会组织从业者作为访谈对象，他们口述了其及组织开展“抗疫”服务的具体历程。30 位青年公益者所在组织既有官办也有草根，包括青年群团组织、青年行业性枢纽组织、青年社区组织、青年社会服务机构、青年公益组织、青年志愿者组织、青年基金会等七类抗疫主体，工作领域包括青（少）年工作、妇女及儿童工作、儿童救助、慈善捐赠、心理援助、组织培育及协作、志愿服务及社区综合服务等。被访者年龄在22～35 岁，在青年社会组织工作了1～8 年，职位涵盖了管理者、秘书长、项目主管、一线工作者等。研究者对访谈资料、文献资料以及权威新闻媒体报道进行综合分析，对参与抗疫的青年社会组织的群体影像进行深描，运用类型比较法归纳了青年社会组织三类危机响应模式，进而提炼出背后不同的机制原理。

四、结果与分析

青年是社会的中坚力量，社会治理的生力军，在我国数十万个社会组织中，青年已成为主要从业人员，年龄在45岁以下的占71.2%，[31]广东省的青年公益从业人员比例同样达七成以上。[32]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33]。青年社会组织已成为影响当代青年思想意识、价值取向、行为习惯的重要载体。本研究中的广东本土青年社会组织通过多种方式投身公共危机事务，包括组织动员、筹款筹资、宣传倡导、服务救助、同业支持、资源联动等，描绘了一幅在疫情情境下广东“青年勇敢群体”[34]的画像及行动图景。调研发现，自主开展救援和选择观望的青年社会组织相对较少，而在官方主导或推动下以协同参与的“助理”身份进行应急行动的青年社会组织占据了绝大多数，整体呈现稳定性较好的纺锤型危机治理结构。

（一）积极响应、相对独立的自主行动模式

自主开展救援的青年社会组织协助政府提供补充性或替代性的应急服务，虽然组织数量不多，却是抗疫先锋，冲在突发危机的第一时间，抢占宝贵救援时间，防止危机大规模扩散。这类组织包括以共青团为代表的青年群团组织、以深圳市义工联合会、广州市慈善联合会为代表的青年行业枢纽组织，以及一些处于发展成熟期的青年公益组织。

第一，青年群团组织与青年行业枢纽组织聚焦政治引领，发挥枢纽功能，补强政府应急效能。广东共青团以组建“青年战疫志愿突击队”为抓手，以“智慧团建”系统及i 志愿“防疫抗疫”志愿服务专区为平台，广泛发动团员青年与志愿者投身应急志愿行动。以青基会系统为主渠道，发动青联、青企、青商等青年组织向海外募集社会资源，通过联系广州海关，畅通海外防疫物资过关渠道（Z7）；深圳义工联发动招募青年义工，协助口罩公司赶工生产、为防疫工作者免费理发、帮助解答居民疑惑引导树立良好防疫心态、撰写义工防疫服务指引等（Z3）；广州慈善会在腾讯公益平台、广益联募平台向社会同步发布项目募捐与倡议书，获得爱心企业捐赠1000 万元，不到24 小时筹满500 万筹款额，当晚梳理成新闻通稿传播。（Z2）在应急行动中，组织普遍运用互联网开展工作，善用传媒引发慈善叠加效应，联动政企社多方力量，自主运作涵盖“捐赠—采购—分配—派送”一站式服务，很好地发挥了对接资源、建立联动机制、发挥资源合力等作用，展现出组织强大的驾驭危机的专业能力。

第二，青年公益组织以公益慈善为己任，加强三联互动，实现组织间合作。Z1 是一家民间非公募基金会，从年三十晚一直做救助。因为不是公募，不能参与湖北的救助，于是就找到仁爱基金会联合了很多教会机构一起募捐。青年公益人将个人价值和组织价值以抗疫这个公益契合点进行结合，自主性和公益精神被激发，道德责任感与自我价值实现需求空前高涨。“我们有医生做产品质量的把关，还联系了（武汉）当地五六家医院作为接收单位，（武汉）团委那边有我们熟悉的社工，负责统计物质需求信息，作为执行方帮我们转运物资。”（Z1）民间基金会通过组织、资源、信息的联动实现组织间跨界合作。访谈中多个被访者也提及加入了“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珠三角社区防疫公益行动网络”等，这些青年公益组织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搭建起跨界社会资源与社会需求的对接平台。

第三，草根青年公益组织追求专业发展，主动回应社会需要，发挥社会价值。访谈发现，处于发展成熟期的草根青年公益组织积极开拓业务领域，走上了一条更专业化的发展道路，对政府、社会实施非政治的、专业上的影响力，表现青年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精神风貌，同时，组织负责人表现出以实现社会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公益理想，这在廉思课题组的调研结果中也得到验证。[35]Z8 是一家“做协作、促进合作的机构”，2018 年为五十多家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及企业提供了协作服务与培训，当疫情来临后第一时间在线上做了一些经验分享，如何去支持别人、支持行动，怎么用好线上工具来进行沟通和协同，主动回应社会需求，并为湖北地区筹募和配送制氧机。

（二）官方主导、任务驱动的嵌入式协同参与模式

社区服务机构是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主要形态，尤其在城市覆盖率高达78.6%，[36]一般采取项目化运作，由正式登记注册、有较强的专业能力与承接项目实力的社会服务机构承接，在财务、人事等资源上对官方依赖较高，[37]组织的目标与行为需要跟随官方的价值偏好调整。访谈发现，像广州社工服务站、“青年地带”服务站、深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青年社区组织通过政府购买进入公共服务系统，以制度嵌入的形式提供恒常互补性公益服务，参与危机应对主要靠行政力量推动，在政府统一指挥及资源分配的情况下进入主流系统参与到一体化的应急管理中承担在地任务，成为抗疫中坚力量，支撑起最基础的公益网络体。访谈者对官方主导下的应急协同存在分歧态度，但普遍认为，组织参与危机救助更具有目的性，行政任务超越纯粹公益目标，组织角色更像是政府派驻基层的“助理”，协助管理社区事务。

第一，“主动担当式”协同：既完成指定任务又开拓性地开展工作。对“政府统筹、协调”“社会组织协助、互补”的角色定位有强烈认同，对组织功能也有清晰的认识。“非政府组织作为补充力量协助政府各职能部门参与抗疫，快速发动和组织社区专业资源，发挥服务功能”。（X8）X8 所在社工站链接社区商企开展“党建引领，‘社工+慈善’寒冬暖心行”活动，为社区值守志愿者提供暖心晚餐。X4 在街道统筹下，与清远助农产品合作，通过爱心企业购买，将农产品送给全街困境人群。X13 则在防护物资缺乏时，与社区公益基金会迅速取得联系想办法购买。

第二，“任务驱动式”协同：听从官方调遣，恪守本分，安于现状。持有此态度的受访组织最多，他们认为，基层的主要任务是要服从安排，“恪尽职守”做好本分，“少出风头”是最好的选择。“没有口罩等物品，只有一腔热血不行，要在党指挥下上下一盘棋，不能有‘邀功’‘吸引噱头’的心理去开展合作”，（X1）“社工站作为沟通政府、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做好信息互通、情况反馈等工作，配合基层做好疫情工作”，（X12）“服务方向不能违背政府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及群众需要，要服从政府的安排”（X14）。青年社区组织日常有统一标准化的项目设计（如广州“113X”社工站服务模式），参与疫情防控首要考虑保障政府防疫目标的达成，容易形成治理趋同化。但不可否认，这种行政手段与契约方式，使得青年社区组织在社区应急服务与疫后社区重建工作上可以发挥更稳定、更持久的作用。

第三，“消极被动式”协同：不认同官方的定位，不满意专业性受制的现状，被动参与。由于受限于上级或所在社区权力部门的认知，部分青年社区组织被摆在了一些无关要紧、非专业性的工作岗位上，“我们一般是街道社工站项目，工作内容没自主性，主要是凑人头、站大街、跑龙套，不知道、也不敢发明做什么，听街道安排”（X6）。X9 被借调到政府部门，除了安排在路口检测体温，“我们做的最多的是不断地统计数据，重复填写、上报上级各部门的报表和汇报材料。大家都疲于应付，没有精力去做其他事情。”（X9）“其实（测体温）这一项工作完全可以交由志愿者负责。”（X16）应急工作中的行政僭越与青年社区组织的角色错位，既违背了治理政策的初衷，也不符合政府及民众的期待，难以发挥社会部门的优势和特点。

（三）制度外、不稳定、分散式的模糊观望模式

选择观望的青年社会组织一般游离在政府应急体系外，平日与政府联系不紧密，常因“身份不明”处于尴尬境地，有强烈参与动机却缺乏必要的认可支持，是否响应取决于政府能否提供机会或资源。参与即兴、随意，应急力量分散，缺乏持续稳定和凝聚力。属于少数群体，以规模小、资源少、核心竞争力较弱、处于初创期的草根青年志愿者组织或公益组织居多。但随着政策空间适应性的提高，与政府间协作机会加大，当组织得到的支持增多后，响应方式转换的可能性会大大提升，属于抗疫的后备力量。

第一，在观望中摸索，运用自身方式提供外围的、简单的帮助。G4 是一家初创期青年公益组织，“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组织只有3 人，制作了几批中药材香囊送给长时间暴露在户外的环卫工人们，帮助他们增强免疫力，抵抗病毒。”“我们不知如何参与抗疫工作，只能每天晚上给防控人员送抗病毒凉茶、热粥，驱寒暖胃，由于没有充足的防护装备去前线支援做志愿服务，只能听从政府安排待家里。”（G2）像G2、G4 这样的草根青年组织参与响应起初源于天然的价值诉求，但出于现实考虑，组织会希望政府在给予资金、物质、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后，再有所行动。[38]

第二，在观望中寻求与政府合作，在明确组织定位与任务后，积极响应。G5 是一家青年志愿者组织，由于发展水平不高、缺乏与政府合作机会，初期并未参与响应，随着组织目标明晰、得到政府支持后积极介入。“我们逐渐摸查出各自的工作职责；到中期的时候，各自的工作职责逐渐凸显；到后期多方合作越来越多，社会组织做情绪疏导，政府部门做上门排查和流动人员登记，医务人员做核酸检测和防护，志愿者做好物资购买和体温测量。”

第三，在观望中几乎没有行动，认为政府应承担协调责任。没有行动的原因，一是应急装备不足，二是认为政府责任除了处理应急事务，最重要的是要明确各部门责任、主导多部门的危机协调。“政府前期应该公布各组织要做什么，有什么缺位的需求是可以让社会组织补充的”（G1）。“政府可以调配社会组织来做这个事情……采用包干制或点对点方式，由某个枢纽组织来结对救援，在危机后重建的恢复阶段可以把所有参与此次救援的机构与人员召集一起，听他们分享抗疫经验。”（G3）

五、思考及对策

纺锤型危机治理结构反映的是青年社会组织间差异化的危机响应行动。研究发现，这是由组织不同的公益理性取向和所处的互动关系格局所造成的，见表1。

表1 青年社会组织公共危机差异化响应的生成机制

第一，围绕价值型公益理性取向的组织响应机制的典型特征是：组织可以表达价值偏好以及对公共价值或政治信仰的坚守，并基于共同的信仰认同进行结社，形成彼此信赖、团结协作的伙伴关系，也通过自主自治提高了民主参与程度。第一类自主响应模式的青年社会组织多属于这类公益取向。青年群团组织和青年枢纽组织同时发挥行政化与社会化作用。有学者认为，共青团工作与公益事业有天然的内在联系，[39]其应急角色体现了政府公益与社会公益的双重特征，[40]团青互动默契基于求同存异的理想信念，体现了共青团面向不同治理主体时差异化的互动图谱：即面向党政的能动性回应、面向社会组织的竞合式嵌入以及面向青年群众的草根化链接，[41]在危机响应中体现引导和凝聚功能。而应急动员能力较强的青年公益组织与外部形成跨界应急合作伙伴关系是建立在彼此以公益慈善为联结基础上，形成价值高度统一的“公益慈善共同体”，依靠社会化运作有针对性地对应急问题给予回应。[42]梁绿琦在描绘“80 后”青年志愿者参与灾害救助时提出，在突破制度、资源依赖之后，一些组织已进入相对自主追求社会化公益的阶段，[43]采取主动合作、自下而上、更为自由灵活、更能满足成员价值需求的形式参与抗疫，是最接近真正“公益人”的理想状态。

第二，围绕工具型公益理性取向的组织响应机制的典型特征是：强调组织通过制度、契约、任务等公益理性机械性地聚合不同组织，形成具有短期共同利益目标的工作关系，依靠行政化、市场化运作，社会化导向被弱化。该机制与价值型机制的最大区别在于缺乏情感联结，组织行动主要依靠外部工具性因素推动。第二类制度嵌入协同参与的青年社会组织多属于这类公益取向。组织由其背后的政府来行政推动，同时又按照市场化原则以契约形式被政府赋予明确角色与职责并依托公共服务体系参与应急。政府出于稳定性与适合大多数人的理性考虑，在制定与推行政策时往往采用科层、契约等工具手段，行政效率提升，但也会让组织偏向“工具理性”。组织把服务政府目标对象作为实现组织效益的一种手段，救助目标与政府的应急目标一致，并将救助效果作为组织日后接受评估考核、获取下一轮财政拨款与签约的依据。研究发现，但凡进入政府科层应急体系的青年社区组织，其自主性受到极大制约，组织的个性化与异质性被集体身份标识替代（如称为某某“青年地带”或某某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是依靠工具性因素整合的“工作关系”，为了“完成上级任务目标”而被动聚集的关系，组织同质性较强。这些易造成组织社会责任缺乏、使命难以兑现、工作效能提升乏力等。青年社区组织/青年社会服务机构作为“公益人”，会产生价值取向困惑与平衡问题，组织发展目标首要考虑行政需求而非完全出于公益本意，青年公益者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受到压制，危机（社会）治理的效率和价值无法最大化发挥。

第三，选择观望的草根青年社会组织与前两类组织相比，最大区别在于它们一直都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生存。因此，草根组织兼具利己理性人与利他社会人的双重属性，以理性人为基本特征的市场化与以公益人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化是草根组织意志进化与发展不同阶段所要侧重的方向。正如施耐德（Schneider）强调的NPO 的发展若一直使用市场工具手法会产生偏离原先价值目标的风险，工具理性会促使其过度追求效率及资源依赖，而追求社会公义、完成公益使命的价值导向才是其根本[44]。草根组织在政治联系、道德联结等认同性需要，以及资源、契约等功能性需要未获得满足的条件下，出于理性思考，会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徘徊，价值认同模糊、整合度不高，与政府、社会部门未能形成稳定的、可持续的合作共同体关系。当与外部缺乏联结时，以“利益”为导向的组织意志便成为支配行动的力量，出现短暂的“志愿失灵”。[45]王名指出，目前大多数草根组织在政府规制和市场挤压下仍处于一个相对弱质和艰难的创业时期 ，[46]政府可以提供激励和市场化竞争，[47]让中标的社会部门联合承接应急服务，为那些与政府少有接触的草根组织提供更多的准入机会，组织也应通过市场化运作增加自主性收入来扩大资金来源，提高求发展的积极性。

青年社会组织的危机响应体现了当代青年群体与当下社会关系互动结果，反映了社会系统中的规则和资源对草根公益组织的制约与促进。[48]青年社会组织只有在一个更长时间线上投入，重塑组织价值，组织的工具性目标才能转变为公益人内在的价值追求，实现理想的自主发展的社会化公益状态。

六、结束语

青年发展规划提出要支持各级各类青年社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青年发展中的作用。从社会部门参与危机治理的视角来认识青年社会组织以及青年在参与社会治理中的形象，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良性的社会运行与协调发展需要政府与社会部门的合作，在危机发生时协同作战，整体应急。对于青年社会组织尤其是草根组织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加强社会责任与组织利益的协调。各类青年社会组织应互相汲取抗疫经验，增加日常互动互信，共同承担治理责任。新冠肺炎疫情对整个中国公益慈善行业来说都是一次考验，我们也应该对青年社会组织在重大危机应对中抱有适中的角色期望。疫情危机过后，我们需反思，什么样的组织行动和协同治理才是危机应急的标配？政府如何才能调动、协调各方力量积极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各治理主体也要反思怎样才能达到公共目标与价值追求的平衡。当前，我国尚未出现具有全国性或区域性影响力的应灾社会组织网络，由于青年社会组织间存在差异，在面对灾害危机的不确定性环境时会出现协作困境，难以形成联合应急的规模效应。正如涂尔干提出的“如何在人与人之间构建起一个能够永久地把人们联系起来的权利和责任体系”[49]，如何将不同社会部门的价值追求整合起来，让其在自主基础上产生服从和功能整合的体系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从政府的角度考虑，最理想的是发展兼具政治忠诚和专业能力的社会部门，形成国家领导下的社会繁荣。

青年社会组织呈现差异化响应，背后是不同公益理念在发挥作用，但究其深层原因，还是公共治理的道德基础，即政府与社会之间、社会内部的相互信任、依赖和合作的关系尚未建立，而这是公共治理过程中理性沟通、资源分享、协商协调、伙伴关系形成的内在推动力量。[50]公共道德基础的建立单单依靠政治、法律、理性契约精神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通过更多价值意义而不是工具意义上的“共同体”，如各类道德共同体及公益慈善共同体，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伦理团结，形成相互支持与交融的愿望。就像Z8 在访谈中多次强调的“最重要的其实不是互联网技术，也不是建一个什么平台，重点是人的网络的建设”。优秀的青年社会组织应肩负公益理念“播种机”的重任，青年公益者应做好慈善道德文化的引领者、现代公共意识的塑造者与团结协作精神的推动者，在其中兼顾效率与公平、专业主义与公益精神，才能保障公益行业行稳致远，进而有为。